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判費用而形成的法院與當事人之間分擔訴訟公共成本的縱向關系，二是敗訴方當事人賠償勝訴方當事人因支付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而形成的橫向關系。此外，為了確保訴訟費用征收和評定的合理性，法院應就訴訟費用征收的項目開列清單，就當事人費用的評定及訴訟費用負擔的比例，說明理由。當事人對訴訟費用的評定有異議的，應允許當事人有申請復議的權利，法院應就復議申請作出相應的答復?！　?二、影響訴訟費用界定及構成的諸因素分析　　 如前所述，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各國在訴訟費用的界定及構成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不過相比較而言，這種差異性在我國表現更加明顯。對于訴訟費用制度的研究來說，作這種差異性的比較固然重要。但差異產生的原因更值得我們探究。因為如果僅僅只是通過這種表面性的差異比較，我們還是很難說哪一個國家關于訴訟費用的界定及構成較其他國家更為科學合理。更何況，任何一個國家關于訴訟費用的界定與構成都與其特定的訴訟理念，訴訟結構、立法政策以及價值取向等相關聯。因此，要深入研究訴訟費用制度，也就不免要對這些關聯性的因素予以觸及?！　?（一）訴訟公共成本的分擔理論　　 在現代社會，我們在討論審判的作用時，往往不能無視成本問題。“因為，無論審判怎樣完美地實現正義，如果付出的代價過于昂貴，則人們往往只能放棄通過審判來實現正義的希望”在任何一個國家，生產正義的成本都是由兩部分構成的，一部分是國家負擔的“審理成本”即公共成本，一部分是當事人負擔的，“訴訟成本”即私人成本。法律基于一定的政策考慮，或是將一部分審理成本轉化為訴訟成本，或是將一部分訴訟成本轉化為審理成本。因此審判成本問題既為國家所關心，同時也為普通民眾所關注。一般來說，國家投入司法的資金越多，裁判達到的公正程度可能越高；法院擁有資源越豐富，判決速度可能越快；個人投入訴訟的成本越高，判決有利于自身的可能越大；訴訟期間越長，法院可能更加接近真實。但國家投入司法的資金、個人投入訴訟的成本是有限的，訴訟期間也不可能過份延長，故須在三者之間進行妥協(xié)、求得衡平。不過，從訴訟制度近百年的歷史發(fā)展來看，程序經濟在程序體系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它既是19世紀末以來世界程序改革浪潮的重要動力和主要方向，也是目前世界各國面臨的困境以及司法改革的目標模式。[11]　　 然而，在上述一切條件既定的情況下，具體就每一個案件來說，都存在訴訟所需費用如何在當事人與國家以及當事人彼此之間進行分配的問題。前者涉及公共成本與私人成本的比例分擔，后者涉及當事人彼此之間如何分擔訴訟成本——包括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的比例。訴訟費用就是指需要在當事人彼此之間進行分擔的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然而一個國家究竟會將多少公共成本作為法定的訴訟費用交由當事人來負擔，是與該國的訴訟公共成本分擔理論密切相關的。因此我們探討一個國家關于訴訟費用的含義及構成，不能不關注該國的訴訟公共成本分擔理論?！　?關于訴訟公共成本分擔理論存有兩種學說，一是全體納稅人負擔說，另一種是受益者負擔說。前者認為“法院本身就是用民眾和交納的稅款設立和維系的，作為政府機構的法院為納稅人處理糾紛，乃是份內的事情，因為法院一切活動所需的經費，以及法官及輔助人員的薪水都是政府預算所涵蓋的，再向當事人收取所謂訴訟費豈非重復收費?！盵12]法國之所以推行“司法免費”原則，故然與自拿破侖以來，一向追求法律平民化的思想相關聯，但不能不說與上述公共成本分擔理論存有某種。同樣美國之所以采取象征性的計件低額收費，我們認為，也與上述理論存有某種不同程度的牽連。后者則認為，當事人除了作為納稅人承擔了從經濟上支撐審判制度的一般責任外，還因為具體利用審判度，獲得國家提供的糾紛解決這一服務而必須進一步負擔支撐審判的部分費用，否則對于其他納稅人來說是不公平的。此外，作為一種公益性的服務，如果當事人對審判制度的利用完全不用再付出經濟上的代價，就可能導致一部分人的過度利用，或不該得到服務的人不當受益即濫訴現象的發(fā)生。因此，由受益者負擔原則派生出來的一種政策性的重要作用，就是抑制濫訴。[13]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德國和日本在案件受理費的征收上主要依據案件標的額的大小來加以確定。案件標的額越大，法院征收的案件受理費也就越多，反之，案件受理費就相應減少。當然，對于非財產案件，或標的額難以確定的案件，各國大多采取按件征收或收取固定數額費用的作法?！　?我國與日本、德國相同，在訴訟公共成本的分擔上，實行“受益者負擔”的原則，對于財產案件，依訴訟標的額的大小征收案件受理費，而對于非財產案件，則采取按件征收的辦法。[14]之所以采取上述訟費征收辦法，按照有的學者解釋，財產案件以標的額為計費根據，因為在以確認或變更財產關系為目的的案件中，標的額越大，當事人收益越大，因而收費就越高。這樣的收費符合成本收益的原理，對當事人而言也公平合理。非財產案件收取等額低費制，因為這類案件以維持變更或消滅某種社會關系為目的，當事人并不能從訴訟中直接獲得經濟利益，只能假定這類糾紛為當事人創(chuàng)造的個人收益大致相等，因此采取低額收費制。同時，從程序功能上看，這類關系對社會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有著較為直接的關系，社會收益較財產案件更為重要，國家應當承擔更多公共成本。[15]但是，以受益者負擔原則及其抑制濫訴的功能為正當化依據，隨訴額遞增的現行起訴手續(xù)費制度是否真正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呢？針對這一長期以來在學術界沒有成為過問題的問題，一些學者提出了質疑。[16]因為如果嚴格根據受益者負擔原則，則現行訴額越大則訴訟手續(xù)費越高的制度意味著提起大訴額訴訟的當事人應該獲得更為充分的司法服務，但事實上卻并不一定如此。在高額訴訟與司法資源的更多花費上也沒有明顯的對應或正函數關系。相反，涉及數以千萬計的經濟大案，也許其中是非曲直十分簡單，而一樁不起眼的家庭糾紛卻可能是勞神費時的刺手案件。因此，在這些學者看來，以標的額收費除了顯示利益驅動的事實外，沒有多少可以擺到桌面的依據。[17]我們認為，上述質疑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任何標準都不可能具有絕對性。根據訴訟標的價額或金額收取受理費，雖然這是德日法系國家的做法，但是從總體上來說，它仍具有其內在的合理性和普遍適用性。這一做法的“合理根根及正當性在于利用者負擔的原理或邏輯”[18]也就是說，當民事訴訟程序立于程序利用者——當事人的立場，并能夠真正滿足當事人的利益和需要時，當事人就會主動地負擔審判行為的費用。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獲得的個人利益通常隨訴訟標的額的增大而增大。一般來說，案件標的額越大，審理的周期就越長，司法資源投入也越多，由此可以推定當事人享受的司法服務越多，所以相應增加利用者的負擔是有合理性的。相反，案件標的額越小、當事人獲得的個人利益地就越小，當事人的負擔也相應減少。針對上述批評，德日法系的民事訴訟費用法也并非沒有考慮，從德日及我國現行訴訟費用制度來看，財產案件雖然按訴訟標的金額的一定比率計算，但其計算方法是隨訴額的增加而遞減。之所以采如此之作法，也就是因為考慮到了這一因素。因為“雖然通常說來，案件標的額越大，當事人從訴訟中獲得的收益越大，因而承擔的訴訟費用應當越多，但就訴訟所利用的司法資源而言，案件　　標的額的大小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