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認知混合和膚淺的全球主義。 從以上世界文學觀念的變化當中我們可以看出：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學觀念是一個體現(xiàn)文化雙向的、民族主 義與世界主義并舉的文學觀念。而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學更多關注的是世界文學體系內部中心與邊緣的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學不是單一的文學模式，不是民族文學的簡單疊加，而是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間的融合，是一種歷史性的呈現(xiàn)。那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學究竟該如何理解，大衛(wèi)達姆羅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學 ?》中對世界文學的三重定義在此值得引述： 。 。 ，而是一種閱讀模式，是一種跨越時空與不同世界交流的一種模式。 這是一種新的世界 文學觀念，達姆羅什把世界文學定義為 “ 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 ” ，旨在說明民族文學在與世界文學的關系上，源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兩者同為一體 (即在一個橢圓 )，但不受制于其中一方 。民族文學不是簡單、直接的 “ 反射 ” 而是 “ 折射 ” ，需要介質才能成為世界文學。 民族文學需要介質才能進入世界文學的行列 。在與其他時空的讀者發(fā)生主要聯(lián)系，民族和世界就會產生一種 “ 緊張 ” 關系，這些就是構成世界文學發(fā)展的三大阻力。 首先是本族中心主義，用自己的普遍標準抹殺他者的差異性，主要體現(xiàn)在外國文化的本土表現(xiàn)進程中。本土文化中的特定文化群體根據(jù)自身利益排斥或提高某些價值，形成服務于特定本土利益的典律。勞倫斯韋努蒂在《文化身份的塑造》中曾寫到過現(xiàn)代日本小說的英譯的事例。二戰(zhàn)后，由于美國的出版商和評論家確定了日本文化的形象，形成了對日本小說英譯的 “ 典律 ” ，即便 “ 日本讀者未必有同感 ”① 如谷崎潤一郎的小說，日本人對此反應有些不冷不熱，甚至《細雪》在 20 世紀 40 年代被軍人政權中被查禁。但是，《細雪》在英語文化中大受歡迎，因為這種典律體現(xiàn)了 “ 美國式的傷感情緒 ” ，塑造了一個與戰(zhàn)前窮兵黷武的完全不同的唯美化的國度，這很大程度上會造成文化誤讀。通常，譯入語文化的規(guī)范及需求在極大程度上扮演著世界文學 “ 把關人 ” 的角色，這主要是體現(xiàn)在翻譯策略上，它影響著文學作品的翻譯、銷售和閱讀。特別是弱勢國家的文學作品翻譯成英語時，幾乎采取歸化策略，擅自操控文本，使得 “ 有意曲解的文本難免淪為某個預先形成的歷史性爭論或理論體系的注腳。 ”② 其次是超經典。正如馬利安高立克所說， “ 經典性 ” 及 “ 經典 ” 問題以及這一問題的興衰是學界廣泛探討的話題。經典是理解世界文學的組成部分，大衛(wèi) 達姆羅什在介紹 “ 世界文學 ” 時曾指出，從前世界文學僅僅被分成 “ 主流作家 ” 和 “ 非主流作家 ” 。 “ 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前期，歐洲與北美作家仍舊是諾頓選集的焦點所在。 ” 這一狀況在 “ 伯恩海默報告 ” 發(fā)表后才有所改變。 “ 現(xiàn)在的主要文選 (例如由朗文、貝德福德和諾頓自己出版的文選 )收錄的作家多達 500 人，通常來自幾十個不同的國家。這幾乎讓人相信舊時代以歐洲為中心的經典已黯然消退。 ” 但是經典作家 “ 在各類文集中仍都穩(wěn)坐江山，無人能及。如同雷克薩斯汽車一樣，高端作家通過后經典潮流獲得了增值，鞏固了他的市場份額。 ”③ 這就是達姆羅什所說 的“ 超經典 ” 。 “ 超經典 ” 一直被老牌的 “ 主流作家 ” 占據(jù)，積累了雄厚的文化資本，地位不可動搖。而經典三層次中的 “ 反經典 ” 則由低一等的和有 “ 反叛 ” 聲音的非通用語作家組成，他們屬于強勢語言中的非主流文學。結合世界文學的教學實踐，達姆羅什指出由于課時的限制，世界文學的課堂總被超經典霸占著。超經典獨霸，使得有些作品只是曇花一現(xiàn)，并且由于其地位穩(wěn)固， “ 反經典 ” 無法進入超經典的行列，世界文學的閱讀范圍受到限制，成為當今世界文學發(fā)展的一大阻力。 除了本族中心主義、超經典外，阻礙世界文學發(fā)展的另一大阻力就是權力關系的不平等 。道格拉斯羅賓遜在《后殖民研究與翻譯研究》一文中提出 “ 翻譯與帝國 ” 這一術語，帝國除了是指統(tǒng)意義上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實體，更重要的一個身份是文化霸權。在這種權力關系之下，掩蓋的是一種文化對另外一種文化的控制。比如，在現(xiàn)今的 `翻譯作品中，將其他語言的文本翻譯為英語文本的數(shù)量遠低于英語文本翻譯成其他語言的文本。在英美的出版物中，翻譯作品所占份額在 20 世紀 50 年代只有 2%到 4%， 60 年代為 4%到 7%。而中國在 1892 到 1913 年 (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出版的書籍中，翻譯作品就占了 2/3。這也就是勞倫斯韋努蒂所指的 翻譯 “ 丑聞 ”(scandal) 。英美文學占據(jù)權力關系的中心，對其他弱勢文學進行支配。而處于權力關系邊緣的文學則總是 “ 西方形式與本土的折衷、適應的結果 ” 。 ④ 正如以上所舉的例子一樣，本族中心主義、超經典、權力關系不平等三者不是單一的，往往相互交錯，世界文學的發(fā)展面臨著錯綜復雜的條件限制。 公平對待各種源語文化本是理論研究題中應有之義，然而所謂的 “ 世界文學 ” 過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西歐列強的文學作品，現(xiàn)今全球化時代下又有諸多阻力，那么我們該怎樣應對這些困難，發(fā)展世界文學呢 ? 從認識論角度來說，如今的世界文學的發(fā)展，需要我們逐漸放眼全球，開闊學術視野。摒棄狹隘的民族主義，公平對待各種源語文化，反對經典與霸權， “ 跨越世界文學超經典與反經典這一頑固鴻溝，并使之形成比較的新的連接線。 ”⑤ 打破主與從、強與弱、殖民與被殖民的等級觀念，讓權力中心的國家地區(qū)真正感受到邊緣地區(qū)文學中蘊含的思想、情感。 從方法論角度來講，可以采用翻譯和比較研究。翻譯不僅僅是語言文字的轉換問題，同時也是兩種價值取向間的交流、對話。巴西的 “ 食人主義 ” 、 “ 賤民研究 ” 、韋努蒂提倡的 “ 抵抗式翻譯 ” 都是運用翻譯的方法在反霸權 過程中的有效嘗試。由于一定的阻隔、距離，兩種文本中必然存在差異，保留翻譯中存在的差異，促使我們使用比較的方法異中求同、同中取異， “ 在這種同與異的復雜矛盾運動中，尋求表層和深層的聯(lián)系性 ”⑥ ，由此促進世界文學的發(fā)展。 畢業(yè)論文開題報告萬能模板精選篇 4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