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過了一年，藏書樓騰出一些地方，辟出閱覽室，閱覽桌放在中間，四周擺上書柜，柜里都是西文書，平時總是上著鎖，線裝書則放在樓上，借閱的人也并不多。我上預科的時候，常常從北河沿到藏書樓來借書，猶記得那時我借的書有德文與法文的《數(shù)理科學百科全書》等。一個大學預科一年級的學生，借讀這樣高深的德法文書，當時并不很多。這得到了馮祖荀先生的青睞，藏書樓的管理人員由此也給了我許多方便。上本科后，我更是經(jīng)常呆在閱覽室里。那時書本來無多，我可以就架恣意快讀，除了工程書以外，柜里的書幾乎沒有我不看的。 有一天，我發(fā)現(xiàn)了一本裝潢精美的書，是一本精裝本，1914年美國出版，書名是《我們的外界知識》，英國羅素著。翻看一遍，覺得很有意思，又坐下來接連看了兩遍，真有點愛不釋手了。由此我發(fā)現(xiàn)了羅素，并對之產(chǎn)生了興趣。30年代，我一度再任北大講師，專講羅素哲學，這也可以說是與北大藏書樓的幫助分不開的。蔡元培主校 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學校厲行改革，出現(xiàn)了新的氣象。 蔡先生是浙江人。1868年生，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為壬辰科翰林，時年26歲。蔡先生早年很有才名，他見清王朝已不能持久，為適應時代的潮流，便從事哲學、倫理學等新學的研究。他到過日本，加入了孫中山組織的同盟會，積極從事民主革命活動，后來又到德國學習。辛亥革命后，蔡先生曾任南京臨時政府首任教育總長和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后因遭到袁世凱的仇視，被迫再赴歐洲。袁垮臺后，蔡回國出任了北大校長，他雖是一個資產(chǎn)階級學者，又是科舉出身，但他對破舊創(chuàng)新有銳利的勇氣和堅強的毅力。 蔡先生實行“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舊學舊人不廢，而新學新人大興。他聘請陳獨秀任文科學長（即文學院院長），章行嚴（士釗）、劉半農(nóng)、錢玄同、周作人、陶孟和等任教授，后又聘任馬寅初、陳豹隱等。同時，蔡元培還裁減了不稱職的教員，排除了一批腐敗守舊的人物。經(jīng)過這番整頓，教師隊伍的素質大大提高，給學校帶來了蓬勃的朝氣。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口號下，當時在校的教員既有宣講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也有擁護袁世凱做皇帝的籌安會人物劉師培，另外還有前清大學士李鴻藻的兒子李石曾教生物學，年僅二十三四歲的梁漱溟先生講印度哲學等。 蔡先生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養(yǎng)學術研究的風氣，這是他進行改革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北京大學過去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習氣十分濃厚的學府，不少學生以上大學為晉升的階梯，對研究學問沒有興趣，上學不讀書，而是想方設法混資歷，找靠山，還有的人打麻將、逛八大胡同。與我同宿舍的幾個學生，就很少讀書，而是聚在一起打牌。 面對這種局面，蔡先生從提倡思想自由出發(fā)，舉辦學術講座，組織學術團體，例如新聞研究會、哲學研究會等。蔡元培親任新聞研究會會長，以“研究新聞理論，增長新聞經(jīng)驗，謀求新聞事業(yè)之發(fā)展”為宗旨，邀請李大釗和著名的新聞界人士邵飄萍等到會講演。同時，一些進步的政治團體也紛紛成立，像少年中國學會、新潮社等。這兩個團體分別編輯出版了《少年中國》月刊和《新潮》。我亦參加了這兩個團體的活動，并為之撰寫了一些短小文章。 蔡先生還發(fā)起組織了二個進德會，以不嫖、不賭、不納妾為基本戒條，針對北大一部分學生的惡習，用這樣的方法培養(yǎng)個人高尚的道德情操。這個組織的出現(xiàn)，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對舊社會上層道德墮落、生活腐朽的強烈不滿。當時進德會在校內(nèi)頗有影響，入會的人很多，對于北大部分知識分子個人道德的提高產(chǎn)生了較好的影響。 蔡先生在學術上，是以治美學而聞名的，他剛到北大不久，我送他一大本新出版的講述法國19世紀美學家居友（J．M．Gugau，1854年至1888年）學說的日文書，他很快就看完了還給我。他組織了“畫法研究社”“音樂研究會”等一些課外文化藝術活動來培養(yǎng)學生對美育的興趣，以貫徹其“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 在蔡元培校長的革新精神指導下，北京大學氣象一新，在全國教育界、學術界以及思想界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成為五四愛國運動的中心。 三、蔡元培的人格感召（馮友蘭） 1916年春天，蔡元培來北大擔任校長，他是清朝的翰林，后來棄官不做，到德國去留學，通德文，翻譯了一些書。用“兼通新舊，融合中西”這個標準說，他在學術界的地位是吳汝綸所不能比擬的。辛亥前后，他也奔走革命。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tǒng)，在南京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孫中山讓位后，蔡元培又擔任南京臨時參議院的代表，來北京催促袁世凱到南京就職。他的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社會上無論哪個方面，都認為是最合適的人選。他到校后，沒有開會發(fā)表演說，也沒有發(fā)表什么文告，宣傳他辦學宗旨和方針。只發(fā)表了一個布告，發(fā)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就這幾個字，學生們?nèi)靼琢耍裁丛捯灿貌恢f了。 他從德國回來的時候，立了三個原則，以約束自己，這三個原則是：一不做官，二不納妾，三不打麻將。當時稱為“三不主義”。北京大學校長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認為這是辦教育，不是做官。其余兩條，都是針對著當時社會上的腐化現(xiàn)象而發(fā)的，參看上面所說的辜鴻銘的言論，就可知了。 我在北大當學生的時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長室去過兩次。那時我的弟弟景蘭在北京大學預科上學，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學生，他要往開封去應考，需要一張北京大學的肄業(yè)證明書。時間緊迫，照普通的手續(xù)，已經(jīng)來不及了，我寫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長室。校長室是單獨一所房子，設在景山東街校舍的一個舊式院子里。門口也沒有傳達的人，我就推門進去，房子中間掛了一個大幔子，我掀開幔子，看見蔡元培正坐在辦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問有什么事。我把信交給他，他看了，笑笑說：“好哇，好哇，能夠出去看看好哇?！蔽艺f：“那就請校長批幾個字吧?！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