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qū)“精準扶貧”調(diào)查思考(編輯修改稿)
2024-09-28 22:24 本頁面
【文章內(nèi)容簡介】 會讓真正貧困的人群產(chǎn)生強烈“貧困認知排斥”，即不愿意承認自身貧困，繼而對扶貧政策排斥或不接受；另一方面也會帶來“貧困認識無感”的困局，即進行識別的人群認定該對象貧困，但被識別對象不認可自身貧困，或在自身認知領域內(nèi)缺失貧困概念，繼而認為國家政策是沒事找事。在調(diào)研組參與的扶貧摸底走訪和獻策會議中，有些地區(qū)村民的冷漠態(tài)度起初令研究者不解，隨著樣本的增多課題組逐漸認識到其與內(nèi)生文化的深刻關連。包括對扶貧工作中的建檔立卡，有很多被定為貧困對象的人在調(diào)研訪談中顯示出了對扶貧工作的極度不關心。 （三）靠自身力量和政策都無法脫貧的人群。此外，還有部分因各種原因喪失或沒有勞動力的貧困人口，如老齡、幼齡、重病、精神病人等，在重度貧困區(qū)域呈現(xiàn)聚集分布。加之目前農(nóng)村青壯年外出務工，使得村落凋敝，留守人口勞動力低下，即使有政策、資源和資金，也難于讓此類人群短時期內(nèi)脫貧。對于這種情況國家目前采取的政策是易地搬遷安置和低保政策兜底。課題組認為政策導向性很正確，但在具體操作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易地搬遷安置“一刀切”情況，所有村民不管貧困與否全部搬到靠近城鎮(zhèn)周圍的集中安置點，而隨后部分不情愿搬遷的村民又自行搬回，安置點部分房屋長期空置。低保兜底政策和目前的精準扶貧看似不沖突，但實際上是“兩線兩庫分離”狀態(tài)。目前我國官方貧困標準實際上有兩條：第一條是扶貧部門所采用的國家貧困線；第二條是民政部門所采用的城鄉(xiāng)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這就形成了我國農(nóng)村扶貧標準和低保標準“兩線分離”的狀態(tài)。農(nóng)村扶貧標準對應著扶貧對象數(shù)據(jù)庫，低保標準對應著低保對象數(shù)據(jù)庫，這樣就形成了“兩庫分離”的局面，這種情況下所產(chǎn)生的兩套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成為銜接工作面臨的一大難題。這就導致在實際操作中存在低保戶、貧困戶、貧困低保交叉戶在各地不同情況下區(qū)分不清晰，不少地方一直存在著既享受扶貧政策又享受低保政策的群體。 三、“價值觀脫貧”的提出邏輯 針對上述在“精準扶貧”政策下依舊難以解決的問題，課題組經(jīng)過多次探討提出“價值觀脫貧”這一扶貧思想，認為在當前我國社會形勢下，貧困問題復雜多樣，剩下的大都是“難啃的骨頭”，而這些問題往往根植于文化，并非在限定時間內(nèi)就能真正解決的。只有在長期中，才能慢慢解決貧困人群價值觀上的扭曲和偏移。 （一）在“精準扶貧”觀點下對人的行為的深入認知。在“精準扶貧”四年的行動中，通過走村入戶、建檔立卡、深入交流、扶貧項目引入等等，可以說但凡參加扶貧的干部群眾都對貧困有了新的認識，在課題組一年的走訪、調(diào)研和座談中，不論是參與扶貧的對口單位人員還是長期駐守扶貧一線的村干部都十分贊同習總書記提出的“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而同時也感受到了當前究竟如何“扶志與智”的措施乏力。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貧困依賴”“貧困認知排斥”“貧困認識無感”人群，都是在自己的價值觀局限里面長期形成的一種認知，較難在短期內(nèi)通過利好政策轉(zhuǎn)變這種認知。 （二）在文化層次上對個人行為的剖析。長期生活在貧困環(huán)境中的人們由于文化習俗、價值取向、思維定勢的沉淀，“實際是貧困者對貧困的一種適應和自我保護”[4]。一旦將貧困放入大的文化視域去衡量，學界一般都會更加寬容貧困人群的“貧困認知排斥”和“貧困認識無感”，同時也會矯正自我對貧困的認知，更多的將其視為一種中性存在。但無法回避的是，人都是有對資源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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