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電信業(yè)從一家獨霸變成了一個“分立的”（balkanized）部門。 以上均見Crandall amp。Waverman (1995), pp57。“分立”是走向競爭體制的重要準備，雖然它本身還不等同于開放競爭體制。例如，1984年美國國會的《有線通訊法案》一方面減少了對有線通訊業(yè)的管制（即允許更多的“分立”），另一方面還是禁止地區(qū)性市話公司染指有線通訊業(yè)務。80年代中葉以后，美國電信業(yè)進入“打破獨家壟斷、鼓勵分立”的發(fā)展階段，形成了長話、市話、有線電視、電信設備制造和信息服務多家分立、但各家之間的競爭受到限制。更準確地說，處于“分立”階段的美國電信消費者可以在不同的長話公司、設備公司、有線電視和信息服務公司之間“流動”，選擇自己滿意的對象，但長話、市話、有線和信息服務的業(yè)務卻由法例管制，井水不得進犯河水。 見Crandall amp。Waverman (1995), pp5－7。出人意料的是，當有限的競爭因素引進電信業(yè)之后，引起的竟然是一場也許自工業(yè)革命以來最偉大的產業(yè)變革。從1984年到1996年，電子和數字傳輸技術革命席卷美國和世界。其結果，一方面幾乎所有電信服務的成本都顯著地下降；另一方面，各個“分立”的電信網絡復合、特別是電話、有線電視和計算機三網合一的技術前景，清楚地顯示了出來。1996年美國通過的新的電信法，最主要特色就是超越“分立”管制的立場，允許各個分立的長話、市話、有線電視和其他信息服務公司的互相進入、交叉經營。這就是說，美國面對電信技術三網復合機會的制度選擇，是全面開放電信競爭。1996年以來，長話公司重新“進攻”地方和市話市場的努力，一直沒有間斷過。上文提到ATamp。T并購TCI的消息，不過是美國的長話巨無霸在收購地方小貝爾屢不得手之后，轉向“長話與有線電視結盟”策略的一個新動向而已。美國電信業(yè)沿著“管制獨家壟斷、允許多家分立和全面開放競爭”的路徑變革體制，產生的一個可以在數目字上觀察的后果，這就是美國電信成本日益降低和電信業(yè)務量顯著擴大。根據統(tǒng)計，1980－1993年十三年間，美國州內電話費的指數從100％%，％；%，％。同期，州內通話業(yè)務從1980年的1330億分鐘上升為1993年的4000億分鐘，州際通話業(yè)務從1400億分鐘上升為3230億分鐘，％％，快于同期美國GDP年平均增長率（％）兩倍以上。粗略地說，通話費用每降1％，％。 按照需求彈性公式計算（＝－ΔQ/ΔP*P/Q），1980－93年間美國長途電話的需求彈性為－。1994年后，美國和西歐長途通話費用的下降速度以為技術革命而顯著加快，例如，1997年西歐北美的國際長途的平均單價下降了25％，并且可望按同等速度持續(xù)到2000年。美國FCC估計，現在平均每分鐘1美元的國際長途可望再下降80％，到20美分。 見Cane(1997)，轉引自電訊產業(yè)課題組（1998），第3頁。象Qwest這樣以聲像聚合網絡提供電信服務的先驅公司。而公司的銷價，只是每分鐘5美分。 見Steven V. Brull, 1998, 第33頁。根據汪丁丁最新來自美國的報告，網絡電話甚至可望在近期達到每分鐘1美分。 為了抑制網絡電話的價格競爭，多家美國電話公司要求聯邦政府對telephony經營業(yè)務征收與長途電話業(yè)務同樣的“社會服務費”，但FCC在研究了2年之后，于1998年4月10日予以否決（汪丁丁，1998）。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Crandall 和Waverman合著的介紹北美電信管制改革的書，要取名為《便宜的通話》（“Talk Is Cheap”）。假定通話費用降低引起的需求彈性值不變，美國長話平均費用從1美元降為1美分，她的國內長話和國際長話業(yè)務將從1997年的4800億美元再增加多少倍？ 1997年美國國內長話市場為800億美元，國際長話市場為4000億美元(Elstrom, 1998, 第16頁)。電信重復建設：成本和預期收益美國電信“開放競爭－降價－業(yè)務擴展”的邏輯，放之四海而皆準。在加拿大、英國、新西蘭、日本和澳大利亞，所有這些過去20年開放電信競爭的地方，都可以看到類似美國的效應。 分別見Crandall amp。Waverman (1995) 第8章。關于英國電信開放，見高世楫、萬巖（1998）。香港電信業(yè)自1992年以來分步開放競爭的經驗，更值得大陸電信業(yè)借鑒。起點到處都是一樣的：獨家電信壟斷。原來的香港電信（市話業(yè)務和國際長途業(yè)務）都由大東控股的香港電訊公司，按照“管制下的獨家壟斷”模式下提供。 關于大東和香港電訊的背景，見中國國際金融公司（1996）。1992年，香港開始推動地方市話競爭，電信管制向香港電訊以外的公司增發(fā)電話牌照（市話專營權），形成市話電信服務的競爭態(tài)勢。開放電信服務，不能不涉及電信網絡問題。最初的辦法也是法令香港電訊向其他電話持牌者出租線路網絡，但是隨后，相信是被“揉搓”成本所驅動，競爭者要求自建（即“重復建設”）地方電信網絡。1994年，電信管理當局開放本地固定通訊網絡服務牌照（FTNS），并于1995年6月后引進了三家新的固定網絡商（新世界電話、新電訊與和記電訊），首先在地方市話市場上形成四網競爭的局面。 見中國國際金融公司（1996）和《信報》1998年1月21日關于香港電訊國際公司的報道。1994年香港政府還做了一項重要決定：確立“回叫業(yè)務”（call back）在香港合法。 見“港府一再讓步電訊成大贏家”，《信報》1998年1月21日，第1版。所謂“回叫”，就是利用各國國際長途電話收費差價中存在的市場機會，由高收費國家和地區(qū)的客戶，將通話要求傳達到低收費地區(qū)（主要是美國），然后由后者撥打回來并按照當地較低的費率收費。 見黃強，1997，轉引自電訊產業(yè)課題組（1998）。據估計，全球回叫業(yè)務市場已達20億美元，并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 黃強，1997，同上?！盎亟小逼鋵嵤腔静挥迷黾又貜徒ㄔO成本而推進電信國際競爭的有效途徑。與那些用行政手段禁止“回叫”、或者對此征收高額附加稅的地方不同，香港政府主動宣布回叫業(yè)務合法。由于“回叫”的平均收費只相當于香港國際長途費用的一半，這個市場不可能不紅火。到1997年，香港涌現了20多家經營回叫業(yè)務的公司，業(yè)務總量達到香港國際通話業(yè)務的20％。 孟樹森，1997；轉引自電訊產業(yè)課題組（1998）。 多個地方市話的牌照加上回叫業(yè)務的合法化，對香港的國際長話形成競爭壓力。另一個重要因素是，90年代香港與南中國（特別是廣東）的電信業(yè)務發(fā)展迅猛。所有香港持牌電信公司都投資擴展與大陸南方的通訊業(yè)務。這當然不能算作“國際”通訊業(yè)務，但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電信業(yè)務，卻占香港國際電信業(yè)務的47％。 汪丁?。?997），第65－73頁。于是，國際“回叫”和香港與南中國的電信業(yè)務，兩下夾攻香港電話國際的獨家壟斷地位。本來香港電訊國際獨家持有的國際電化專營權，要到2006年9月終止。但是在發(fā)達國家相繼開放電信競爭潮流之中，特別是受到新加坡國際電信提前開放獲得巨額補貼的影響，香港特區(qū)政府和香港電訊于1998年1月20日宣布，香港電訊國際將于1999年1月1日提前將獨家國際電話牌交回港府，結束香港國際電信業(yè)務的獨家壟斷局面。從2000年1月起，香港將結束國際電信線路和設施的獨家專營，開放競爭。為此，港府決定賠償67億港幣給香港國際電訊，并解除屆時以后對香港電訊收費的一切規(guī)管。 “香港電訊長途電話專利提早結束，獲賠償67億元現金將投資新項目”，《信報》1998年1月21日頭版頭條。1998年9月，香港特區(qū)政府進一步全面檢討香港的電視規(guī)管政策，考慮開放電視和廣播網絡經營的競爭，允許電視廣播網絡與電信網絡的連接與多家投標競爭，并將全面修訂香港電訊條例，確立在市場競爭體系中迎接三網聚合技術時代的法律框架。 “電視規(guī)管架構重大改變，電視與廣播網絡須連接”，《信報》1998年9月4日，第二版。香港由開放市話服務、增發(fā)固網牌照、允許“回叫”合法化，直到提前結束國際電話獨家經營和國際線路和設備的開放，每走一步都要支付若干“重復建設”成本。香港固定電信網絡的投資是非常昂貴的，每一個地面接收站和微波站，都要花費幾億到十幾億港幣。港府增發(fā)固網牌照之后，新的三家固網商都重新建網，投資不菲。 根據在香港居住過5年、本人又特別關注電信產業(yè)的經濟學家汪丁丁的文章（汪丁丁，1997，65－73頁）。不僅如此，為了提前開放國際業(yè)務、也就是提前批準“重復建設的權利”，港府還要特別支付巨額賠償款67億。這究竟是在圖什么？香港資訊基建特別顧問艾維朗一語中的：“開放市場將導致國際電話收費下降”。據他估計，1999年－2006年間，香港整體國際電話市場總業(yè)務額為1200億港幣，以14％的收費下降計，即有140億港幣國際長途費的節(jié)省。 “港府指臨立會不能修改賠償協(xié)議”，《信報》1998年1月21日。按照美國經驗，14％的競爭減價效果是非常保守的估計。同樣根據美國經驗，長途收費的降低會引起長途通話業(yè)務的增加（這種效果在香港與南中國電訊業(yè)務的飛速增加中已經看到）。這樣來看，雖然香港電信開放競爭的具體路線是從市話服務競爭走向網絡競爭，再走向長途電訊的服務和網絡競爭，與美國先開放長途、再開放市話的路徑不同，但是包含的基本原則和邏輯完全一致，這就是“開放競爭－降低收費－擴展市場”。中國電信產業(yè)要全面持續(xù)振興，只有沿著開放競爭的方向走。具體的步驟和路徑可以因地制宜和因時制宜，但基本邏輯卻不因為“國情特別”而有什么不同。美國如果不從60年代末就開始逐步開放電信競爭，其電信產業(yè)不會如此之強大。香港電信業(yè)如果不從80年代早期分步開放，其電信業(yè)也達不到今天的水平。比來比去，基本的道理天下通用：獨家壟斷帶來的低效率和高收費，一定阻止電信市場的擴展，而在一個狹窄的電信市場上，即使所有投資無一重復，全部 “單一建設”，其投資也將“貴”得無從回收。中國電信的業(yè)務量不足，關鍵不是別的，就是壟斷收費太貴?！罢芾淼膰一A電信網”之所以行不通，要害就是統(tǒng)一的政府壟斷經營沒有、也不可能內生一個競爭降價機制。為了打破壟斷，就要鼓勵分立和競爭，就不可避免地要來一點重復建設。本文的論點是，只要重復建設的“成本”低于預期的競爭降價效果的“收益”，對社會而言就是合算的。產權與重復建設實際上，社會并沒有辦法計算開放競爭以后總的“預期收益”。上文講的“來一點重復建設”，或者方宏一講的保持“適度的重復建設”，嚴格推敲，含義都有模糊之處。在開放競爭的體制下，重復建設的成本由各個投資主體分別做出，未來收益也由這些投資主體分別預期。因此，至少在理論上，加總以后的預期收益完全可能抵不上加總的重復建設成本。我相信，這就是人們大談特談的“過度競爭”。這種過度競爭，或者嚴格地說，預期收益低于競爭型重復建設成本，難道不是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應該由政府嚴加管制嗎？或者有人會問：你既然主張開放電信業(yè)的市場競爭，那么你怎么解決電信業(yè)昂貴無比的基礎設施投資中因為過度競爭而造成的巨大浪費呢？我的回答是：要害在于產權制度。如果投資主體的產權邊界是清楚的，投資主體就必須承擔投資行為的全部后果。投對了，實現的預期收益大于投資成本，投資者就得到正的投資回報；投錯了，血本無歸，還要由債權人執(zhí)行清算。這套產權制度，就是用來約束分權投資體制下重復建設“無度”問題的。就是說，分權投資體制雖然不能完全消滅“錯誤的重復建設”，但它通過產權的責任約束著投資沖動：預期錯了要承擔錯誤后果。這套產權體制，加上學習機制，分權投資的“失誤”就是收斂的，就可以控制在一個社會可以接受的水平上。中央計劃體制的辦法是消滅產權，集中統(tǒng)一“計算”，集中投資和管理，但是由于“統(tǒng)一計算社會總收益”的“不可能性”，所以中央計劃體制造成的投資失誤遠比在市場體制下要嚴重。 順便指出，我從來不相信那些排斥產權的理論會真正懂得市場競爭。電信問題，不過一個例證而已。讓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以上論點。根據統(tǒng)計資料，我國城市家庭洗衣機普及率在90％左右。站在一個“合理的中央計劃主義者”的立場上，每家擁有一臺洗衣機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每個單元、或每個樓層的數戶人家，合用一臺洗衣機，以減少洗衣機的閑置時間，從而減少重復建設和投資。但是，好象沒有人批評每家買一臺洗衣機而任其在大多數時間里閑置是一種不可容忍的重復建設。道理很簡單，這里的購買主體都是產權清楚的私人家庭，他們用自己的錢在擁有洗衣機的便利和閑置使用的機會成本之間尋求平衡點。無論對錯，他們承擔財務后果，與他人無關。什么是方宏一的“適度重復建設”，沒有人可以統(tǒng)一知道，但分散的購買主體在他們各自的家庭預算約束下知道。假設改一改游戲規(guī)則：每個家庭可以無償用他們鄰居的錢為自己購置家電，我們可以設想在此約束下我國家電的“普及率”嗎？目前我國國有部門的投融資體制，差不多就是“化別人的錢為自己買東西”的體制?！巴顿Y”投對了，收益歸本部門、本地方、“本企業(yè)”或者干脆歸“本領導”。投錯了呢？歸銀行，歸財政，或者歸股民。講來講去，缺乏有效產權約束的投資活動，是沒有辦法找到那個“適度重復建設”的平衡點的。沒有所有權制衡的“重復建設”（或單一建設），才是我們這個發(fā)展中的經濟不堪忍受的負擔。既然中央集權計劃的路線不再可取，剩下的就是重建投融資活動的產權約束。由此，我國電信產業(yè)的開放競爭，題中應有之意包括了電信業(yè)的產權改革，以便為一旦到來的競爭和重復建設，設置制衡機制。1997年，經過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等機構的工作，中國電信（China Tele）在紐約成功上市。 見胡舒立關于中國電訊在香港上市的報道。在我看來，這是中國壟斷性行業(yè)通過上市融資跨出的民營化的重要一步。境外投資人對中國電信的約束力，當然不會因為擁有23％的股權就有多么大，但是國際資本市場對上市公司的約束規(guī)則，對于我國電信產業(yè)的長遠發(fā)展來講，卻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因此，我不同意《再論》對中國電信在境外融資就意味著“被國外大電信集團扼制”的批評。中國電信境外上市也不是沒有可議之處。我自己的看法有兩條：（1）境外上市的安排形成國人繳付高價電話費，境外投資人分享壟斷利潤的局面，這對中國電信的國內客戶頗不公道；（2）上市而沒有宣布開放競爭（哪怕時間表），對于熟知全球電信開放大趨勢的境外投資人而言，會產生一個“開放后壟斷利潤將減少”的預期，減弱中國電信的持續(xù)融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