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年3月，國務院公布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二、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遵義會議是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貴州遵義紅軍總司令部駐地樓上召開的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陳云、周恩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政治局后補委員王稼祥、鄧發(fā)、劉少奇、何克全(凱豐)。會議成員擴大到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當時擔任《紅星報》主編、在會議中被選為黨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華夫)、翻譯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遵義會議是在中國革命瀕于絕境的危急關頭召開的。它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作出了英明的決策，開辟了中國革命勝利的航向。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我中央紅軍主力八萬余人被迫離開中央蘇區(qū)，進行戰(zhàn)略大轉移長征。當我軍從江西、福建出發(fā)以后，國民黨蔣介石就布置了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妄圖將我軍一網打盡。在這種極其危險困難的環(huán)境下，我軍指戰(zhàn)員發(fā)揚了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經過三個月的連續(xù)艱苦作戰(zhàn)，在江西、湖南、廣東、廣西邊境地區(qū)，突破了敵人的四道封鎖線，進入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我軍占領遵義城。一月九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隨軍委縱隊進入遵義。這一階段，我軍的損失是慘重的。當紅軍到達遵義時，損折過半，只剩下三萬多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左”傾錯誤領導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他們把這樣一種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略轉移的突圍行動，變成了“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zhàn)斗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保ㄖ醒腙P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對于為什么退出中央蘇區(qū)，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任務與方向問題，他們“始終密而不宣”，不但沒有“在干部中與紅色指戰(zhàn)員中進行解釋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會議上也沒有提出討論。”（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他們的戰(zhàn)略方針不放在爭取必要的、有利的時機殲滅敵人，而是采取一種“戰(zhàn)略避戰(zhàn)主義”，他們幼稚地認為“紅軍一定要達到了指定地區(qū)(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舉行反攻消滅敵人，否則是不可能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結果使紅軍在與敵人作戰(zhàn)中，經常處于被動地位，經常遭受敵人打擊而受到巨大損失。在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面前，紅軍指戰(zhàn)員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推行了“左”傾錯誤路線的結果，因而產生了對“左”傾中央的懷疑不滿以至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湘江戰(zhàn)役后，這種情緒達到了極點。與此同時，原來一些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也在毛澤東的說服下和實際教訓面前醒悟過來，轉而反對“左”傾錯誤。對于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早在第五次反“圍剿”時，毛澤東就多次提出過意見，軍委內部也曾經發(fā)生過激烈的爭論。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納。過了湘江后，毛澤東提出討論失敗的問題，于是從老三界爭論到黎平，從黎平又爭論到遵義。在黎平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爭論得很激烈，中心是關于紅軍的戰(zhàn)略方針問題。李德主張紅軍在黔東北與敵人硬拼，毛澤東主張紅軍向黔北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當時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jù)地的決議》。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逐漸取得了多數(shù)同志的擁護。毛澤東說服了中央許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張聞天的支持，終于“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zhàn)”（周恩來：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上的講話》）。這樣，遵義會議才得以召開。正如陳云同志傳達會議情況時所說：“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召集的?！保ā蹲窳x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毫無疑問，會議召開的本身是毛澤東正確主張的一大勝利。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fā)言，他切中要害地批評了“左”傾領導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先是冒險主義，繼而是保守主義，然而是逃跑主義。“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彼陌l(fā)言得到了大多數(shù)同志的擁護。經過三天的討論，會議通過了由張聞天根據(jù)毛澤東等發(fā)言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決議明確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退出蘇區(qū)后遇到的嚴重損失，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們在軍事指揮上基本是錯誤的”，而軍事領導上的錯誤，“A(即李德)、博(即博古)二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保ㄖ醒腙P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決議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作戰(zhàn)的基本原則?！皵U大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chuàng)造蘇區(qū)根據(jù)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qū)根據(jù)地?！保ā蹲窳x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這是考慮到四川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比黔北好的原故。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取消了“左”傾錯誤領導者的軍事指揮權，這在當時是一個生死攸關、急待解決的問題。遵義會議使黨和紅軍在極端危險的境地保存下來，改變了行動方針，勝利地完成了長征，開創(chuàng)了抗日戰(zhàn)爭的新局面，這是一個轉敗為勝的轉折點。遵義會議在組織上作了一些調整，改組了中央領導。會議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fā)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shù)姆止ぁ?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指朱德)、周(指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保ā蹲窳x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遵義會議結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時又決定“以毛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以后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行軍在云、貴、川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宿營時，常委分工又決定洛甫代替博古負總責。到一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