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為理由來說明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有權決定采用不同于檢察院建議之強制措施。 對此觀點我們亦不敢茍同。因為道理很簡單，正如我們前面所比喻的那樣，在偵查 期間，刑事起訴法庭法官行使職權的機制就如同需要上弦的鐘表，在鐘表未上弦之前 —— 即從程序上講，在沒有檢察院的建議時，是根本談不上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決定采用強制措施的“職權”的。而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是指法官對其有權作出決定的事宜可“自由裁量”，在無權的時候怎么可能會有“自由裁量”呢？倘真有之，“自由裁量”豈不成了“違法”的代名詞？ 因此，我們始終認為，刑事起訴法庭法官脫離檢察院的建議，對嫌犯采用強制措施即與法律規(guī)定不符，同時還侵犯了檢察院的職權，有違審檢分立原則。 應該指出，上述“限制論”的觀點絕不僅僅適用于強 制措施的采用程序方面，它還應當適用于刑事起訴法庭在偵查期間行使職權的各個方面。質言之，在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律框架下，檢察院的建議對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決定 (標的 )的限制功能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具有普遍性。DOC 格式 論文 ，方便 您的 復制修改刪減 [24] 這一方面是因為法律已有明確的規(guī)定，另一方面還因為在整個《刑事訴訟法典》中并沒有任何對刑事起訴法庭法官行使職權的前提條件和程序的“但書”或例外規(guī)定。 由上可見，“起因論”片面強調和夸大法官了的自由裁量權，曲解了法官依職權進行調查的基本原則， [25] 且與現(xiàn)行法律的規(guī)定明顯不符。 我們認為，立法者設定的刑事 起訴法庭法官應聲請行使職權機制的妙處就在于，它一方面使訴訟行為 (特別是偵查行為 )的合法性，多了一個“安全閥”，另一方面亦限制了法官在非審判訴訟階段的主動參與，以維護法官的中立角色和審檢分立原則。 毋庸諱言，刑事起訴法庭法官介入偵查，行使前述專屬權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檢察院對偵查的領導權。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限制的確有它積極的一面，但是其消極的一面同樣不容忽視。就消極的一面而言，我們首先遇到的是“領導者無權”的不正?，F(xiàn)象。例如，在現(xiàn)行刑事訴訟制度下，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有 權將屬免除處罰情況的案件歸檔，而對于依法享有檢控權的檢察院對上述情況卻無權決定歸檔。 [26] 由此可見，領導偵查的檢察院不具有完整的控訴決定權，或者說，刑事起訴法庭法官與檢察院分享了檢控權。同樣的問題亦存在偵查期間強制措施的采用方面。其次，刑事起訴法庭的運作亦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刑事偵查的效率。例如，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輔助人、民事當事人及證人依法向刑事起訴法庭法官作出的供未來備忘用聲明DOC 格式 論文 ，方便 您的 復制修改刪減 可在審判聽證中宣讀，而上述人等在檢察院作出的聲明則不具有此效力。 [27] 眾所周知，檢察院在偵查中聽取輔助人、民事當事人及證人的聲 明是必要且理所當然的偵查措施。然而，由檢察院所獲取的聲明筆錄原則上不得在審判聽證中宣讀，不僅降低了檢察院作為司法機關的尊嚴及其取證的公信力，同時亦使相關的偵查措施重復進行，嚴重影響偵查的效率。 [28] 就司法職能而言，刑事起訴法庭法官介入偵查，并對重大偵查行為享有決定權以及享有審查檢察院控訴及歸檔批示之預審權，本質上是法官行使偵查權和控訴權。刑事起訴法庭與檢察院目前的這種職權分配未能充分體現(xiàn)《基本法》所確立的審檢分立的司法制度，同時也使刑事起訴法庭僭越了檢察院的法定職能。 四、刑事起訴法庭制度的革新 在分析了澳門現(xiàn)行刑事起訴法庭制度后，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一制度目前仍然保留著法官職司審前調查的“古老”傳統(tǒng)。這我們從刑事起訴法庭法官享有的堪稱廣泛的權限中便可窺見一二。然而，應該說，在現(xiàn)代審檢分立的司法制度下，該制度的缺陷日趨明顯，由此引發(fā)的理論紛爭亦愈演愈烈。 [29] 《基本法》保留刑事起訴法庭制度故然有其政治方面的考慮，而早期的立法者設立刑事起訴訟法庭制度的原始善意亦不應受到非議。但是，我們今天必須意識到，刑事起訴法庭制度作為澳門刑事司法制度的組成部分，它應當配合《基本法》所確立的司法制度的整體 運作并符合其基本要求，即確實體現(xiàn)和落實法院行使審判職能，檢察院行使DOC 格式 論文 ，方便 您的 復制修改刪減 檢察職能。必須承認的是，澳門回歸祖國后的司法實踐表明，現(xiàn)行的刑事起訴法庭制度的某些設置在不同程度上已經難以回應新的司法制度正常運轉的需要，甚至給這一制度帶來沖擊，同時亦阻礙著刑事訴訟效率的提高。誠然，從澳門的實際來看，基于憲政制度上的考慮，目前并不存在廢除此制度的法律依據(jù)。但是，對現(xiàn)行刑事起訴法庭制度進行革新顯然已成為澳門刑事訴訟現(xiàn)代化的迫切需要和必要之舉。 在此，我們就刑事起訴法庭制度的革新提出一些初步想法，以資立法者參考研判。 (一 )堅持審檢分立原則、科學合理地設定刑事起訴法庭的職權 從世界范圍看，目前在許多國家，法官對于偵查活動均有不同程度的介入。例如，在日本，偵查過程中對于特定的偵查措施則實行法官“令狀主義”。 [30] 又如美國，對于搜查住所等偵查行為，規(guī)定必須取得法官的命令。德國、法國、葡國亦無不如此。 應當看到，由法官介入偵查，對特定偵查行為作出專屬決定，是人類社會由“警察國家”向“法治國家”轉化的重要標志。法官介入偵查行為最主要的目的是由司法機關對偵查機關 (通常是警察機關 )行為的合法性進行監(jiān)督，以期最大限度地保障嫌犯的合法 權益不受侵犯。 然而，如前所述，法官對特定偵查行為作出決定，其本身與法官的固有職能是相沖突的，作為“中立裁判者”的法官實施偵查行為 (如搜集證據(jù)、采用強制措施等 )，勢必令人質疑審判者的公正性及中立性，盡管法律禁止相關法官參與審判階段的訴訟行為，但畢竟法官介DOC 格式 論文 ，方便 您的 復制修改刪減 入偵查，與人們心目中法官職司審判的角色相違背。另一方面，法官介入偵查，也有悖于現(xiàn)代審檢分立的司法原則。當今世界，雖然各國對檢察院的定位不盡相同，對于檢察職能的法律屬性的認定亦存有分歧。但是，在認同檢察院為獨立的司法機關、檢察權是司法權的國家和地區(qū)，法官介入 偵查領域難免給人以“越俎代庖”的感覺，從而使審判職能和檢察職能界線不清。澳門現(xiàn)行刑事起訴法庭制度所存在的問題即是如此。 根據(jù)《基本法》的規(guī)定，澳門法院和檢察院均為司法機關，實行審檢分立的司法制度。法院獨立行使審判職能，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職能。 在澳門現(xiàn)行法律框架下，促進刑事訴訟、領導偵查和控訴是檢察院的核心職責和權限。刑事起訴法庭法官對偵查及控訴的過多地介入(作出決定的行為及預審 )實際上“分拆”了檢察院的檢察職能，進而弱化了檢察院在刑事訴訟偵查和控訴階段的角色和功能。 毫無疑問，刑事起訴法庭制度設立的 初衷是加強司法機關對刑事偵查 (警察權力 )的監(jiān)督，保障偵查程序的合法性及刑事案件當事人，特別是嫌犯的合法權益。從歷史的觀點看，刑事起訴法庭制度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檢察制度不發(fā)達相聯(lián)系的。質言之，它是將檢察機關視為行政機關或將檢察權歸屬于行政權或行政機關主導偵查的訴訟制度下的產物。在這種制度下，由于檢控機關具有明顯的“當事人”特征，人們普遍相信作為第三者的法官作出的決定更為公正，因而容忍本應作為審判者的法官代行一部分偵查和控訴權。事實上，這樣做DOC 格式 論文 ，方便 您的 復制修改刪減 與法官的“天職”并不相符。 時過境遷，當檢察制度逐漸成熟，特別是 檢察機關完全脫離行政機關而成為與法院相對應的獨立的司法機關、檢察權被視為是司法權的組成部分后，刑事起訴法庭的許多職權設置及行使便越來越顯得與審檢分立的司法原則格格不入了。 當然，由于檢察院擔負著偵查和控訴刑事犯罪的職責，無可避免地給人們的印象是，檢察院在刑事訴訟中只不過是當事人一方 (檢控方 )，由此，檢察院的公正性及中立性亦受到因對現(xiàn)代檢察權缺乏正確理解的人們的質疑。很顯然，這是歷史形成的誤解。正是由于這一誤解的存在，不少人目前仍覺得還是由法官介入偵查來保障嫌犯的權益及制衡偵控機關為好。我們認為，現(xiàn)在是消除 上述誤解的時候了。毋庸諱言，檢察院帶有利益傾向的看法始終是人們將其“當事人”化的主要原因。孰不知，澳門今天的檢察院已是與法院對等的司法機關。 面對上述可謂根深柢固的誤解，我們有責任向世人闡明這樣一個事實，即當我們對司法職能的構成進行科學的分析后，便會發(fā)現(xiàn)檢察院與法院均是代表社會和公共利益在行使公共權力 —— 司法權，而客觀公正則是行使司法權的基本要求。這一點對檢察院絕不例外。 [31] 因此，我們不應以檢察院在司法制度中的職能不同于法官為理由，就認定檢察院缺乏客觀公正的“基因”。 當然，我們并不否認審檢二機 關在行使司法職能時應建立必要的制約機制，但這不應建立于對檢察院客觀公正的懷疑及審檢職能不分的基礎上。此外，相關的制約機制亦應限定在必要的范圍內。應該承認，DOC 格式 論文 ，方便 您的 復制修改刪減 現(xiàn)行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某些職權的設置恰恰未能滿足這樣要求。 首先，現(xiàn)行刑事起訴法庭制度未能突顯《基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