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年6月。在這一視角下，各種農村民間性組織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這對于改進人們的生活，增加人們的福利更有意義。三、農民組織的特征或現(xiàn)狀的描述 對中國農民組織化的狀況，學界、政界、實業(yè)界倒是存在一個不爭的共識：即相對于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qū)，中國農民組織化的總體水平偏低?！稗r有、農享、農治”是農民組織的根本特征。也是識辨農民組織的依據(jù)?；谶@樣的原則，對農民組織中的“兩社”即供銷合作社和農村信用合作社，中國學界目前對“兩社”問題比較一致的認識是：這兩個組織本來屬于農民根據(jù)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則組建起來的合作經濟組織，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它們實際上已經演變成了官辦、半官辦的組織。[9] 程同順、黃曉燕：《中國農民組織化問題研究：共識與分歧》,載《教學與研究》2003年第3期。農民不認同“兩社”是他們的組織，“兩社”成員也不承認他們是農民的組織。對農民組織的研究對象是側重于農民的專業(yè)經濟組織。對農民組織的現(xiàn)狀和發(fā)展特征可以從類型化的農民組織加以認識,韓俊認為：農民專業(yè)合作組織普遍存在規(guī)模不大，覆蓋面小，實力薄弱，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穩(wěn)定性較差等問題。[10] 韓俊：《一號文件將推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fā)展進入新階段》,載《中國改革》（農村版），2004年4月。黃祖輝等以浙江為案例，概括了農民組織的現(xiàn)狀及特征：1．從組織發(fā)展看，發(fā)展速度較快，但覆蓋面較低；，其他力量介入的較多，農民自己組建的較少；，以種養(yǎng)業(yè)居多；，區(qū)域跨度較??；，以低成本的技術、信息服務為主；，主要以農民自籌和各種形式的混合出資為主。[1] 黃祖輝等：《農民專業(yè)合作組織發(fā)展的影響因素分析——對浙江省農民專業(yè)合作組織發(fā)展現(xiàn)狀的探討》，載《中國農村經濟》2002年第3期。對于村支部、村委會等類政權農民組織，學者認為，它們缺乏草根基礎，有行政化傾向：村委會的主要職責是完成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務，負責對象是上級政府而不是本村村民，按政府的模式設置機構和職位，報酬固定化；村支部、村委會等村級組織難以有效保護和代表村民利益，在家庭經營的條件下，也難以有效貫徹政府意志，實施對鄉(xiāng)村的有效治理。[2] 徐勇：《村民自治的成長:行政放權與社會發(fā)育——1990年代以來中國村民自治發(fā)展困境的反思》，載《開放導報》2004年第6期。對于農民維權性民間組織,由于它們目前都沒有得到政府相關部門在程序上的承認，研究的學者很少，公開發(fā)表的研究成果更少。較有影響的成果是于建嶸關于農民自發(fā)成立的維權組織的論文。于建嶸將此類組織稱之為“以法抗爭組織”，其主要有如下幾個特點：1. 有一定數(shù)量的成員,成員之間客觀存在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即維護中央政策和國家法律賦予農民的種種合法權益。—約束機制。[3] 于建嶸：《當代中國農民維權組織的發(fā)育與成長基于衡陽農民協(xié)會的實證研究》,載《中國農村觀察》2005年第2期。四、建立和發(fā)展農民協(xié)會必要性的爭論 農民組織的建設包含兩種最基本而又截然對立的觀點:一種是強調加強農民組織的建設,認為“三農”問題可以從農民組織化的問題上得以解釋,“三農”問題與農民組織化程度不高,農民組織薄弱有關。另一種認為加強農民組織建設不僅不能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途徑，反而會成為農民的新負擔。前者的代表性人物有溫鐵軍、于建嶸等。后者的代表有賀雪峰等。溫鐵軍提醒注意農民協(xié)會和農民合作經濟的區(qū)別，因為在他看來現(xiàn)在很多的農民協(xié)會是大款支配的協(xié)會。必須加強農民的多種組織建設，以便同農村的兩宗組織即宗教和宗族組織爭得群眾，特別警惕兩宗組織對婦女和老人的滲透。[4] 溫鐵軍：《新農村建設中的幾個關鍵問題》,載《黨的建設》2005年第9期。于建嶸認為，無論從歷史和現(xiàn)實都可以證明,農會并不必然是一個革命組織,在更多的國家和地區(qū)更多的時間是社會利益整合組織和維護秩序組織只要管理得當、組織得體,農會完全可以成為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紐帶,為社會穩(wěn)定和整合發(fā)揮重要作用其在農村社會的作用,特別是對農村社會的轉型所起到的作用,是其他社會組織不可替代的。并在此基礎之上提出建立未來農民組織的原則：。[5] 于建嶸：《新農村建設需要新的農民組織》,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賀雪峰（2003）認為，在當前農民的原子化狀況沒有得到改變的情況下，建立農民協(xié)會可能不僅不能維護農民權益，而且會加重農民負擔，進一步惡化農民的處境。[1] 賀雪峰：《為什么村委會或農民協(xié)會不能維護農民利益》,載《江蘇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五、 提高農民組織化的必要性和對策建議 對于為什么必須大力加強中國農民組織建設，不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給出了不同的解釋。李凱中認為建立農民的組織體系、提高農民組織化的必要性在于：。[2] 李凱中：農村社會轉型與農民組織化》,載《求索》2006年第12期。換言之，農民組織化的功用在于促農、贏市、治村、維權、轉型。[3] 李凱中:《當代農民組織化的基本使命》,載《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7 年第5期。無論是適應轉型社會的需求還是實現(xiàn)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戰(zhàn)略任務，加強農民組織的建設迫在眉睫。李昌平認為“三農問題”的本質是農民的權利太小，而農民權利太小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太底。要想解決嚴峻的“三農”問題，最根本的措施是讓農民組織起來。[4] 李昌平：后稅費時代農民組織建設的兩個問題，載于《農民組織與新農村建設理論與實踐》，中國農業(yè)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185頁。牛若峰等人也表達類似的觀點：農民權利保障的核心是農民組織化。[5] 牛若峰等：《中國的“三農”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頁?！? 至于中國農民組織建設的路徑。大體可以通過這樣一些手段和途徑：一是如何發(fā)揮外部力量，特別是政府的作用。山東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楚成亞教授認為：在現(xiàn)行的法律框架下，農民組織建立需要條件之一：需要來自科研機構、政府部門或者其他的外界組織幫助，以解決建立組織的初始成本，降低農民的風險預期和解決“搭便車”問題。[6] 于建嶸等：《農民組織與新農村建設理論與實踐》，中國農業(yè)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頁。改革開放以后的國家與農民合作組織的關系, 已經從農村改革前的國家對農民合作組織的全面控制發(fā)展到今天國家對農民合作組織的主導作用。合作社制度的反市場性決定了其對國家扶持具有天然的傾向性, 政府對農民合作組織的作用更多地應體現(xiàn)在加強合作社立法建設、制定經濟扶持政策、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 為農民合作組織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 而不是過多地介入到農民合作組織的日常經營決策中。[7] 苑鵬:《中國農村市場化進程中的農民合作組織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政府的扶持、引導和減少干預是發(fā)展農民組織必需的。二是培養(yǎng)新型農民和合作社企業(yè)家，提高農民的整體文化素質，是合作經濟組織健康發(fā)展和新農村建設順利進行的關鍵因素。溫鐵軍的晏陽初鄉(xiāng)村建設學院通過對合作社骨干進行培訓，以及對山東、河北、安徽多個省份的合作社運作情況跟蹤調查，深入探討了合作經濟組織的內部發(fā)育機制，以及對新農村建設的推動作用。[1] 溫鐵軍:《新農村建設實踐展示》,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25一61頁。三是對現(xiàn)有農民組織的規(guī)范和改造，以增強農民組織在新時期的適應性。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應堅持“民辦、民管、民受益”的原則, 切實加強規(guī)范指導, 著力在完善“五個機制”上下功夫。應指導合作組織規(guī)范組織形式, 健全組織機構, 以保證合作組織內部運作的公開、公平。應指導合作組織嚴格遵守《章程》規(guī)定, 認真履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jiān)督程序。應指導合作組織正確處理與農戶的利益分配關系, 從兼顧投資者與生產者雙方利益出發(fā), 實行按資分紅和按交易量返利相結合的利益分配方式, 促使合作各方的聯(lián)系更加緊密。應指導合作組織推行社會監(jiān)督與內部監(jiān)督相結合的監(jiān)督約束方式。應指導合作組織增強風險意識, 不斷強化風險保障措施, 努力提高自身化解各種風險的能力。[2] 郭軍：《積極推動農民專業(yè)合作組織的發(fā)展——大連市的實踐與思考》, 載《紅旗文稿》2007年第19期。第二部分：農民組織研究綜述(國外部分) 就國外對農民組織的研究概況,大體可以從兩個方向上來進行認識和把握:一是國外學者對國外農民合作組織特別是經濟合作組織的研究。二是國外學者對中國農民組織的研究。前者著述極其豐富，而后者對中國農民組織的研究主要散見于對中國社會的總體性研究之中。專題性的論述有限。一、 革命經典作家有關農民組織的論述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農民、農業(yè)問題的闡述是基于農民階級解放的立場，大體體現(xiàn)了這樣一些思想：、閉塞性、隔絕性和缺乏主動性、組織性而容易成為現(xiàn)代社會中最穩(wěn)定、最保守的因素,小農階級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恩格斯指出:農民由于鄉(xiāng)村居民所特有的分散性,不能成為有組織的反對力量。他們對政府的全部要求就是,自己活也讓別人活。農村居民特別是農業(yè)工人成立自己的組織和農業(yè)工人運動的復興為他們爭取和維護自己的利益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因而有利于縮小城鄉(xiāng)差別和工農差別。,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yōu)楹献魃绲纳a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而不能違反他們的意志強行干預他們的財產關系，“以自由的聯(lián)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勞動受奴役的經濟條件。只能隨著時間的推進而逐步完成(這是經濟改造) ；他們不僅需要改變分配,而且需要一種新的生產組織”。4．關于未來社會經濟組織形式,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主張采取合作社的形式,把合作生產作為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的中間環(huán)節(jié)。馬克思、恩格斯根據(jù)19 世紀歐洲的經驗認為,農業(yè)合作社是較為理想的農業(yè)生產者的自由平等的聯(lián)合體的表現(xiàn)形式。至于農業(yè)合作社的形式,他們則主張從實際出發(fā),靈活多樣。[1] 何增科：《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農業(yè)和農民問題的基本觀點述要》,載于《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2005 年第5 期。列寧在1923年1月的《論合作社》一文，被認為是列寧關于農民合作，走組織化發(fā)展道路的經驗總結。在這篇文章中，列寧認為，農民組織化發(fā)展的具體方式，就是實行合作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