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庭作證和直接言詞原則以前，要求刑訊逼供的舉證責任倒置只能是畫餅充饑、水中撈月，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有學者提出，為了加強對控訴方程序違法特別是刑訊逼供行為的制裁，“在發(fā)現(xiàn)警察有可能實施了酷刑的情況下，即便被告人沒有主動提出司法審查之訴，也應依據(jù)職權責令檢控方承擔證明責任，以證明有關案件中不存在刑訊逼供的行為。至于是否能夠形成對程序合法性的合理懷疑，這需由法官結合具體案情進行判斷。”{17}筆者認為，雖然程序性事實的證明與實體性事實的證明存在差異，但也不能簡單地認為程序事實的證明可以采取較低的標準?！　』\統(tǒng)地說，凡是屬于控辯雙方爭議的程序性事實都可能成為程序合法性證明的對象，包括控方人員是否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證據(jù)的事實、申請回避中構成回避理由的事實、管轄權異議中構成異議理由的事實、羈押合法性爭議中羈押或延長羈押的條件事實及其期限等爭議事實?！　¤b于《情況說明》無法擔當起證明控方審前程序合法性的重任，近年來也有出示偵查訊問的同步錄音錄像資料以證明控方不存在違法訊問行為的情形。因此，要求偵查人員出庭作證既有立法上的障礙，也有觀念上的障礙。而英美法系采用當事人主義，認為“訴訟當事人均可以為合格的證人，因此檢察官及司法警察當然有證人能力，可以為證人。 [2]　　程序合法性的證據(jù)方法問題，即控方用什么樣的證據(jù)來證明自己的訴訟行為合法，也是證明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如果辯方能夠提供證據(jù)證明控方程序違法性事實，那么，只要證明這一程序違法事實存在的較大的可能性，除非控方用證據(jù)完全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即可認為已經(jīng)證明了程序違法事實的存在。正是由于實體性事實的證明事關當事人重大的實體利益，如果認定錯誤極有可能釀成冤錯案件，所以對實體性事實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一方面，這種責任對于辯方來說是一種說明的義務，“即不履行說明之責任，就要承擔不利之后果。對于程序性事實，除非辯方提出異議并以能夠成立即合乎邏輯的理由說明程序違法事實存在的可能性較大，否則裁判者可以推定控方程序合法。還有一種情況，即如果辯方對控方提出的足以證明程序合法性的結果仍持異議，則舉證責任轉移到辯護方，但這并非依證明責任分配機制所承擔的靜態(tài)意義上的舉證責任，而是動態(tài)意義上的舉證責任轉移的結果?！眥12}被告方在啟動程序性裁判程序時，應該以充分的理由說明控方存在程序違法的可能性，而不只是單純的聲稱或主張，因為只有當法官對控方行為的合法性產(chǎn)生懷疑時才可能會受理被告方的請求。這一規(guī)定雖然也很模糊，但可以幫助我們?nèi)ダ斫饣蝮w會何為合理懷疑?；诖?，刑事審前程序合法性的證明標準也應該確定為“排除合理懷疑”，即控方必須用證據(jù)證明到使法官對其審前程序合法性不存在任何合理懷疑的程度。如果對某項重要的控訴證據(jù)的取得是否遵守了法定程序或者說是否運用違法方法收集了該項證據(jù)等程序事實產(chǎn)生了合理懷疑，那么，控方收集該項證據(jù)的程序事實就成為證明對象?？紤]到審前程序違法行為主要發(fā)生在偵查階段，可以通過確立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制度，讓偵查人員出庭作證以證明偵查行為的合法性。然而，讓偵查人員出庭作證證明偵查行為的合法性，無論如何比提供《情況說明》之類更具有合理性和公正性。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共在法庭上出示訊問同步錄音錄像資料4802次，絕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的翻供理由都被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