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合同詐騙在司法中的認定(完整版)
【正文】 同詐騙罪構成中的客觀行為，歸根到底還是取決于有無非法占有目的。司法實踐中有觀點認為合同詐騙罪主觀方面可能存在間接故意，如行為人簽訂合同時對履約能力尚無把握，寄希望于將來的時運，合同簽訂后，先行占有對方定金或預付款，而后對履約抱聽之任之、漠不關心的態(tài)度。因此是否以單位名義簽訂、履行合同，不應成為區(qū)分個人合同詐騙與單位合同詐騙的標志?！ ≈黧w特征 本罪的犯罪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對于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而言，簽訂合同的著眼點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而在對合同標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在所有的詐騙犯罪案件中，合同詐騙案件占有相當高的比例，已成為目前刑事司法實踐中的熱點、難點。合同是商品交換關系在法律上的表現(xiàn)形式,合同法律制度則集中體現(xiàn)和反映了商品經濟關系發(fā)展的內在要求和一般規(guī)則，為商品交換提供了基本的行為模式。行為人對取得財物的處置情況…………………………第6頁客觀特征……………………………………………………第2頁主體特征……………………………………………………第3頁行為人在違約后有無承擔責任的表現(xiàn)…………………第6頁因此，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合同法律制度是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基本保證。本文將綜合我國合同法與刑法學基本原理對此作系統(tǒng)闡述和探討，以期有助于司法實踐中準確把握本罪的認定。合同僅僅是詐騙采用的手段形式。司法實踐中應注意區(qū)分合同詐騙罪的犯罪主體是自然人還是單位。實踐中，應當注意從單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體性和利益歸屬的團體性兩點把握究竟是個人合同詐騙罪還是單位合同詐騙罪。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僅表明行為人不愿意積極履行合同，不能說明行為人有騙取對方財物的目的，此時只能引出兩種民事法律后果：一是欺詐合同無效，二是行為人賠償對方當事人的損失。因此在判斷一行為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時，除看行為人是否符合刑法第224條所規(guī)定的行為類型外，還必須看行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從司法實踐中看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沒有欺詐行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詐騙罪。對于這種情形，不論其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均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所以可以從行為人對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認定其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揮霍，或者從事非法活動、償還他人債務、攜款逃匿、隱匿財物且拒不返還等，應認定為行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袨槿宋绰男泻贤脑颉 ∮绊懞贤绰男械脑虬ㄖ骺陀^兩種情況。即兩罪形成了法條競合。就金融詐騙犯罪而言，其中許多犯罪需要以合同的形式體現(xiàn)，行為的實施也發(fā)生在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中，因而在犯罪構成上與合同詐騙形成法條競合，且包括包容競合（如合同詐騙罪的內容包容保險詐騙罪的規(guī)定，兩者存在普通法與特殊法的關系，對此應適用特別法，以保險詐騙罪定性。而第三種觀點中所謂的連續(xù)犯是指行為人基于數(shù)個同一的犯罪故意連續(xù)多次實施數(shù)個性質相同、觸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態(tài)?！ 。ㄋ模?合同詐騙罪中共同犯罪形態(tài)的認定 司法實踐中，利用合同進行詐騙，有的行為人通過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手段進行詐騙，涉及到名義被冒用者是否承擔刑事責任、能否構成共同犯罪的問題。 [2] 夏朝暉《試論合同詐騙罪》載《法商研究》 [11] 熊選國《論利用合同詐騙罪與民事詐騙行為的界限》載《法學評論》 [13] 姜偉《犯罪形態(tài)論》法律出版社 [5] 蘇惠漁《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對于名義被冒用者和保證人是否承擔刑事責任、能否構成共同犯罪，應當具體分析：（1）如果名義被冒用者在行為人冒用自己名義進行合同詐騙后獲悉，但仍采取放任不管的態(tài)度消極地不加以制止，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也不應按照傳統(tǒng)連續(xù)犯的處罰原則進行處斷。） ?。ㄈ?關于連續(xù)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shù)種詐騙罪名的認定。這是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的共識。但是，如果合同當事人享受了權利，自己盡了最大努力去承擔義務，只是由于客觀上發(fā)生了使行為人無法預料的情況，導致合同無法得到全面履行，這種情況下，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以合同糾紛處理。（3）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沒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經營活動，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內將對方財物予以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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