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年參考文獻頁碼標注研究(編輯修改稿)
2025-01-26 00:24 本頁面
【文章內(nèi)容簡介】 內(nèi)容，認真地思考其中的涵義，需要盡可能保持思路連續(xù)而不被夾雜的參考文獻打斷，需要盡可能充實正文篇幅而不被附加的參考文獻占據(jù)。就是說，人們真正看重和需要學術論文，重點是學術論文的正文部分。學術論文應該建立參考文獻部分，但參考文獻部分只能作為學術論文的附屬部分，無論如何不能成為學術論文的主體部分而占據(jù)正文篇幅中哪怕是很少的位置。參考文獻部分不僅應該位居正文部分之后，其占用的篇幅也應該少于正文部分實際使用的篇幅。
所以，根據(jù)上述分析，采用“文中注”和“頁下注”的辦法著錄參考文獻的出處，并不可取。相反，采用“文后注”的辦法，則具有很大的優(yōu)越性。它可以明確地區(qū)別參考文獻部分與正文部分的作用，清楚地劃分兩個部分的位置。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規(guī)定，我國的著者撰文和編者編文應該使用《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guī)則 (GB/T7714—2019)》[81]，將學術論文所著錄的參考文獻出處，一律放置在正文部分之后。該標準于2019年10月1日實施。
必須指出，按照國家標準(GB/T7714—2019)的規(guī)定，學術論文著錄參考文獻出處所采用的“文后注”辦法，可以實行“順序編碼制”和“著作出版年制”。這兩種體制之下的“文后注”，實質(zhì)上都是“部分文后注”，并不是真正意義的“文后注”。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大多使用“順序編碼制”主導的“部分文后注”。因此，在本文中，筆者僅打算分析和解決“順序編碼制”主導的“部分文后注”存在的技術缺陷，以期符合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的辦刊實際，完善學術論文文后著錄參考文獻出處的規(guī)則。
“順序編碼制”主導的“部分文后注”的問題集中表現(xiàn)為：當學術論文多次使用同篇參考文獻的相同內(nèi)容和不同內(nèi)容的時候，如何合理地著錄其出處，尤其是如何科學地標注其中的著錄要素——頁碼。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發(fā)表的學術論文中，這種情況非常普遍。常見的一類稿件就是，研究某位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的論文，需要大量使用其言論著作(有的就是其見解非常密集的某篇論著)，離不開運用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同樣見諸觀點非常密集的某篇論著)。于是，便要多次著錄同篇參考文獻的多個出處，特別是頻繁標注其中的相同頁碼和不同頁碼。在這方面，存在兩種多頁碼標注問題：
第一，分散標注頁碼。國家標準(GB/T7714—2019)第10章《參考文獻標注法》第1節(jié)《順序編碼制》中的第3款()規(guī)定：“多次引用同一著者的同一文獻時，在正文中標注首次引用的文獻序號，并在序號的‘〔〕’外著錄引文頁碼”[82]，而把參考文獻的其他著錄要素放到正文之后專門開辟的參考文獻區(qū)域。這種著錄參考文獻出處的辦法，就是典型的、“順序編碼制”主導的“部分文后注”。它所造成的突出問題，仍然是割裂參考文獻出處的整體性，把本應置于文后著錄參考文獻出處末端的頁碼，不自然地放到正文中間，從而占據(jù)正文篇幅，停頓受眾閱讀(盡管時間短暫)，給查找參考文獻出處的讀者帶來單獨記憶頁碼和來回翻動冊頁的麻煩。它所產(chǎn)生的文后參考文獻排列序號與參考文獻頁碼并列于正文的引文之后或者行文中間的字符形式，多樣而雜亂——既有國家標準(GB/T7714—2019)規(guī)定的形式：“〔2〕354”[82，6]，又有國家標準(GB/T7714—2019)沒有規(guī)定的形式：“〔5〕(289)”、“〔3〕P50”、“〔1〕(P895)”，等等。這些不規(guī)范的形式，只能加劇正文部分的散亂和版面資源的浪費。
第二，重復標注頁碼。這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與執(zhí)行國家標準(GB/T7714—2019)規(guī)定的“順序編碼制”主導的“部分文后注”有關。就是說，當學術論文多次(至少兩次)使用同篇參考文獻處于同一頁碼的相同內(nèi)容和不同內(nèi)容的時候，按照國家標準(GB/T7714—2019)的規(guī)定，則要相應地多次(至少兩次)著錄該篇參考文獻的同一頁碼。這簡直是浪費受眾(作者、讀者、編者)的時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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