【正文】 “明君賢相”為百姓所立。為此，他對中國歷史上法學的興衰作了簡單的回顧，強調在“發(fā)明西人法律之學以文明我中國”的同時，“愿發(fā)明吾圣人法律之學，以文明我地球”（同上）。所以，梁啟超這里所講的“法學”一詞的內涵與沈家本在《法學盛衰說》中對“法學”一詞所闡述的相同，基本上接近于中國古代的“律學”。(12)當然，在嚴譯《法意》一書中，“法學”一詞還出現得極少。在大多數場合，孟德斯鳩原文中使用的是“羅馬法學家某某”，而嚴復都將其譯為“羅馬法家（有幾處用了‘律家’）某某”。這說明在嚴復的觀念中，“法學”的意識還不是很強的。(13)見《沈寄簃先生遺書》（上），中國書店1990年影印版，第924925頁。(14)湯能松、張?zhí)N華、王清云、閻亞林編《探索的軌跡——中國法學教育發(fā)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169頁。(15)島田正郎著《清末近代法典的編纂》，創(chuàng)文社1980年版，第25頁。(16)筆者曾就此問題查閱了各種日本法律古籍，并特地請教了專治法制史的東京大學教授石井紫郎、明治大學教授岡野誠、國學院大學教授高鹽博等先生，他們的一致答復是：在他們所看到的日本古籍中，沒有發(fā)現“法學”一詞。(17)日本國史大辭典編集委員會編《國史大辭典》第14卷“律學博士”條（作者：久木幸男），吉川弘文館1993年版。(18)原文中是日語片假名，筆者據其讀音將其恢復為上述法、英、德語。(19)津田真道編譯《泰西國法論》“凡例”，載《明治文化全集》第13卷，1929年初版。(20)穗積陳重著《續(xù)法窗夜話》，巖波書店1936年版，第139140頁。(21)岡田朝太郎著《法學通論》（汪庚年編《京師法律學堂講義》，《法學匯編》第一冊），宣統(tǒng)三年（1911年）北京順天時報館排印，第2頁。(22)該書作者是美國著名國際法學家惠頓（，17751848）。(23)參見李貴連《中國法律近代化簡論》，載《比較法研究》1991年第3期。筆者事后請教過李先生，他說這些書他都看到過，但未見到“法學”之用語。他認為，“法學”一詞是從近代日本傳入的，但其具體過程尚待研究。(24)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838頁。(25)如中國古代的“法律”一詞是單音節(jié)合成詞，它分別表示“法”和“律”這兩個含義，而日文中的“法律”一詞不僅與中文發(fā)音不同，而且它只表示一個含義，以對應于英語的Law，法語的Droit，德語的Recht等詞。(26)不僅“法學”是這樣，其他術語也一樣，如日本人用“哲學”來對譯philosophy（國人原譯“智學”），“經濟學”對譯economics（國人原譯“資生學”、“計學”、“平準學”），“社會學”對譯sociology（國人原譯“群學”）。這此詞（哲學、經常學、社會學等）在中文中原本都是沒有的，但由于是用漢字組合，國人一看就明白，只要改變讀音，便可以立刻當作中文來使用，所以，最后都接受了這些術語。(27)施宣圓：《東瀛求索》，載1996年5月29日《文匯報》“學林版”。但李喜所著《近代中國的留學生》一書中則認為該時期留日學生總數有39056人（見前揭湯能松等編《探索的軌跡——中國法學教育發(fā)展史略》第208頁）。(28)該書由留學在日本法政大學的湖北法政編輯社社員編譯，光緒31年（1905年）由設在東京神田區(qū)的中國書林發(fā)售。編譯者在前言中宣稱：“法律之學，吾國尚未發(fā)達?！薄氨稚缤?，留學法政大學。該大學各講師皆法學泰斗，其學說豐富，足以風靡一世。同人畢業(yè)后，深慨祖國前途，欲一表貢獻之忱，用就所聞于講師之講義，并參考本講師及諸名家之著述，悉心結構，以成此編?！薄熬幾g專門法律之書，以定名詞為最難，本書所用諸名詞，多取之日本，并注西文于其下，以備參考”（原文無標點）。(29)該辭典由日本法學博士清水澄編寫，留學東京大學的張春濤、郭開文翻譯，陳介校閱，并由東京神田區(qū)的奎文館于1907年發(fā)行。參見前揭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第299頁。(30)見前湯能松等編《探索的軌跡——中國法學教育發(fā)展史略》，第154157頁。(31)同上書，第190頁。(32)明治政府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此時的“興奮點”都在于如何擴張日本的勢力，吞并朝鮮和中國。(33)當然，由于近代最早將西方的“法學”及其觀念介紹進中國的學者，如梁啟超、嚴復、沈家本等，本身都是熟讀中國古籍的人，所以，考證其使用的“法學”一詞是采自日本的漢字，還是中國的古籍已相當困難，然而，現代漢語“法學”一詞所表達的現代西方觀念，通過日本傳入中國則是無可懷疑的。(34)見《宋史藝文志》“刑法類”。《宋史》有賈昌朝傳，但傳中沒有提及此書。(35)孫祖基著《中國歷代法家著述考》（1934年上?？┖蛷垈ト手骶帯吨袊ㄖ剖窌俊罚ㄖ袊_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6年發(fā)行）均未記載此書，筆者在東京大學法學部圖書室看到過此書的藏本。(36)蔡樞衡著《中國刑法史》序，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頁。(37)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寫《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頁。(38)見沈家本著，鄧經元、駢宇騫點?！稓v代刑法考》（二），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11頁。(39)吳建璠：《唐律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中外法律史新探》，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212。(40)參見《中外法律史新探》，第212頁。新晨范文網(41)關于“刑名之學”，還需多說幾句。該學原是戰(zhàn)國時期名辯思潮的產物，研究的重點是推敲“法令之所謂”（法律之名實），強調對刑（形）、名的邏輯分析、演繹，核心在于“定分止爭”（商鞅語）、“名法正義”（申不害語）、“循名責實”（韓非語），為戰(zhàn)國時期封建地主階級從奴隸主階級手中奪得的統(tǒng)治地位尋找合法的根據。因此，隨著法家學派的衰落和地主階級與奴隸主階級的斗爭成為歷史，“刑名之學”也失去了存在的社會基礎。(42)《晉書刑法志》。(43)參見張灝《晚清思想發(fā)展試論》，載姜義華等編《港臺及海外學者論近代中國文化》，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44)潮見俊隆、利谷信義編《日本的法學者》，日本評論社1975年版，第1頁。(45)參見川島武宜著《日本人的法意識》，巖波書店1967年版，第16頁。－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