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志惡而合于法者誅”。犯罪人凡主觀動機符合儒家“忠”、“孝”精神的，即使其行為造成嚴重的危害后果，也可以依據(jù)儒家學說精義給予減輕處罰或者免于處罰。相反，犯罪人主觀動機嚴重違反儒學經(jīng)典大義精神，即使違法，不具有嚴重危害后果的，也要認定為犯罪，給予懲罰。據(jù)《太平御覽》記載：“甲父乙與丙爭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斗，莫不有怵悵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36]董仲舒依據(jù)《春秋》經(jīng)義認為：“父子至親”，兒子眼見父親生命受到威脅，出于孝心，扶杖救助而誤傷其父，和春秋時的許止進藥一樣，其主觀動機不是故意傷害父親，也就是說，他們的行為動機并未違背“父為子綱”的儒家道德原則，其行為盡管造成了不良后果，也應認為無罪免刑。上述案例很好地說明了“原心定罪”這一指導思想在春秋決獄的實踐過程中發(fā)揮的指導作用。春秋決獄以“尊尊、親親”為基本原則?！坝H親”指家族內(nèi)部的人，必須親愛自己的親屬，卑親屬必須尊從尊親屬，尤其是兒子必須孝順父親，即所謂“親親父為首”?！白鹱稹敝傅匚坏偷娜?，必須尊從地位高的人，尤其是要尊敬和服從最高統(tǒng)治者君主，即所謂“尊尊君為首”?！坝H親”原則的目的在于維護家族內(nèi)部的等級關系。“尊尊”原則的目的在于維護整個國家的等級關系，這兩項原則的關系密切，“親親”原則是“尊尊”原則的基礎，堅持前者是為了更好地實現(xiàn)后者。春秋決獄在“原心定罪”的總的思想指導下，支配人們“心”、“志”的倫理道德理念，即淵源于周禮“尊尊、親親”原則的君臣父子之義。春秋決獄中“原心定罪”的標準就是推原犯罪人的主觀意志即“心”是否符合“尊尊、親親”原則，“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春秋決獄的根本就是依據(jù)君臣父子之義去評判是非，決斷善惡，并要求人們以君臣父子之義為行為準則，合之而違于法者，免；違之而合于法者，誅。一方面，以“忠”為核心的“尊尊”原則，旨在維護專制主義皇權，即所謂“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為了維護尊尊君主之義，漢朝始終把維護“君為臣綱”作為法律的頭等要務，主張對侵犯皇帝權力的犯罪嚴加懲處。用以維護皇權專制，《史記?淮南王安列傳》載：“廢格明詔，當棄市”。此外，還對侵犯皇帝安全和尊嚴方面的犯罪行為規(guī)定了繁多的罪名并嚴厲制裁。在漢朝臣下對發(fā)布法令心持異議，盡管沒有言語表示，只有思想傾向，即構成腹非罪。最典型的是大司農(nóng)顏異案。據(jù)《漢書食貨志》載：西漢武帝因長年征戰(zhàn)財用匱乏，開始幣制改革。大司農(nóng)顏異對制造的鹿皮幣持有相反意見，但不被采納?；氐郊抑?，被客人訪問，雖未用言語問答，但有“反唇”的反映。后被御史大夫張湯，以其身為“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比?！边@說明，尊其尊者，按儒家的倫理觀念，臣下對君主，必須做到絕對的“忠”。經(jīng)過漢代的大力提倡，“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成為判斷是否構成犯罪的理論依據(jù)之一。另一方面，以“孝”為核心的“親親”原則，其實質(zhì)是“父為子隱”。親親父子之義作為君臣之義的延伸，是維系家庭內(nèi)部道德規(guī)范的準則。父子之義以“孝”為核心，講究“親親之道”，其反映在法律上就是“父為子隱”的親親得相首匿原則?！墩撜Z子路》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漢朝根據(jù)儒家經(jīng)典大義得出家庭成員相互隱瞞犯罪，有助于封建家族、家庭的穩(wěn)定，故在刑罰適用原則上采取的伸禮屈法的態(tài)度。在一般情況下不再追究刑事責任。如尊親屬首匿卑幼親屬罪應處死者，也可以上請皇帝求得寬貸。如同漢宣帝所規(guī)定的：“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表示出一種寬容的態(tài)度。春秋決獄中嚴格遵循“親親”這一基本原則，“親親施于家”。據(jù)《九朝律考》載：“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于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37]即便是父子，也應講求父子之義，如義已絕，即不存在父子關系，則不當坐罪?？梢姡寮医?jīng)義，“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家庭倫常秩序已經(jīng)通過春秋決獄貫徹到司法實踐和社會生活領域。（二）春秋決獄的歷史作用對于春秋決獄的起因，一般認為是漢武帝時為了適應“大一統(tǒng)”的政治要求，為了緩和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采用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可是在法制中一時還不可能建立起來與此方針相適應的體現(xiàn)儒家思想特點的法律體系，因此在司法過程中只好引經(jīng)決獄以彌補法律之不足。但對于春秋決獄的歷史作用的評價是一個存在分歧的問題，既有積極的一方面，又有消極的一方面。春秋決獄的消極作用。春秋決獄就其自身而言存在缺陷，因為儒家的經(jīng)典并非法律，它不具有法律條文的規(guī)范性和確定性，其簡約的文字和深奧的含義常常導致人們的在法律解釋中產(chǎn)生分歧甚至發(fā)生偏離，而且司法官也不可能完成通曉儒家經(jīng)典。其次，董仲舒在春秋決獄中確立的“原心定罪”原則存在一定不足。該原則的適用必然給不法之吏舞文弄法提供條件，從而帶來司法的隨意性，容易導致“罪同而論異”的嚴重后果，產(chǎn)生“所欲活，則附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38]的司法腐敗現(xiàn)象。再次，春秋決獄是一個用儒家道德精神來改造法家化的法律的過程，引經(jīng)破例，這使得本來就不穩(wěn)定的法律進一步失去應有的嚴肅性、公正性和權威性，為法律虛無主義打開了門戶。春秋決獄的上述缺陷使得其遭到了學術界一部分人的否定。西漢的桓寬在《鹽鐵論》中指出：“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律令塵蠹于棧閣，吏不能遍睹，而況愚民乎？”近人劉師培在其《儒學法學分歧論》中認為：“及考其所著書（指董舒《春秋決獄》）則是援‘公羊’以傅今律，名曰引經(jīng)決獄，實則便于酷吏之舞文，時公孫亦治春秋……緣飾儒術，外寬內(nèi)深，睚眥必報……掇類似之詞，曲相符合，高下在心，便于舞文，吏民益巧，法律以歧，故酷吏由之，易于鑄張人罪，以自濟其私。”章炳麟認為：“獨董仲舒為春秋折獄，引經(jīng)附法，異大道家儒人所為，則佞之徒也。仲舒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上者得以重秘其術，使民難窺；下者得以因緣為市，然后棄表墩之明，而從參游之蕩，悲夫經(jīng)之幾虱，法之秕稗也”。[39]春秋決獄的積極作用。春秋決獄產(chǎn)生于醇厚的文化背景，是儒家經(jīng)義向法家律學滲透的必然結果，它打破了先秦時期儒法兩家對立的局面，使二者自然地融合起來。其有在當時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引經(jīng)決獄是漢儒實現(xiàn)其社會理想的一個途徑，適應了漢代大一統(tǒng)局面的統(tǒng)治需要。其次，春秋決獄彌補了制定法的漏洞和不足，在當時法律、法規(guī)還不健全的情況下，現(xiàn)實中的許多案件不能找到直接的法律條文依據(jù)，儒家經(jīng)義便成為妥善處理案件的依據(jù)。再次，受先秦法家重刑思想的長期影響，當時的司法實踐甚為酷烈，春秋決獄將儒家的倫理道德引入法律中，為司法實踐注入了慎刑、德治和教化的活水。春秋決獄促進了儒法合流。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家思想在思想領域的統(tǒng)治地位，董仲舒通過春秋決獄的方式將儒家的道德原則引入法律，開啟了法律儒家化的過程。儒家從書齋走向?qū)嵺`，從司法領域到立法領域，使儒家思想滲透到整個法律實踐活動過程中，儒法兩家由對立走向融合。春秋決獄的基本精神是“原心定罪”，強調(diào)法官在認定犯罪時對行為者的主觀因素做深入考察，實際上是從秦漢法律中“客觀歸罪”的法定精神轉(zhuǎn)向主觀歸罪，使儒法兩家的精神原則在碰撞中交錯融合，逐漸走向統(tǒng)一。董仲舒還以春秋決獄的方式恢復了古已有之的判例法，從而使儒家經(jīng)義與法家法典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共同指導司法審判。儒家的道德精神潛移默化于法家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從而為儒家和法家的最終合流奠定了基礎，為中國法律的儒家化拉開了序幕。四、儒法合流的歷程及其對中國法律的影響自漢代春秋決獄開始，中國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所謂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將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倫理法的性質(zh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