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長江三角洲的商品化進程與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經營式農業(yè)(編輯修改稿)
2025-02-04 10:57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到的租額。 沈氏沒有提供詳細的有關桑田的核算情況，只是在書中第 15頁提到：“計管地四畝，包價值四兩?！标惡懔ο壬凇堆a農書研究》第 79－89 頁上把這句話理解為四畝桑田的生產成本為四兩銀子，另外估計四畝桑田的桑葉總產值可達三十六兩，九倍于成本。這樣，他以為植收益很高，并推論這推動了當時經營式農業(yè)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fā)展。我認為陳恒力的這個理解是不合理的，與書中的其他表述不符。緊接著上面提到的這句話，沈氏談到了稻作的純收入，“種田八畝，除租額外，上好盈米八石，平價 算銀八兩”。按邏輯而論，前面這句話亦應指純收入。不然，《沈氏農書》就會陷于前后自相矛盾，因為他全書的主旨是認為經營農業(yè)實在不合算。他寫道：“西鄉(xiāng)地盡出租，宴然享安逸之利。??但本處地無租例，有地不得不種田，種田不得不喚長年。終歲勤動，亦萬不得已而然?！鄙蚴媳救嗽谏鲜鰞傻鼐鶕碛刑锂a，而租出的地比直接經營的地多，這和他在農書中的分析是一致的。 進一步的論據(jù)可見清順治十五年（ 1658年）張履祥的《補農書》。他在書末附文談及他為亡友鄔行素家出謀劃策。鄔家有十畝田，張履祥認為雇工來種是無法維持的，因為那會抵消種田的純 收益，乃至“與石田無異”；也不能把田租出去，因為“計其租入，僅足供賦役而已”。唯一的方法是靠家庭勞動力自種。為此，張履祥設計了一個多種作物的方案；種桑三畝，豆三畝（“豆起則種麥”），竹二畝，果二畝?！安环N稻者，為其力省耳?！比€桑葉可飼蠶二十筐，可產絲三十斤。夏季再養(yǎng)二茬蠶。此外，家中還可養(yǎng)一塘魚，五六只羊，女人在家從事手工業(yè)貼補。這樣的話，一家人尚可自給。 張履祥為他亡友家設計的經營圖式實際上與〈〈沈氏農書〉〉中的描述頗為接近：十畝田中三畝（ 30%）植桑，相當于沈氏說的十二畝田中植桑四畝（ %）。不 同之處在于張履祥的計算明確地包括了桑蠶所得。從中可見植桑即使連同家庭飼蠶繅絲，也難以達到陳恒力所稱的收益。陳恒力設想的那種盈利的經營式農業(yè)實際上不可能存在。 在《沈氏農書》之后的幾個世紀里，長江三角洲的經營式農業(yè)非但沒有象“資本主義萌芽”學者所說的那樣開始長期的持續(xù)發(fā)展，而且實際上停滯和衰落了。事實上，李文治在廣泛研究方志的基礎上整理出來的資料也肯定了這個假設：已知的清代雇工經營迅速發(fā)展的地區(qū)是商品化較遲的地區(qū)，例如山東、河南和直隸，而不是長江三角洲。李文治引用的所有關于長江三角洲的實例基本是明代后期的，在 關于清代的十六例中只有三例來自長江三角洲地區(qū)。李文治摘自刑部命案檔案的依據(jù)也反映了類似的情況。如同表三，當整個中國涉及長期雇工的案例增加之際，在江浙地區(qū)并非直隸、山東那樣增加。 道光十四年（ 1843 年）姜皋所著的另一農書，闡明了松江地區(qū)稻作的核算及其結局。 舊時雇人耕種，其費尚輕，今則傭值已加，食物騰貴。如忙工之時，一工日食米幾二升，肉半斤，小菜煙酒。三十文，工錢五十文，日須二百文。一畝約略以十工算，總須三千余文。已需工食二千文；再加膏壅，必得二千文。在農人自種或伴工牽算，或可少減，然亦總須三千余文。種熟一畝，上豐之歲，富農之田，近來每畝不過二石有零，則一石還租，一石去工本，所余無幾，實不足以支持一切日用。況自癸未 [1823年 ]大水以后，即兩石亦稀見哉。 在這個實例中，工錢與物價的上漲及產量的下降，給只使用短工的家庭農場都帶來了危機。 陶煦的《租敷》提供了有光 光緒十年（ 1884 年）蘇州求和十畝稻田（輔以冬不麥及間作蠶豆）的農戶的更詳盡的收支狀況。農產毛收入（包括稻草和菜蔬副業(yè)）可達 61， 000文。豆餅耗費（加上農具化費800 文）約 5， 800 文。人工（包括工錢和伙食）用去 33， 200 文。雇工經營的凈收入只 22， 000文。而土地出租卻可收地租 22， 800文。這樣，雇工經營毫無吸引力?？偠灾?，此地區(qū)的地租和高工價，實際上使經營式農業(yè)無法得到盈利。 （四）華北的經營式農業(yè) 我曾在別處詳細論述過華北平原經營式農業(yè)的歷史。它的興起伴隨著農業(yè)商品化過程，尤其是伴隨著 1500 年以后植棉的推廣以及商品化所帶來的農業(yè)收益的增長。清代刑科題本命案檔案記載了清代農民的社會分化：一些小農力農致富并有能力使用雇工，另一些在農業(yè)商品化過程中，由于日益增長的投資需求和風險，社會經濟地位逐漸下降。到了十八世紀，這一變化足以影響華北農村雇工的性質了：以往雇主多為身份地主，而雇工主要是被視作賤民的“雇工人”；到 1788年，清廷通過重定雇工的法律地位而正式確認了新的社會現(xiàn)實，把雇傭勞動者由屬于賤民的“雇工人”劃為屬于一般平民的雇農。 1760 年刑部提及“民間經營耕獲，動輒需人。親屬同儕，相為雇傭”。 1788年，官方確認雇農多為“農民佃戶請耕之人，??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稱，??素無主仆名分”。這樣，他們在法律上取得了一般“凡人”的地位。 隨著近代外國經濟勢力滲入華北平原，農業(yè)進一步商品化，棉花種植面積在河北 —— 山東地區(qū)幾達 8%，經營式農場也進一步得到發(fā)展。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雇工三人以上的農場（面積通常大于 100畝）已占耕地總面積的 9—— 10%。 這些農場靠廉價雇傭小農家庭中的大量剩余勞動力而興起。由于男勞力過剩而形成的農民強烈反對婦女參與生產的觀念，經營式農場家庭式農場均首先倚重男勞力。然而相對家庭 式農場而言，經營式農場更具隨生產需要而調節(jié)勞動力供應的優(yōu)勢，而家庭式農場則必須保留過剩的家庭勞動力，因為無法“解雇”他們。使用勞力上的高效率，加以雇主直接參加生產，使經營式農場能夠獲得比土地出租更高的收益：前者約達地價（包括雇主家庭勞動力的耗費）的 13－ 14%，而后者僅為 5%。 然而經營式農場的規(guī)模達到 200 畝（及雇傭六至八個勞力），就會受到經濟的和社會政治的壓力。這種經營方式只有在雇主自身參加直接生產和管理被雇傭者的前提下才是可行的。鑒于地塊的高度分散，雇主自身的直接管理僅適用于三四個勞力的規(guī)模。如果勞力 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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