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學：作為一種言談智慧(文件)
【正文】 的對象”而存在。對他們而言，嚴密的推理、清晰的邏輯難以發(fā)揮說服的用處，反而是融匯了情感節(jié)奏、擁有生動形象和感染力的雄辯修辭更能發(fā)揮用處?！坝脦缀螌W方法來撰寫一篇民政演說，無異于在演說中拒斥一切真知灼見，而只是證明一些顯而易見的東西；他們對待聽眾也就像對待兒童一樣，把他們的無一不是細嚼慢咽的東西放入聽眾口中，一句話，他們在演說中不是作為演說家，而是充當小學老師。柏拉圖在《斐德若篇》中有一個著名的比喻，認為人的靈魂是一架馬車，駕車的兩匹飛馬分別象征意志和欲念，而馬車的御者則象征著人的理智?！保ā毒S柯論人文教育》，第146頁）賢哲可以通過哲學來節(jié)制精神的騷動，這是主動的，是憑借理性自我克制。智者對自身精神的引導是靠意志的，而意志則是心靈的順從的女仆，因此只要教以責任，以使執(zhí)行就夠了。因為一旦產(chǎn)生愛，就易教之信；而一旦能愛能信，就應該激勵聽者，以使之從平時的軟弱中產(chǎn)生意志。維柯是在一個相當廣闊背景下，在一種廣角的視野中，來打量和重新定位修辭學。作為言談智慧的修辭學，與倫理、政治、法學等實踐領域的審慎智慧，認識領域的理性智慧結合起來，折射出異常豐富的光芒。但是，如果研究者的目光鎖定在技巧層面，如果修辭學研究從‘技’到‘藝’的提升不能進入我們的學術關懷、不能轉(zhuǎn)化為我們的實踐操作，那么，修辭學作為‘學’的價值，必然降格為‘術’。常識（sensus mune）——維柯認為常識是實踐與修辭的共同原則。參考文獻：Michael Mooney, 1985 Vico in the Tradition of Rhetoric【M】, Princeton: Princeton Unversity Press, , 柏拉圖 2003《柏拉圖全集》第二卷【M】，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維柯 2008 《自傳》，收入《新科學》【M】，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維柯2005 《維柯論人文教育》【M】，張小勇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維柯 2006 《論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M】，張小勇譯，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汪堂家、孫向晨、丁耘 2005 《十七世紀形而上學》，北京：人民出版社譚學純《修辭學研究：走向大視野》，《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而“人性事務”因為充滿了機運、偶然，不可能如真理般確定無疑。在當代修辭學的轉(zhuǎn)換與突破中，維柯的修辭學思想，也許會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有學者指出，“傳統(tǒng)的修辭研究模式，大多偏向‘修辭格’/‘修辭技巧’，以致人們在‘修辭’和‘修辭格’/‘修辭技巧’之間產(chǎn)生了等同性誤讀。從共時層面來看，維柯由修辭而至人文學科，由人文學科而至人的全面教育、由人的全面教育而至人性應有的完整和現(xiàn)實中人性的敗壞?！保ā毒S柯論人文教育》，第98頁）“偉大的演說家們曾經(jīng)以其宏偉、靈活而熱情的演說方式而聞名遐邇，并且在法庭、議院以及圣會講壇中，以其對國家的巨大福祉和語言的最高輝煌，煥發(fā)出耀眼的光彩。因為欲望就是精神的沉淪，它受制于肉體的感染，服從于肉體的本性，因而離開肉體就不可能活動。對于大多數(shù)“常人”而言，顯然不具備這樣的理性，因此他們的克制，是被動的克制，是智慧者憑借修辭的力量，激發(fā)他們的意志，間接養(yǎng)成他們的德性。所以，人類內(nèi)心的一切惡，都源于人類自身的欲望?！保ā毒S柯論人文教育》，第144頁） 其次，要引導“常人”，還須借助修辭（語言）能夠激勵他們，使其產(chǎn)生意志。因此，好的修辭一定是“用生動的形象來激動聽者以使之愛”的修辭，演說的魅力和雄辯的烈焰均來自于此。人不完全是理性的產(chǎn)物，他還有激情、感覺、想象力等因素。那么，維柯的偉大之處則在于他將作為“常人”的大多數(shù)納入了其思想關照之中：作為智慧者，因為能力的完備、人性的整全，獲得智慧、運用智慧理所當然；而作為“常人”，雖然不能掌握智慧，卻可以被智慧引導。他指出，有些人或是先天的稟賦不足，或是未能受到應有的教育，既缺乏深刻的理性來獲取知識，又沒有強大正確的意志來指導實踐，他們往往是受情感和欲望支配。而這樣的人，維柯指出，他們超越人類、幾近于神，正是他們，“將關于神的事物的知識、關于人的事物的審慎智慧和雄辯術結合起來，以一種震魂奪魄的力量，引導人從孤獨走向聯(lián)合。從作為最低智慧的語言出發(fā)，人的能力逐步上升而至最高智慧；而最高的智慧的認識、表達、應用又必須借助修辭（語言）。并且，修辭由“術”上升到“學”需要將其本身置于與其他學科的廣泛聯(lián)系之中。（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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