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的結語中指出，之所以不講修辭學技巧，而是在歷年演說中“極盡各種論題，窮究一切知識”（《維柯論人文教育》，第187頁），正是修辭學的特性與修辭學教授的責任使然。事實上，許多對修辭學的質疑與詆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從哲學出發(fā)對修辭學的俯視。即作為確定認知的知識、作為正當行動的德性、以及恰當而得體的言說（修辭）。他指出，修辭學這種言談智慧的掌握，必須依靠教育。形而上學之后，是基督教神學的學習?！保ā毒S柯論人文教育》，第99頁） 三 修辭學：所有人類都應該認知的對象 維柯之所以將修辭學作為教育的終點，和他對人的認識是分不開的。相反，如果在演說中加入了過多理性思辨的原理、冗長的推理和縝密的邏輯，這種修辭則無疑是失敗的。因此，必須用生動的形象來激動聽者以使之愛。注釋：審慎智慧（prudence）——即實踐智慧，屬于政治學、倫理學、法學研究的范疇?！薄靶揶o格或修辭技巧，是修辭學研究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話語場。 維柯指出，“雄辯術是說服對象履行責任的能力，而說服就是引導所要說服的聽者的精神。而“常人”與智慧者的區(qū)別之一，就在于前者理性較為缺乏而情感豐富、想象力發(fā)達。在維柯看來，這才是真正的智慧，它“離不開對生活之流與永恒真理之間關系的恰當把握”。言意關系的扭轉，語言長期以來對真理的附屬局面的改變，都在這段話里初現端倪。而作為理想狀態(tài)的真正智慧的人，一定是既關心作為最高真理的知識，又擁有生活實踐的德性，并且能夠掌握修辭這門藝術的人，只有他們，才能“在生活實踐的曲折不定中采集著永恒真理”。人運用意志去行動的過程就是實踐的過程，而實踐的原因和目的，都是“善”，“善”的體現就是各種德性。因其稟賦的缺乏，不能期望由他們自身通過學習而獲得知識和德性；對他們的教化，只能由智慧者通過修辭，通過演說，來激發(fā)他們的情感，激勵他們的意志，最終使其能夠間接分享知識、德性的智慧光芒。他在各種典禮儀式上發(fā)表過演說，創(chuàng)作過悼詞和挽歌，還寫過各種形式的銘文。然而有意思的是，在這些歷年的開學典禮演說中，關于文體、辭格等修辭學技巧的講授可以說是幾乎沒有，以至于克羅齊曾作過這樣的判斷，即修辭學教授的職業(yè)生涯并沒有對維柯起到什么影響。）第三，維柯同意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修辭學關心的是“所有人類都應該認知的對象，而不是一門特殊知識。首先，認識的對象是那些確定的事物，例如天體的運行、自然的規(guī)律等等，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必須運用理性去認識。不關心永恒不朽具有超越性的最高真理，只關心實際生活和眼前利益的人，是為“精明的文盲”，這是第二低劣的。”（《維柯論人文教育》，第96頁）首先，沒有語言，萬事萬物根本無法呈現在心靈中。有智慧的人還應該將自己的智慧和修辭學結合起來，通過修辭的宣講，讓常人也能分有那些憑他自身的能力不能達到的智慧光輝。于此，修辭學才完成了亞里士多德早就提出的目標，即作為“所有人類都應該認知的對象”而存在?！保ā毒S柯論人文教育》，第146頁）賢哲可以通過哲學來節(jié)制精神的騷動，這是主動的，是憑借理性自我克制。作為言談智慧的修辭學，與倫理、政治、法學等實踐領域的審慎智慧，認識領域的理性智慧結合起來，折射出異常豐富的光芒。而“人性事務”因為充滿了機運、偶然，不可能如真理般確定無疑。”（《維柯論人文教育》，第98頁）“偉大的演說家們曾經以其宏偉、靈活而熱情的演說方式而聞名遐邇，并且在法庭、議院以及圣會講壇中，以其對國家的巨大福祉和語言的最高輝煌，煥發(fā)出耀眼的光彩?！保ā毒S柯論人文教育》，第144頁） 其次，要引導“常人”，還須借助修辭（語言）能夠激勵他們，使其產生意志。他指出，有些人或是先天的稟賦不足，或是未能受到應有的教育，既缺乏深刻的理性來獲取知識，又沒有強大正確的意志來指導實踐，他們往往是受情感和欲望支配。（參見《維柯論人文教育》，第103頁至107頁） 我們需要在比較中認識維柯學科體系設計的深意，以亞里士多德為例，他也將諸學科劃分為技藝、實踐、理論三個部分，但這三個部分之間是由低到高、逐漸上升，最后到達智慧的頂點形而上學（神學）。在記憶力旺盛而理性尚未確立的孩提時代，首先需要學習的就是語言。“智慧，正如最常說的，包含了對神的事物的知識、對人的事物的審慎智慧1（prudence），即作為德性的實踐智慧——筆者注）和言說（orationis）的真理與恰當三者在內。在《斐德羅篇》中柏拉圖指出，真正的修辭來自神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