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警視廳的搜查官中不少人任務嫌疑犯與軍人相關，此案或疑與731部隊余孽有關。嫌疑對象最初由處理氰酸的習至野學校、第6陸軍技術研究所相關者，逐漸轉向731部隊、第九陸軍技術研究所、陸軍中野學校的相關者。在整個事件的詢問中，習至野學校、第六陸軍研究所相關者常去中國東北進行釋放氰酸毒氣和飲用氰酸毒液的實驗，以測量致死量、致死時間的人體實驗的事實大白于天下。為掩蓋毒氣活人實驗的反人道罪行，日本政府將油畫家平澤貞通作了“替罪羊”。第二：修改教科書，掀起否認侵略戰(zhàn)爭性質的逆流。1951年7月，日本文部省發(fā)布《改定學習指導要領》，首先用“進出”取代了高中日本教科書中的侵略一詞。1955年2月，初中《學習指導要領》也將“侵略”一詞改成了“進出”。1958年，日本政府開始在各府縣城實行教師的勤務評定，通過一些列的措施，日本政府逐步嚴密地控制了教育權，并通過教科書檢定制度偷梁換柱地填充歪曲侵略史實的內容。第三：否認從中國強征勞工的戰(zhàn)爭暴。日本不愿承認戰(zhàn)時日本強征中國勞工的事實，并試圖掩蓋這一戰(zhàn)爭罪行。第四：肯定日本戰(zhàn)犯和“日本戰(zhàn)歿者”的“貢獻”，意在抹殺起戰(zhàn)爭的責任，借此否認日本侵略戰(zhàn)爭性質。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東京新宿御苑召開戰(zhàn)后首次‘全國戰(zhàn)隕者追悼會”，日本首相在追悼會上致辭說”毋庸置疑，因為戰(zhàn)爭而殉國的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礎，使我們能夠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長和發(fā)展，值此追悼會之際，我的心馳向那些戰(zhàn)隕者，謹此祈禱其冥福?！?將日本戰(zhàn)犯視為“為國殉難”，稱之為奠定日本戰(zhàn)后和平與民主的“基礎”。造成里日本國民的思想混亂。第五：提前釋放在押戰(zhàn)犯和恢復公職，試圖結束“戰(zhàn)后”。根據追究日本戰(zhàn)爭責任的“公職追放”令，日本先后有21萬人曾被解除公職，但到1951年末，竟又有201507人恢復公職。未曾認真反省戰(zhàn)爭責任的日本戰(zhàn)犯及其追隨者，戰(zhàn)后重返日本政壇，成為歪曲侵略史實和否認侵略戰(zhàn)爭性質的主要政治勢力。與德國相比，日本方面對于戰(zhàn)爭責任的追究是極不徹底的。對于戰(zhàn)爭責任者的審判，只限于東京審判的被告，其余的以天皇為首的政界和財界的領導人都沒有被追究。雖然也有開除軍國主義分子公職的規(guī)定，但主要的對象是軍人，以官僚為代表的戰(zhàn)爭中的許多領導人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有的學者指出，天皇的戰(zhàn)爭責任一直得不到清算，這就向人們提出一個嚴肅問題，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認天皇的戰(zhàn)爭責任，就更難奢望日本對外承擔 5徐志明：《戰(zhàn)后日本人的責任認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59頁。戰(zhàn)爭責任。正是這種對天皇無條件崇拜的皇國史觀，阻礙了日本人在歷史問題上有一個正確認識。極端的價值觀阻礙了本人對戰(zhàn)后責任的正確認識。三、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關于影響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的內因，學者們分別從經濟、思想、文化、政治結構等多領域多視角進行了探討，研究成果相對而言也更為豐富一些。從思想、文化、政治結構等視角探討形成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內因的研究，雖然論述的深淺不一，但大多集中在對天皇制、皇國史觀的負面影響的探討上，且觀點大同小異。例如，的學者指出，天皇的戰(zhàn)爭責任一直得不到清算，這就向人們提出一個嚴肅問題，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認天皇的戰(zhàn)爭責任，就更難奢望日本對外承擔戰(zhàn)爭責任正是這種對天皇無條件崇拜的皇國史觀，阻礙了日本人在歷史問題上有一個正確認識還有的學者指出，天皇制的保留，昭和天皇的戰(zhàn)爭責任被免予追究，具有十分嚴重的象征性意義作為一般的日本民眾，多數人也無意去深究絕對主義天皇制與象征天皇制之間的本質差別，對他們來說，天皇依舊是國家的象征，依舊是國家的最高元首天皇制被保留下來，那么，作為這一國體制度理論支撐的神國觀念和皇國史觀，反過來也便在戰(zhàn)后重新獲得了“合理性”這一點，戰(zhàn)后軍國主義殘余勢力及右翼勢力也多方利用，作為他們散布錯誤的歷史認識的重要手段。對此，連日本的外交官也有同感。日本外交官小原雅博曾在其著作中指出: “日本沒能找到相當于德國納粹那樣的承擔歷史清算責任的特殊對象。周恩來總理曾表示，中國把日本軍國主義者與一般的老百姓區(qū)別開來，把戰(zhàn)爭責任歸咎于前者的方式，放棄政府賠償，對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推動作用”可是，在從戰(zhàn)前至戰(zhàn)后有一定連續(xù)性的政治狀況下，日本沒能像德國一樣以‘加害者限定論’總結歷史，只好采取了大家都有責任的形式?！庇兄匾绊懀易鳛槊褡逍愿襁€影響到思想領域和國家政治上。7日本在對外交往中尋求維護“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級秩序，是與其國內文化中強調的等級觀念相聯系。古代，由于中華文化圈的強大影響和吸引，6《菊與刀》中這樣寫道：“日本人不能以要求自己的標準來要求別的國家。他們的錯誤就在于他們認為能夠如此。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自己心甘情愿地滿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觀是不能指望別的國家接受的。其他國家并沒有這種道德觀。這是真正的日本產品”。所以這種心理又反映了日本這種“假如他的行為是違反道德標準的，但沒有被社會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沒有‘羞恥感’，從而也不認為自己有錯”的心理?！苯窈笤谝粋€相當長的時間里，日本必將保持它某些固有的態(tài)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對等級制的信仰和信賴。因此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存在著迷糊而且思想混亂的認識。四、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文化是民族產生和發(fā)展的源泉與動力。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獨特的文化特征，表現為不同的文化形態(tài)。文化與外交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外交的進行自始至終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開的。無論是對外交往對象的認識還是對外交往政策的制定過程，文化始終是在幕后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與政治密切相關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尤為突出。在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現象時，有這樣一個不可輕視的重要因素，即集團主義精神不僅對其國民性的形成 6 張建立著，核心期刊：《試析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形成原因》。雖然日本對中國是一種崇拜的態(tài)度，同時也主動遵守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但是依然注重在“中華帝國”面前自己的角色。日本民族對外在世界的秩序一直保持有一種敏感的洞察，并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時機，改變與己不利的國際等級秩序，同時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