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崩潰。煩瑣、迂腐、荒唐，既無學術效用又無理論價值的讖緯和經(jīng)術，在時代動亂和農(nóng)民革命的沖擊下，終于垮臺。代之而興的是門閥士族地主階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是一種新的觀念體系。　　本書不同意時下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廣泛流行的論調，把這種新的世界觀人生觀以及作為它們理論形態(tài)的魏晉玄學，一概說成是腐朽反動的藝術東西。實際上，魏晉恰好是一個哲學重解放、思想非?；钴S、問題提出很多、收獲甚為豐碩的時期。雖然在時間、廣度、規(guī)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學所達到的純粹性和深度上，卻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為代表的魏晉玄學，不但遠超煩瑣和迷信的漢儒，而且也勝過清醒和機械的王充。時代竟是前進的，這個時代是一個突破數(shù)百年的統(tǒng)治意識，重新尋找和建立理論思維的解放歷程。　　確乎有一個歷程。它開始于東漢末年。埋沒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論衡》被重視和流行，標志著理性的一次重新發(fā)現(xiàn)。與此同時和稍后，仲長統(tǒng)、王符、徐干的現(xiàn)實政論，曹操、諸葛亮的法家觀念，劉劭的《人物志》，眾多的佛經(jīng)翻譯……從各個方面都不同于兩漢，是一股新穎先進的思潮。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壓抑了數(shù)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諸家，重新為人們所著重探究。在沒有過多的統(tǒng)制束縛、沒有皇家欽定的標準下，當時文化思想領域比較自由而開放，議論爭辯的風氣相當盛行。正是在這種基礎上，與頌功德、講實用的兩漢經(jīng)學、文藝相區(qū)別，一種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純”哲學產(chǎn)生了；一種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純”文藝產(chǎn)生了。這二者構成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飛躍。哲學上的何晏、王弼，文藝上的三曹、嵇、阮，書法上的鐘、衛(wèi)、二王，等等，便是體現(xiàn)這個飛躍、在意識形態(tài)各部門內開創(chuàng)真善美新時期的顯赫代表?！　∧敲矗瑥臇|漢末年到魏晉，這種意識形態(tài)領域內的新思潮即所謂新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反映在文藝－美學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簡單說來，這就是人的覺醒。它恰好成為從兩漢時代逐漸脫身出來的一種歷史前進的音響。在人的活動和觀念完全屈從于神學目的論和讖緯宿命論支配控制下的兩漢時代，是不可能有這種覺醒的。但這種覺醒，卻是通由種種迂回曲折錯綜復雜的途徑而出發(fā)、前進和實現(xiàn)。文藝和審美心理比起其他領域，反映得更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豆旁娛攀住芬约帮L格與之極為接近的蘇李詩，無論從形式到內容，都開一代先聲。它們在對日常時世、人事、節(jié)候、名利、享樂等等詠嘆中，直抒胸臆，深發(fā)感喟。在這種感嘆抒發(fā)中，突出的是一種性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悲傷。它們構成《十九首》一個基本音調：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生寄一世，奄怱若飄塵”；“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萬歲更相送，圣賢莫能度”；“出郭門相視，但見丘與墳”……被鐘嶸推為“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的這些“古詩”中，卻有多少個字用于這種人生無常的慨嘆！如改說一字千斤，那么這里就有幾萬斤的沉重吧。它們與友情、離別、相思、懷鄉(xiāng)、行役、命運、勸慰、愿望、勉勵……結合糅雜在一起，使這種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歡樂少有、悲傷長多的感喟，愈顯其沉郁和悲涼?！　　　?行行重行行，與君相別離，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匆復道，努力加餐飯。 　　 ……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征夫懷遠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zhàn)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嘆，淚為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這種對生死存亡的重視、哀傷，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嘆，從建安直到晉宋，從中下層直到皇家貴族，在相當一段時間中和空間內彌漫開來，成為整個時代的典型音調。曹氏父子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發(fā)，生亦何早”（曹丕）；“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顧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阮籍有“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孔圣臨長川,惜逝忽若浮”。陸機有“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俯仰獨悲傷”。劉琨有“功業(yè)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云浮”。王羲之有“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陶潛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于百年，何歡寡而愁殷”……他們唱出的都是這同一哀傷，同一感嘆，同一種思緒，同一種音調?？梢娺@個問題在當時社會心理和意識形態(tài)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的一個核心部分。 這個核心便是在懷疑論哲學思潮下對人生的執(zhí)著。在表面看來似乎是如此 頹廢、悲觀、消極的感嘆中，深藏著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的欲求和留戀。而它們正是在對原來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奴隸制意識形態(tài)——從經(jīng)術到宿命，從鬼神迷信到道德節(jié)操的懷疑和否定基礎上產(chǎn)生出來的。正是對外在權威的懷疑和否定，才有內在人格的覺醒和追求。也就是說，以前所宣傳和相信的那套倫理道德、鬼神迷信、讖緯宿命、煩瑣經(jīng)術等等規(guī)范、標準、價值，都是虛假的或值得懷疑的，它們并不可信或無價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總充滿那么多的生離死別哀傷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為什么不抓緊生活，盡情享受呢？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所以“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不策高足，先據(jù)要路津”——說得干脆、坦率、直接和不加掩飾。表面看來似乎是無恥地在貪圖享樂、腐敗、墮落，其實，恰恰相反，它是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深刻地表現(xiàn)了對人生、生活的極力追求。生命無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來一個普遍命題，魏晉詩篇中這一永恒命題的詠嘆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審美魅力而千古傳誦，也是與這種思緒感情中所包含的具體時代內容不可分的。從黃巾起義前后起，整個社會日漸動蕩，接著便是戰(zhàn)禍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連大批的上層貴族也在所不免?！靶欤ǜ桑╆悾眨ǐ`）劉（楨），一時俱逝”，榮華富貴，頃刻喪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歲......既然如此，而上述既定的傳統(tǒng)、事物、功業(yè)、學問、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從外面強加給人們的，那么個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就突現(xiàn)出來了，如何有意義地自覺地充分把握住這短促而多苦難的人生，使之更為豐富滿足，便突現(xiàn)出來了。它實質上標志著一種人的覺醒，即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tǒng)標準和信仰價值的條件下，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fā)現(xiàn)、思索、把握和追求。這是一種新的態(tài)度和觀點。正因為如此，才使那些公開宣揚“人生行樂”的詩篇，內容也仍不同于后世腐敗之作。而流傳下來的大部分優(yōu)秀詩篇，卻正是在這種人生感嘆中抒發(fā)著蘊藏著一種向上的、激勵人心的意緒情感，它們承受著不同的具體時期而各有不同的具體內容。在“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底下的，是“烈士墓年，壯心不已”的老驥長嘶，建安風骨的人生哀傷是與其建功立業(yè)“慷慨多氣”結合交融在一起的。在“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后面的，是“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企圖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去找尋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其間如正始名士的不拘禮法，太康、永嘉的“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陸機）、“何期百煉剛，化為繞指柔”（劉琨）的政治悲憤，都有一定的具體積極內容。正由于有這種內容，便使所謂“人的覺醒”沒有流于頹唐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覺醒，才使這種內容具備學術深度。《十九首》、建安風骨、正始之間直到陶淵明的自挽歌，對人生、生死的悲傷并不使人心衰氣喪，相反，獲得的恰好是一種具有一定濃度的積極感情，原因就在這里。 如前所說，內的追求是與外的否定聯(lián)在一起，人的覺醒是在對舊傳統(tǒng)舊信仰舊價值舊風習的破壞、對抗和懷疑中取得的。“何不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與儒家教義顯然不相容，是對抗著的。曹氏父子破壞了東漢重節(jié)操倫常的價值標準，正始名士進一步否定了傳統(tǒng)觀念和禮俗。但“非湯、武而薄周、孔”，嵇康終于被殺頭；阮籍也差一點，維護“名教”的何曾就勸司馬氏殺阮，理由是“縱情背禮敗俗”。這有劉伶《酒德頌》所說，當時是“貴介公子，縉紳處士......奮袂攘襟，努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可見思想對立和爭斗之改變。從哲學到文藝，從觀念到風習，看來是如此狂誕不經(jīng)的新東西，畢竟戰(zhàn)勝和取代了一本正經(jīng)而更加虛偽的舊事物。才性勝過節(jié)操，薄葬取替厚葬，王弼超越漢儒，“竹林七賢”成了六朝的理想人物，甚至在墓室的磚畫上，也取代或擠進了兩漢的神仙迷信、忠臣義士的行列。非圣無法、大遭物議并被殺頭的人物竟然嵌進了地下廟堂的畫壁，而這些人物既無顯赫的功勛，又不具無邊的法力，更無可稱道的節(jié)操，卻以其個體人格本身，居然可以成為人們的理想和榜樣，這不能不是這種新世界觀人生觀的勝利表現(xiàn)。人們并不一定要學那種種放浪形骸、飲酒享樂，而是被那種內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風神吸引著，感召著。人在這里不再如兩漢那樣以外在的功業(yè)、節(jié)操、學問，而這主要以其內在的思辨風神和精神狀態(tài)，受到了尊敬和頂禮。是人和人格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為這一歷史時期哲學和文藝的中心。 當然，這里講的“人”仍是有具體社會性的，他們即是門閥士族。由對人生的感喟詠嘆到對人物的講究品評，由人的覺醒意識的出現(xiàn)到人的存在風貌的追求，其間正以門閥士族的政治制度和取才標準為中介。后者在造成這一將著眼點轉向人的內在精神的社會氛圍和心理狀況上，有直接的關系。自曹丕確定九品中正制度以來，對人的評議正式成為社會、政治、文化談論的中心。又由于它不再停留在東漢時代的道德、操守、儒學、氣節(jié)的品評，于是人的才情、氣質、格調、風貌、性分、能力便成了重點所在?？傊?，不是人的外在的行為節(jié)操，而是人的內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做是潛在的無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標準和原則。完全適應著門閥士族們的貴族氣派，講求脫俗的風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表達出某種內在的、本質的、特殊的、超脫的風貌資容，才成為人們所欣賞、所評價、所議論、所鼓吹的對象。從《人物志》到《世說新語》，可以清晰地看出這一特點愈來愈明顯?！妒勒f新語》津津有味地論述著那么多的神情笑貌、傳聞逸事，其中并不都是功臣名將們的赫赫戰(zhàn)功或忠臣義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的倒是手執(zhí)拂塵，口吐玄言，捫虱而談，辯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