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于把“正面戰(zhàn)場”說成是國民黨獨家包攬的，這就抹殺了中共在正面戰(zhàn)場上的貢獻。這當然不是謙虛所致。實際上，人們清楚地知道，盡管平型關、廣陽和陽明堡都屬于整個抗戰(zhàn)期間中共武裝所打的幾次最著名的仗，但是與正面戰(zhàn)場國民黨軍隊的大規(guī)模作戰(zhàn)行動相比，這些仗都顯得很小，就指揮關系而言，當時這些仗也都是按中國統帥部的部署進行的。算上它們，也不能說正面戰(zhàn)場就是中共主導，而如果把它們歸入正面戰(zhàn)場，那其后在敵后戰(zhàn)場就沒有什么大仗可說了。因此，不如把“正面”之功讓掉，把平型關等役的戰(zhàn)果都算入敵后戰(zhàn)場。因為敵后雖也有國民黨軍隊作戰(zhàn)，但相對而言，其戰(zhàn)果不足道。平型關等戰(zhàn)斗與正面戰(zhàn)場國民黨軍的會戰(zhàn)無法并論，與敵后國民黨軍的作為相比，還是突出的。這樣把“敵后戰(zhàn)場”都算在中共名下，就可以與“正面戰(zhàn)場”并駕齊驅了。但這種說法既不符合史實，也有違于軍事常識，其實對評價共產黨在抗戰(zhàn)中的貢獻也未必有利。今天應當說，抗戰(zhàn)初期，中共武裝在正面戰(zhàn)場上還是頗有作為的。而另一方面，國民黨軍隊在敵后地區(qū)的活動也不能忽視。事實上，抗戰(zhàn)前期，國民黨在敵后的力量強于共產黨，但與正面戰(zhàn)場當然沒法相比。而敵后的國共摩擦一直很激烈。摩擦中，國民黨由強到弱，而共產黨則由弱到強。到1940年夏，新四軍擊敗韓德勤部，與八路軍南下部隊會師，標志著敵后國共力量的對比完全扭轉。稍后的“百團大戰(zhàn)”，雖然主要是一次大范圍破路運動而不是一場殲敵作戰(zhàn)，并且這種行動方式隨即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而沒有延續(xù)，但它確實是八路軍抗日斗爭的高潮，而且按我下面要講的定義，它也確實履行了敵后戰(zhàn)場的使命。此后，敵后戰(zhàn)場雖然仍有國民黨軍的活動，但這里的抗敵主力的確是共產黨了。不過，無論國共摩擦多么激烈，他們都沒有放棄抗日，都在正面與敵后作出了犧牲。今人在正面與敵后的殲敵比例上做了很多文章，也有很大的爭論。實際上，確切的數字是很難搞清楚的。其實，在當時對日戰(zhàn)爭的總體形勢主要取決于正規(guī)戰(zhàn)（不僅是中國戰(zhàn)場的正規(guī)戰(zhàn)）的情況下，敵后游擊戰(zhàn)的殲敵數量多一點少一點，并不是最重要的。這一戰(zhàn)場的使命，是使日軍無法有一個穩(wěn)定的后方。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國共雙方在敵后控制的地盤，就是對抗戰(zhàn)的貢獻——直接取之于淪陷區(qū)的地盤自不待言，就是在國共摩擦中取之于對手的，只要他比對手更善于保持這些地盤而不被日本人奪去，也可以算是對抗戰(zhàn)的貢獻?？谷张c摩擦：關于“積極”與“消極”的討論這里應該指出：游擊戰(zhàn)作為對抗入侵強者的作戰(zhàn)方式，弱者別無選擇，是無可非議的。當時國共兩黨都是從全球角度考慮戰(zhàn)局的。第一，雙方都是堅決抗日，決不屈服；第二，雙方實際上都把勝利前景寄托于反法西斯陣營的全球勝利；第三，雙方都有保存實力以待時變、再行逐鹿問鼎的主意。而只要抗戰(zhàn)前途取決于反法西斯陣營的全球勝利，那么中國戰(zhàn)場的地位，就取決于重慶政府的堅持到底。因此這里的關鍵，還不在于“正面戰(zhàn)場”、“敵后戰(zhàn)場”戰(zhàn)果的孰大孰小，而在于國家主權體現者的態(tài)度。從國際法角度和世人的眼中，一國屬于哪個陣營，是由該國主權體現者的態(tài)度決定的，而不是由反對派和在野黨決定的。當時，在國際上代表中國主權的是重慶政府，如果它像汪偽那樣投靠了日本，中國這個參戰(zhàn)國就屬于軸心國一方，而非反法西斯盟國一方了。國內存在著反對派的抵抗運動，并不能改變這一點，這正如保加利亞、意大利這類國家存在著反法西斯抵抗力量，這些力量也被視為英雄，但這并不能改變該國屬于軸心國、也就是二戰(zhàn)的戰(zhàn)敗國的地位。所以，如果重慶投降了，即便延安再抵抗，中國也難逃“日本勝則為其奴仆，日本敗則為其殉葬”的悲劇命運。甚至，延安的抵抗者后來即便推翻了重慶的附敵政府，都未必能改變這一點。就像意大利，早在1943年其國人就推翻墨索里尼，反正到了盟國一邊，但戰(zhàn)后它還是要作為戰(zhàn)敗國，接受割地賠款。然而如果反過來是延安投降了，只要重慶堅持抵抗，中國就仍然屬于盟國陣營，戰(zhàn)后仍會是“五強”之一。也許讀者會說，法國維希政府投降德國后，盟國陣營不是承認了戴高樂的抵抗力量“自由法國”為法國主權代表，法國在二戰(zhàn)后不是也成為戰(zhàn)勝國了嗎？這里我要說，當初在這個問題上是有爭議的，而且維希政府雖然屈服于德國，卻沒有加入軸心國，而是聲稱中立，戴高樂也是前法國政府要員，不是反對派。如果不是戴高樂，而是由法共作為抵抗力量的代表，法國后來的地位可能就不一樣了。當然，事實上重慶與延安都堅持抗日直到勝利，這是非常不易的。包括國共兩黨在內的中國軍民，都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相對而言，國民黨軍隊的實力強，對日作戰(zhàn)規(guī)模大，殲敵多，犧牲的官兵包括高級將領也多得驚人，但是另一方面，“國軍”戰(zhàn)敗降敵成為偽軍的，也不少。而共產黨武裝實力弱，對日作戰(zhàn)規(guī)模小，殲敵少，犧牲官兵較少，尤其是將領極少犧牲。但中共武裝從無成建制降敵成為偽軍之例。相對其實力而言，或相對其損失而言，其作戰(zhàn)效率應當說是超過國民黨的?？傊?，兩黨在抗戰(zhàn)中各有長短。計較兩黨中誰的貢獻更大，遠不如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更重要。國民黨將領在抗戰(zhàn)中犧牲的固然很多，但投降日寇、成為偽軍的也不少。后者當然是國民黨方面的一大恥辱，不過這就能說明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嗎？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后來內戰(zhàn)中國民黨將領投降共產黨的不是更多嗎？這能否說明國民黨只是“消極反共”呢？當然不能。因為這些將領之投降，并非國民黨政府所授意。降共如此，降日亦然。國民黨降將多，說明這個長期執(zhí)政的獨裁黨許多成員暮氣深重，斗志遠不如當時作為新銳革命力量的共產黨。而這個斗志差是對所有敵人，并非僅對日本人而言。有趣的是過去我們的解釋卻采取“雙重標準”：國民黨在內戰(zhàn)中降將多，證明他們不正義，所以眾叛親離。——他們在抗戰(zhàn)中降將也很多，難道證明抗日不“正義”？國民黨在抗戰(zhàn)中降將多，證明他們不抗日?！麄冊趦葢?zhàn)中降將更多，難道證明他們不反共？事實上，國民黨在抗戰(zhàn)中表現的斗志還是遠遠超過其在內戰(zhàn)中的表現的。其主流派（即以蔣介石為代表的重慶政府）尤其如此。與組織高度一元化的共產黨不同，所謂“國民黨”，當時是個多派系的龐雜復合體，在重慶眼里，其某些派系之異己，比共產黨好不到哪里。從資料中不難發(fā)現，投降日本人的“國民黨將領”，基本上都是敵后的雜牌軍、故主失敗后無所依歸的東北軍、西北軍舊部、地方軍閥與豪強，有的是否國民黨員，尚未可知，稱為國民黨將領，實不如叫非共產黨將領更確切。而重慶政府直接指揮的嫡系（即所謂中央軍），乃至大的國民黨派系如桂系、閻系等，都極少有將領降日的現象。即便像衡陽守將方先覺那樣力戰(zhàn)至絕境而被迫投降的，也只是作了戰(zhàn)俘，并未當“偽軍”?？箲?zhàn)中的雜牌軍、地頭蛇們，當然也有好樣的，但很多人的確是見風使舵，有奶便是娘，為國抗日固然消極，為蔣反共也不熱心。典型的如“泰州二李”（李明楊、李長江），國共摩擦時親共中立而拒絕受命于蔣，鬼子來了又降敵附逆而為虎作倀。他們可以說是“消極抗日、也消極反共”的。而蔣、桂、閻等國民黨主流派，反共固然比他們積極，抗日更比他們堅決。正如中共也是抗日、反國民黨都很積極一樣。所以，那種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說法，和共產黨“破壞抗戰(zhàn)，危害民國”的說法一樣，都是偏頗之論。把“抗日”與“摩擦”對立起來是一種理想化的價值判斷。但令人遺憾的是，史實并非如此：那時的中國，總的來講，國（國民黨主流派）共雙方抗日、摩擦都比較積極。高概率的降敵現象，則出現在那些為自利自保而擁兵，對抗日與反共都消極的地頭蛇中?；蛘哒f，越是對重慶或對延安忠誠的勢力，在抗日與摩擦中就越堅決、越不妥協。而那些無原則無立場的軍頭，朝秦暮楚本不足奇。其中不少人如吳化文、劉子仁、邢仁甫、郝鵬舉等都曾投國、投共又投日。把他們的行為記在國民黨或者共產黨的賬上，都是不合適的。從五四抗爭到華盛頓會議：不同往昔的“紅白臉”互動抵抗日、俄新的侵略和向西方列強“收回權益”，是民國時期“中國站起來了”的兩個主要方向。前者要靠軍事手段，而后者則主要是外交談判。如前文所述，中國靠正確站隊，在一戰(zhàn)中首先廢除了與德國和奧匈的不平等條約。但是日本人搶占了青島等德國侵華“遺產”，巴黎和會未能主持公道，這激起了中國1919年的“五四”愛國民眾抗議浪潮。根據現今的研究，我們知道，這場抗議其實得到了當時許多北京政府主流人士的同情、默許乃至支持，否則不可能有那么大聲勢。實際上，可以說是政府與民間，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向列強施壓。然而耐人尋味的是，19年前，清朝的老佛爺與“奉旨造反”的拳民也對列強唱過這么一出。但結果形成鮮明對比：19年前那場紅白臉的鬧劇，除了私心自用的老佛爺先殺了幾萬教民，后殺了幾萬拳民，使中國人流血成河之外，對外只招來了空前絕后的奇恥大辱、聞所未聞的巨額賠款，和國際社會的普遍嘲罵。而19年后，第二場紅白臉抗議，卻成了典型的正劇。中國人沒有流血，外國人嘆為觀止，抗議的聲音引起廣泛的國際同情，列強也不得不正視。在兩年后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終于埋葬了“二十一條”，迫使日本交還青島和膠濟路權益，實際上完成了糾正巴黎和會錯誤、消除德國侵華“遺產”（制止日本繼承這一“遺產”）的任務。在這次會議上, 中國還對所有列強全面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其中包括關稅自主、取消治外法權、撤退駐華軍警、退還租借地等。列強表示同情中國的自主愿望, 同意就關稅自主、廢除領事裁判權等問題與中國談判以求逐步解決。此外，在日本同意交還青島的同時，英國允諾交還威海衛(wèi), 法國允諾交還廣州灣。這些成果都極大地鼓舞了國人。顯然，1900年與1919年，同樣是針對涉外問題的官民互動，過去的教科書把兩者都定位為“愛國運動”，但兩者結果卻完全相反。這當然不是由于中外實力的對比有多大的變化，因為1919年中國國內的分裂與對外的相對弱勢，不亞于1900年。之所以能有這樣的結果，就是因為五四的“民國”不同于庚子的大清——它是推翻大清的產物，而五四的“公民”不同于庚子的拳民——五四人物幾乎都有譴責庚子拳民排外的言論。五四的背景，是一場“啟蒙運動”（它的局限性我們以后會談到），但庚子的背景，卻是一場皇權瘋狂和“怪力亂神”風潮。五四與庚子的對比，體現了民國以來中國的進步，盡管那時無論“民國”，還是“公民”，都還只是方向，“尚未成功”。而華盛頓會議對中國有利的安排，是國人五四愛國浪潮的果實（當然也成功地利用了英美對日矛盾），在“中國站起來了”的過程中，也是重要的一環(huán)。然而，由于華盛頓會議國內受到廣州革命政府的抵制（會議邀請了廣州方面，但孫中山不承認北京政府，拒絕合組代表團），國際上也沒有蘇俄參與，它長期以來便得不到應有的評價。一些學者甚至指責這次會議“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其理由就是會議一般性表態(tài)多，具體成果則大都還要到會后討價還價，中國收回青島和膠濟路時，也答應了一些條件，如青島要開放為通商口岸等等。當然，華盛頓會議只是中國收回權益歷程中的一步，要求一次會議就能解決所有不平等問題，無疑不現實。但是中國在這次會議上至少沒有損失權益。有人把中國收回青島時答應開放為商埠也看成損失，其實對外開放符合中國利益今天已是常識，今天我們的開放口岸也比當年多得多了。晚清的“被動開放”之屈辱和不平等，在于“被動”，而不在于“開放”。我們譴責用炮艦轟開我國國門的侵略者，卻不必欣賞清朝的閉關鎖國。民國時期，開放已是國人所需，中國本來也不打算收回青島后，把它封閉起來變成死港，收回青島的協議，更不是在炮口下簽訂的，怎么能說中國沒有所得，反有所失呢？更有甚者，一些學者還把華盛頓會議“在修約問題上不情愿地邁出微小的一步”和蘇俄宣布“廢棄一切在華特權”作對比，稱贊蘇俄如何善待中國。這真是太離譜了。我們知道，蘇俄當時不僅發(fā)表了動聽的《卡拉漢對華宣言》，甚至還允許俄遠東“分離”，成立“遠東共和國”，但這與列寧的第一個外交杰作《布列斯特和約》一樣，只是基于臨時需要的姿態(tài)。蘇俄本來就沒有想讓遠東“獨立”，也并沒有真想歸還中國什么權益。如前文所述，俄、日實際上是民國時期不僅沒有收縮、而且還力圖擴大其在華權益的僅有兩個列強，在蒙古、新疆和唐努烏梁海，蘇俄都做了沙俄想做而沒能做的事。至于說到不平等條約，可以說，中國擺脫的最后一個不平等條約，就是1945年雅爾塔體系中的那個中蘇條約。而如下所述，除了那些已經永久化的侵華成果外，俄國從中國攫取的東西后來確實放棄了一些，為此我們應該感謝的，與其說是列寧，還不如說是赫魯曉夫和葉利欽。“華人不自為之，其禍可勝言哉！”華盛頓會議確立了1）尊重中國主權與獨立、領土與行政完整，2）任一列強不得在華謀求特殊利益，3）任一列強不得就解決中國與所有外國關系中的既存問題（即改約問題）進行談判，筆者稱為“對華三原則”。平心而論，這三項原則，既反映了一戰(zhàn)與五四以后，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列強間的矛盾與制衡對于中國維護國權的可利用性，也反映了列強的自私和力圖維護既得利益的圖謀。根據這些原則，某些列強獨有的在華權益，例如不是所有列強都有的在華租界與租借地，應該通過個別談判歸還中國。到抗戰(zhàn)時，中國已通過這一方式收回了青島、威海衛(wèi)、廣州灣（即湛江，法國于華盛頓會議后承諾交回，但未具體實施?？箲?zhàn)時法國維希政府“交還”汪偽，成為日占下的淪陷區(qū)，抗戰(zhàn)勝利受降時才真正光復）與膠濟路，還有旅大（旅順與大連）、九龍與中東路未能收回。而普遍性的問題，主要是關稅權、治外法權等，在這些問題上，不僅所有列強，而且所有與中國建交的外國，包括巴西、秘魯、墨西哥等與中國類似的國家，在華都有類似權益。當時，列強原則上也承認這些權益不公平，要改變，但強調此種改變要與中國自身的改革相聯系。如關稅自主，要與廢除厘金相聯系；取消治外法權，要與中國建立近代法治相聯系。這當然體現了列強盡量延長這些權益的自私企圖，并且也與尊重中國主權相矛盾。但今天，我們也應該承認，這些改革都是中國進步所必須的，符合我們自己利益。事實上，晚清以來，西方列強的對華影響一直就是兩面的：一方面，給我們帶來恥辱和壓迫；另一方面，近代以來中國的許多進步，也確實是迫于外力。今天看來，別人逼著我們進步，當然讓我們很不爽。但是扛著這些壓力，堅決不改革（如同庚子時的慈禧），難道就很爽嗎？所以，對這些進步，應該秉持譚嗣同的態(tài)度：壓迫要抗爭，改革更要主動，“華人不自為之，其禍可勝言哉！”民國時期的外交，就是一面抵抗外侮，一面推進改革。為此，按華盛頓會議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