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杯酒釋兵權”真?zhèn)?資料下載頁
2025-06-28 21:07本頁面
【正文】 政，文盛武消之勢已是明若觀火?！端问贰肪硭娜拧顿澱摗吩唬骸八囎娓锩?，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元代史學名家袁桷亦云：“杯酒釋兵權，此啟運立基之機也。然文盛武衰，亦自此始。”(19)二者立論的角度雖各有不同，但均道出了“杯酒”一事的深意所在。 從更深的意義上看，“杯酒釋兵權”所解決的，又是中國封建政治中的一個最為棘手的問題──如何處理皇帝與開國功臣之間的矛盾?！傍B盡弓藏，兔死狗烹”，即誅殺功臣，是一些開國之君慣用的手法。這雖然也可以部分地解決功臣對皇權的威脅，但伴隨而來的腥風血雨，卻會造成沉重的陰影，扭曲和戕害幾代人的心智，從而對政治的昌明、經濟的發(fā)展、文化的繁榮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而宋初的“杯酒釋兵權”，卻選擇了一種較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氨普撔?，大將解印”，談笑之間，解決了一個歷代深感棘手的問題。當然，實際過程不會如此簡單。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后，絕大部分功高資深的禁軍將帥，既被解除了兵權，又保持了同皇帝的親密關系，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這表明，宋初皇帝與功臣宿將的矛盾已經化解在一種較為寬緩、平和的氣氛之中了。 這種寬緩、平和的氣氛，使得宋王朝在其誕生之際就蘊含了一種不同尋常的開國氣象。遠在四川的后蜀政治家，就曾以旁觀者的清醒，覺察出幾絲信息。宰相李昊曰：“臣觀宋氏啟運，不類漢周”(20)。此后，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宋王朝的這種“不類漢周”的開國氣象有了更明晰的體認。如邵雍、程頤、范仲淹等就將“祖宗以來，未嘗輕殺大臣”作為“本朝超越古今五事者”之一；蔡確、呂大防、曾布等，則更把“不殺大臣”“不殺士人”，“不殺諫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統(tǒng)統(tǒng)指稱為“祖宗家法”，以為“三代之后，惟本朝祖宗所立家法最善”(21)。南宋名臣留正則云： 本朝自古所無者三。藝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來，世傳二厚，雖甚威怒，未嘗妄殺，故論者謂不嗜殺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廟光堯兩行內禪，皆出自睿斷，三也(22)。 “自古所無”云云，雖然不無夸耀，但也確實道出了宋代政治運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變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較之于喋血宮門，兵連禍結，無疑多了一些文明和理性；威怒有度，不誅大臣，不嗜殺人，較之于“天子之怒，伏尸百里”，無疑又少了一些蒙昧和野蠻；至于“內禪皆出自睿斷”（即皇帝本人自愿退位），較之于慣常的皇位爭奪，也多少顯示出理性與蒙昧的分野……總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蠻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運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這種變化，固然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動因，但另一方面，“自古創(chuàng)業(yè)垂統(tǒng)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規(guī)?？稍ブ印?。從這一角度看，宋初的“杯酒釋兵權”，其最深刻的意義就在于營造了一種較為文明和理性的開國氛圍，從而影響和帶動著宋代的政治生活向著相對寬松和自由的方向發(fā)展，并最終形成了“未嘗輕殺臣下”，“不以文字罪人”，“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等值得肯定的政治傳統(tǒng)。而政治上的這種變化，又必然會促進經濟和文化的繁榮，“給社會各個方面都帶來勃勃生機”(23)。 注釋： (1)聶文原載《燕京學報》第三四期。后收入作者的《宋史叢考》（中華書局一九八○年三月）。丁文載《人文科學學報》一卷三期，一九四五年九月。徐規(guī)、方建新：《“杯酒釋兵權”獻疑》，載《文史》第一四集；顧吉辰：《關于宋初“杯酒釋兵權”的幾個問題》，載《中州學刊》一九九三年第六期；武君：《試論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載《甘肅社會科學》一九七九年第二期。本文凡引上述諸篇，不再另標出處。 (2)張其凡：《五代禁軍初探》第一○三頁，暨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3)《長編》卷一建隆元年正月辛亥條。 (4)張其凡：《趙普評傳》第五十頁，北京出版社。 (5)《長編》卷四三一，元祐四年八月。 (6)《范太史集》卷二六。 (7)《長編》卷二，建隆二年秋七月庚午。 (8)王定國《聞見近錄》載：“太祖即位，方鎮(zhèn)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方鎮(zhèn)……上曰：‘爾輩真欲我為主耶？’方鎮(zhèn)皆再拜，稱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為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jié)，毋或偃蹇。’方鎮(zhèn)復再拜，呼萬歲，與飲酒，盡醉而歸?！? (9)《長編》卷一○，開寶二年正月；開寶二年十月?！端问芳o事本末》卷二《收兵權》引胡一桂語。 (10)《宋史論》卷一。 (11)宋代的國宴包括大宴、次宴、小宴、特旨（曲宴）。其中大宴最為隆重喜慶。 (12)《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 (13)《宋史》卷二五○《五審琦傳》；《長編》卷一一開寶三年三月條。 (14)見《宋史》各本傳。 (15)見《宋史》各本傳。 (16)《宋史》卷二五○《贊曰》。 (17)《宋史》卷二五一《贊曰》。 (18)《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19)《清容居士集》卷四七《書藝祖皇帝十節(jié)度風云圖》。 (20)《長編》卷四乾德元年五月條。 (21)分見《邵氏聞見錄》卷一八；《河南程氏遺書》卷一五；《范文正公文集》附錄《年譜》；侯延慶：《退齋筆錄》（高文虎《蓼花州閑談》引）；《宋史》卷三四○《呂大防傳》；《長編》卷四九五，哲宗元符元年三月辛亥。參見徐規(guī)：《宋太祖誓約辨析》（載《歷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22)《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二○○。 (23)關于宋代政治的寬松和自由的問題，筆者曾聆聽過劉祚昌先生的若干精闢論述，啟益良多。漆俠先生最近在《宋學的發(fā)展和演變》（載《文史哲》一九九五年第一期）中，亦論述了宋代“經濟領域”和“上層建筑領域”中的“某種寬松和自由”，認為這種寬松和自由“給社會各個方面都帶來了勃勃生機”。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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