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器或者載貨或運費有保險的船舶、航空器損毀、損害或使其失去效能的，處4年以下監(jiān)禁或第5類罰金。與德國刑法關于保險詐騙罪的規(guī)定相比，荷蘭刑法的規(guī)定限定的范圍較窄。由上可知，在荷蘭刑法中，構成保險詐騙罪的行為類型是：（一）對投保的財產(chǎn)予以縱火或者爆炸；（二）對已投保的船舶或航空器予以沉沒、墜毀或者損毀、損害或使其失去效能；（三）對載貨或運費有保險的船舶或航空器予以沉沒、墜毀或者損毀損害或使其失去效能。但是，對已投保的財產(chǎn)非法轉讓他人或者予以隱匿，而后詐領保險金的如何處理？似乎是一個法律規(guī)定的真空地帶。而德國刑法作了明文規(guī)定，對此依照保險詐騙罪處理。從這個意義上說，德國刑法的規(guī)定似乎更為嚴謹。其二，廣義的保險詐騙罪。廣義的保險詐騙罪是指將保險詐騙罪的成立范圍限定在財產(chǎn)保險和人壽保險兩個方面，并且對于詐領人壽保險金而言，其行為手段僅限于傷害身體或加重因意外事件造成的人身傷害結果，對于以詐領保險金為目的而殺害他人的，不適用保險詐騙罪的規(guī)定。如意大利刑法第642條第1款和第2款規(guī)定：以為自己或其他人獲取意外事故保險賠償為目的，毀滅、損耗、破壞或者隱匿歸其個人所有的物品，處以6個月至3年有期徒刑和200萬里拉罰金。為了上述目的，對自己造成人身傷害的，或者加重因意外事故造成的人身傷害結果的，處以同樣的刑罰。根據(jù)該規(guī)定，如果為了騙取保險金而殺害他人的，應適用牽連犯的規(guī)定，以殺人罪論處。奧地利刑法也有同樣的規(guī)定，其第151條規(guī)定：以取得保險金額之支付或使他人取得之故意，對于防范損毀、破壞、喪失或盜竊而付諸保險之物，予以破壞、損壞或除去者，傷害自己或他人之身體，或妨害健康或使傷害或加害者，構成濫用保險罪。意大利和奧地利刑法的相同之處在于，兩者都認為保險詐騙罪的構成絕對不包括以詐領保險金為目的而殺害他人的情形。但是二者也有微妙的區(qū)別：在騙取人壽保險金而構成保險詐騙罪的場合，意大利刑法只要求行為人自傷身體，至于行為人傷害他人而騙取保險金的未作規(guī)定，而奧地利刑法則明文規(guī)定，不論是自傷身體還是傷害他人，均可能構成保險詐騙罪.從這一點上看，奧地利的規(guī)定似乎更符合實際。其三，更廣義的保險詐騙罪。所謂更廣義的保險詐騙罪，是指不論是騙取財產(chǎn)保險金還是騙取人壽保險金，依法均應當構成保險詐騙罪，而且就騙取人壽保險金而言，其行為手段不限于傷害自己或他人身體，以故意殺人為手段騙取保險金的，也可構成保險詐騙罪。如，中國刑法第198條規(guī)定，有下列情形之一，進行保險詐騙活動，數(shù)額較大的，構成保險詐騙罪：（一）投保人故意虛構保險標的，騙取保險金的；（二）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發(fā)生的保險事故編造虛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損失的程度，騙取保險金的；（三）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編造未曾發(fā)生的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四）投保人、被保險人故意造成財產(chǎn)損失的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五）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傷殘或者疾病，騙取保險金的。同時，該條第2款規(guī)定，有第四、第五項所列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數(shù)罪并罰的規(guī)定處罰。比較以上三種情況，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中外刑法關于保險詐騙罪構成要件設置上的重大差異：不論是狹義的保險詐騙罪還是廣義的保險詐騙罪都只要求行為人實施保險詐騙行為已足，至于行為人是否實際騙得保險金，不影響犯罪既遂的成立。根據(jù)意大利刑法的規(guī)定，只要行為人具有獲取意外保險賠償為目的，對已投保的個人財產(chǎn)予以破壞隱匿的就構成本罪的既遂，至于是否達到目的勿論。同時，該法第642條還規(guī)定，如果犯罪人實現(xiàn)上述意圖的，刑罰予以增加。這表明，對于本罪，意大利刑法采用了行為犯的方式設置構成要件的。再如，德國刑法規(guī)定，為從保險中獲取好處，對投保的財物加以毀損、損壞等，構成本罪的既遂。應當指出，雖然這些規(guī)定要求行為造成一定的損害，但是，就保險詐騙罪的本來構成來說，這些損害并不是保險詐騙行為的直接結果，只有保險公司予以理賠交付保險賠償金，才是本罪的直接結果。因而，上述這些規(guī)定屬于行為犯的規(guī)定。而中國刑法對保險詐騙等金融詐騙罪采用結果犯的立法方式進行立法，即對于本罪的既遂來說，不僅要求行為人實施特定保險詐騙行為，而且要求行為人實際騙取保險金。如何看待這種現(xiàn)象呢？我們認為，以行為犯模式還是以結果犯模式設置構成要件與一個國家的刑罰目的和刑事政策導向是密切相關的。首先，從刑罰的目的上說，如果刑罰的目的強調(diào)刑罰的報應，那么，犯罪既遂的成立標志應放在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客觀實際危害結果上；如果刑罰的目的強調(diào)威懾和預防，那么，犯罪既遂的成立應該重視特定的不法行為的實行；其次，這兩種構成要件的設置方式反映了不同的刑事政策導向：對保險詐騙犯罪是嚴厲打擊還是“開一面”？我們知道，在同等條件下，行為犯構成犯罪既遂的時點先于結果犯，這表明，以抽象的危害行為就構成犯罪既遂的立法大大拓展了行為人負刑事責任的范圍從而表明了立法者嚴厲打擊保險詐騙犯罪的決心。而將犯罪既遂的時點限定在發(fā)生危害結果方面則大大地縮小了行為人負刑事責任的范圍從而體現(xiàn)了刑事立法謙抑性的要求。我們認為，對國外較為普遍的做法，我們應該采取謹慎的態(tài)度。同時認為，中國刑法對保險詐騙等金融詐騙罪采用結果犯模式設置構成要件是適宜的。理由是：首先，國外對經(jīng)濟犯罪立法采用抽象的危害行為的做法，在理論上也是存在不同的看法的。德國在經(jīng)濟刑法中規(guī)定抽象危害構成的做法肇始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但是，由于抽象危害行為在刑法中的引入意味著刑事責任范圍的擴大，并且，這種立法方式與傳統(tǒng)的德國刑法理論不完全一致，因而受到了人們的責難。人們在追問：刑法在經(jīng)濟領域中是不是過于匆忙地投入使用了，是不是在刑法之外就不存在可以首先考慮使用的解決辦法了，是不是不應當在刑法之外尋找解決辦法，刑法是作為社會控制的最后法律手段這個基本原理在德國經(jīng)濟刑法中是不是被忽視了?？磥恚瑢庥袪幾h的東西引入中國刑法是不慎重的；其次，如上所論，將抽象的危害構成引入刑法旨在最大限度地遏制經(jīng)濟不軌行為，是國家刑罰權的前提介入。事實上，刑罰是一把雙刃劍，用之不當，則國家和個人兩受其害。因此，國家刑罰權應該得到有效的限制，對于某種危害行為通過其他方法能夠遏制的，就不能運用刑罰加以干預，非用　　刑不足以解決的，才可刑事干預。既然如此，對于危害性沒有達到極端嚴重程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