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結。故曰：“二十五日釋服”，即脫去喪服。實際執(zhí)行的情況如何呢？《宋史》卷一二三《禮志》： 　　　　　　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太常禮院言：……準故事（成俗），合隨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釋服。這是理論上的規(guī)定。 　　　　　　以上所舉諸事，就性質而言，涉及到了控制、撤罷藩鎮(zhèn)、確立君臣體統(tǒng)、收奪節(jié)度使之財等一系列軍國大事。節(jié)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作為一樁歷史事件來說，基本是可信的。李燾的這一考訂是極為嚴謹的。賦租之入，足以自奉，優(yōu)游卒歲，不亦樂乎？朕后宮中有諸女，當約婚以示無間，庶幾異日無累公等。古人往往把“杯酒釋兵權”看作是“文盛武衰”的轉機，是文武兩勢變易的樞紐，不是沒有道理的。后周末，樞密使由宰相魏仁浦兼任，入宋后未作變更。這種安排有策略方面的考慮（安撫后周舊臣），但也反映出太祖此時對文臣不甚重視，以為當不得輕重有無，故不急于調整。禁軍將帥的居功自傲、驕蹇弄權，當然也會危及統(tǒng)治秩序，但與謀反作亂畢竟不同。 　　　　　　漢高祖是以“夷戮誅殺”為手段，唐太宗則以勸誡警示為策略。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這樣，無論是在京還是在外的禁軍將帥，均無統(tǒng)帥全部或大部禁軍的權勢。當時禁軍的九名高級統(tǒng)帥，或是太祖稱帝前的結拜兄弟，或是趙宋集團的中堅人物，他們在趙宋集團的崛起和“陳橋兵變”中均有極大貢獻，是趙宋集團的開國元勛，集兵權、功勛于一身?！贝苏f極是。論“杯酒釋兵權”真?zhèn)瓮跤凉?撰 　　　　　　　　“杯酒釋兵權”是宋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們熟知的一則歷史典故。禁兵，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軍隊；而藩鎮(zhèn)作為地方軍閥，所控制的則是各自統(tǒng)轄的地方部隊。這種功高權重的情形，對宋太祖的皇位正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功高則震主，權大則不測?！盁o其勢者無其心”，“彼可取而代之”之類的犯上作亂，實際上很難發(fā)生。太祖怒，遂寖其命。不同的選擇，固然與各自所面臨的實際情況有關，同時，更與皇帝本人對政局的估計有關。所以，要解決這類問題，也就不必采取“夷戮”功臣的極端措施。有學者認為，“唐末五代，樞密權重，實際上取代了中書門下的地位，行使著中央的權力。其實，讓魏獨留相職，將樞密使一職改任趙普，才是合情合理的安排。 　　　　　　關于“杯酒釋兵權”，現存最早的記載，是王曾（公元978─1038年）的《王文正公筆錄》： 　　　　　　太祖創(chuàng)業(yè)，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猶分典禁兵如故。”守信等咸頓首稱謝。因為根據宋代的官方檔案──《國史》和《實錄》記載，石守信等人在建隆二年七月庚午即罷兵權而出守大藩，故“杯酒釋兵權”只能發(fā)生在此前，決不可能發(fā)生在“太祖登位數年”后。主要理由有三點。太祖……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這些大事的措置，當然要有許多嚴肅、正規(guī)、細致的操作程序，不會是杯酒一席間的事情。實際執(zhí)行時，則依據對上述喪期的有規(guī)律的減縮（如“以日易月”，即一天等于一月，三年喪可為24天）來安排喪期。二十七日禫除畢，服吉，心喪終制。這標幟著朝廷規(guī)定的或曰法定的喪期已過。換言之，我們可以說，杜太后的喪期是從六月二日至六月二十五日，這是嚴格意義上的喪期；也可以說是從六月二日至十一月四日，這是寬泛意義上的喪期。至王曾《筆錄》（《王文正公筆錄》），始有“杯酒釋兵權”的記載，且較詳細。 　　　　　　其一，丁謂《談錄》中的確只記載了“釋兵權”，而沒有王曾《筆錄》中的“杯酒釋兵權”的情節(jié)。而論丁謂《談錄》時，則語盡貶斥，俱為劣評（詳下）。如此說來，王曾《筆錄》的成書面世必早于《談錄》無疑。至七月“杯酒釋兵權”，又解除了六名禁軍將帥的兵權。這種安排，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失去兵權）一得（與皇室聯姻）中獲得了某種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使他們消除了“弓藏狗烹”之類的疑懼，進而以愉快而又積極的態(tài)度，主動地調整各自的社會角色，與時進退，以適應新的社會環(huán)境。如開寶二年，王審琦任御營四面巡檢使，統(tǒng)領禁軍，隨宋太祖出征太原。至于審琦之政成蔡下，重之功宣廣陵，卓乎可稱(16)。北宋立國之初，重武輕文的風氣依然如舊：開國諸將“官爵勛階并從超等”，位重勢大，“意多驕蹇”；而同為開國功臣的趙普，卻屈居四品，“以樞密直學士立朝”。 　　　　　　從更深的意義上看，“杯酒釋兵權”所解決的，又是中國封建政治中的一個最為棘手的問題──如何處理皇帝與開國功臣之間的矛盾。 　　　　　　這種寬緩、平和的氣氛，使得宋王朝在其誕生之際就蘊含了一種不同尋常的開國氣象。 　　　　　　這種變化，固然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動因，但另一方面，“自古創(chuàng)業(yè)垂統(tǒng)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規(guī)模可豫知矣”。 　　(2)張其凡：《五代禁軍初探》第一○三頁，暨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上曰：‘爾輩既欲我為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jié)，毋或偃蹇。 　　(13)《宋史》卷二五○《五審琦傳》；《長編》卷一一開寶三年三月條。 　　(21)分見《邵氏聞見錄》卷一八；《河南程氏遺書》卷一五；《范文正公文集》附錄《年譜》；侯延慶：《退齋筆錄》（高文虎《蓼花州閑談》引）；《宋史》卷三四○《呂大防傳》；《長編》卷四九五，哲宗元符元年三月辛亥。） 　　(22)《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二○○。 　　(15)見《宋史》各本傳。” 　　(9)《長編》卷一○，開寶二年正月；開寶二年十月。 　　(4)張其凡：《趙普評傳》第五十頁，北京出版社。而政治上的這種變化，又必然會促進經濟和文化的繁榮，“給社會各個方面都帶來勃勃生機”(23)。宰相李昊曰：“臣觀宋氏啟運，不類漢周”(20)。這雖然也可以部分地解決功臣對皇權的威脅，但伴隨而來的腥風血雨，卻會造成沉重的陰影，扭曲和戕害幾代人的心智，從而對政治的昌明、經濟的發(fā)展、文化的繁榮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此后，新提拔的第二代將帥，資淺功薄，自然無法與趙普等開國文臣相抗衡了。創(chuàng)業(yè)君臣，有過人者類是夫(17)。韓令坤被解除侍衛(wèi)馬步軍都指揮使后，出為成德軍節(jié)度使，仍可統(tǒng)領沿邊部分軍隊，“鎮(zhèn)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建隆元年。另據《宋史羅彥環(huán)傳》和《長編》卷二“建隆二年七月壬午條”記載，侍衛(wèi)步軍都指揮使羅彥環(h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