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復興以來，歐洲各民族的交流如此頻繁，比較的意識已經(jīng)萌芽，零散的比較批評或研究也時有發(fā)生，但總的看來，它們經(jīng)常僅僅出于一種好奇或一種品評高下的愛好。20年之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世界文學”的到來及其條件，即國際世界的開拓，也就是說，是經(jīng)濟的國際化最終促成了文化和文學的國際化：在歌德這樣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倡導“世界文學”的同時，還有一批熱情的世界主義者在自覺和不自覺地探索比較文學的道路。（二）比較文學專業(yè)性刊物的出版。1887年至1889年間，查爾斯這些學者專心于從事影響研究，注重“事實聯(lián)系(rapports de fait)”和實證方法，反對把比較文學變成沒有影響關(guān)系的文學之間的比較(相似和相異之處)，在他們看來比較文學就是“國際文學的關(guān)系史”，是建立全面的文學史的必要補充。在比較文學誕生之前，在了解和介紹外國文學的時候，這一類隨意的零散的鑒賞式比較并不少見，比較文學的任務絕不能滿足于此。教堂山會議成為比較文學發(fā)展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以此為起點，比較文學的研究方向發(fā)生全面調(diào)整，比較文學的研究中心也從歐洲轉(zhuǎn)移到美國。韋勒克接著指出了這套陳舊的方法論所造成的如下惡果：比較文學的一個初衷是為了打破國別文學研究的孤立主義和19世紀學術(shù)研究普遍存在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可是，梵艾田伯和勃洛克(Haskell M．Block)在恢復比較文學研究的“人文主義”精神這一點上與韋勒克相互呼應。比較文學主要是一種前景，一種觀點，一種堅定的從國際角度從事文學研究的設想。在50年代到60年代，比較文學暫時走出了危機，在此期間，比較學者們對本學科的界定相對自信了，而且不斷強調(diào)超民族性和跨學科性。70年代不過，因為經(jīng)受過新批評的洗禮，這種向文學外部研究的回歸不是對過去的簡單重復。佛克馬(DouweW，F(xiàn)okkema)教授1982年的論文《比較文學和新范式》極富挑戰(zhàn)性，該文回顧了韋勒克1958年在教堂山會議上的報告，總結(jié)了它的影響，并提出了尖銳的反駁。必須嚴格區(qū)分以下兩個領(lǐng)域：一是文學的科學研究(the scientific 與佛克馬相反，老一輩學者如韋勒克、雷馬克、奧爾德里奇(Alfred Owen Aldridge)、烏爾利希他們維護的是人文主義原則……其次，他們無視理論探討的長遠意義，不承認理論探討對新思路的開拓。確實，不論是返觀比較文學的歷史，還是探索比較文學的新方向，尤其是打破歐洲中心論，賽義德的后殖民主義理論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視角。如果采取了這個無所不包的定義、試圖一下子做這么多事情，比較文學系的教學勢必面臨各種無法解決的難題，而且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身份也將面臨更大的危機?？墒?，正是這種強烈的自我反省意識和不斷探求的精神使比較文學獲得了勃勃生機，并始終保持在人文學科的前沿。這種觀照習慣的缺點是不易形成固定的專業(yè)意識，但對于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國界與跨學科的比較文學來說，卻是一種十分難得的先天性優(yōu)點。譬如《史記“西王母”是中國古代神話中的人物，《山海經(jīng)》與《穆天子傳》等古籍都有記載。綜觀整個中國古代的比較文學研究，它具有兩個十分明顯的特點：一是內(nèi)容較豐富，其中尤以跨學科研究成就最為突出，二是專業(yè)意識極為淡薄。道安主張直譯，鳩摩羅什則倡導意譯，道安的弟子慧遠認為無論直譯還是意譯都有缺點，而主張兩者并重。此種討論，開啟了我國比較文學譯介學的先河，至今都有理論意義。唐代學者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則多次將中國本土的傳說與佛經(jīng)中類似的說法進行比較研究，如此書《前集此外，對于中國本土文學作品的歷代箋注，凡指出其中典故出自佛典者，亦屬于此類影響研究，更準確地說，是中國式的影響研究。與西方古代相比：這是中國古代比較文學研究最為突出的一個特點。至于像蘇軾那樣，說：諸如此類的詩畫比較研究，在中國文論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中國比較文學的建立“比較文學”學科在現(xiàn)代中國的正式建立，與西方學術(shù)的大量傳入以及深受西方學術(shù)影響的專門人才的大量出現(xiàn)，有著極為密切的關(guān)系。科波菲爾》)與《水滸傳》作比較。魯迅認為國外“摩羅派”詩人“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屈原則“多芳菲凄惻之音，而反抗挑戰(zhàn)，則終其篇未能見”。1912年1月2日，正在日本的魯迅在致許壽裳的信中就已提到法國學者洛里哀(Frederic Loliee)的《比較文學史》。從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獲碩士學位歸來的吳宓，積極提倡比較文學，并于1924年在東南大學開設了“中西詩之比較”等講座，這是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學講座。1931年，法國比較文學家洛里哀的《比較文學史》由傅東華翻譯，這是中國第一本比較文學譯著；1937年，法國學派的代表人物梵如其《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一文即指出，人們熟知的“曹沖稱象”故事實源于北魏吉迦夜共曇曜(y224。 如果把字典中的解釋用在譯文里，那便是“死譯”，只可說是不妄改某字在字典中的意義，不能說是吻合原作。劉西渭(李健吾)的《咀華集》、《咀華二集》與李廣田的《詩的藝術(shù)》等著作，在品評三四十年代蜚聲文壇的中國作家時，常將他們與西方作家作比較，有許多敏銳獨到的見解。 錢鐘書《談藝錄》則認為： 第六節(jié) 中國比較文學的興盛主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自1949年以后，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陣營分成了兩大區(qū)域，一是大陸，一是港臺。 〖港臺方面〗從1967年起，臺灣大學正式開設比較文學碩士班課程，1970年又開設比較文學博士班。從此之后，國際間的交流更加頻繁。作者在80年代出版的《七綴集》，則全用活潑醇正的白話寫成，同樣是不可多得的比較文學精品。至于單篇論文就更是多得難以統(tǒng)計。 ， 但更為主要的內(nèi)容還是探討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并進而討論是否應該建立以及如何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問題。我們必須從兩個模子同時進行，而且必須尋根探因，必須從其本身的文化立場去看，然后加以比較加以對比，始可得到兩者的面貌。自90年代以來，此種“雙向闡發(fā)”法就更為許多學者所認同。至此，比較文學在中國終于從一棵幼芽長成一株參天大樹了。1976年，古添洪、陳慧樺在提倡“闡發(fā)法”時即已提出了“比較文學中的中國派”的口號?！瓣U發(fā)法”其實就是一種求同的比較文學方法，不過此種求同，乃是求中國文學同于西方理論。 這一時期對比較文學的研究，首先表現(xiàn)為充分討論建立比較文學的意義，介紹比較文學的基本知識，并因此出版了許多著作、論文集與教材。所以不難理解，自80年代以來，比較文學的專著與論文集何以如此層出不窮，竟至于在數(shù)量上超過了以前所有階段的總和。這都反映了比較文學以前從未有過的興盛現(xiàn)象。1981年，北京大學率先成立了比較文學研究會，出版《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通訊》。1978年，香港中文大學建立了比較文學與翻譯中心。港臺地區(qū)的比較文學研究雖然發(fā)展得相對迅速些，但在60年代中葉以前也基本上乏善可陳。朱錢二書的此種差別，既說明了中國比較文學在其勃興之際研究成果的多姿多彩，又預示著以后將在不同階段出現(xiàn)不同的研究路數(shù)。兩位學者在知識結(jié)構(gòu)上都是博通中外，又都在歐洲受過多年的教育與訓練，因此由他們進行比較文學研究真是再適合不過。 自此之后直到1949年，中間雖有抗日戰(zhàn)爭的影響，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卻日趨興盛，不僅仍有影響研究，更有大量的平行研究，還有跨學科研究與闡發(fā)研究，并產(chǎn)生了一批高質(zhì)量的專著，這是以前任何時期都無法比擬的。陳寅恪的這類文章，既考證精密，又富理論意義，實可視為影響研究的范例。否則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同時，清華大學中文系也開設了“當代比較小說”、“佛教翻譯文學”等具比較文學性質(zhì)的選修課。同年，正在美國留學的吳宓在《留美學生季刊》上中發(fā)表《論新文化運動》一文，其中特別介紹了當時頗有影響的法國學派的比較文學觀。此外，嚴復、蘇曼殊等人又對中國譯介學的發(fā)展作了貢獻，特別是嚴復提出的“信、達、雅”三標準，在近現(xiàn)代中國翻譯界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中國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學似差可頡頏(xi233。20世紀初期至20年代，中西小說、戲劇、詩歌的比較研究一時成為學術(shù)界的熱門話題。中國傳統(tǒng)學術(shù)選擇了徹底“打通”，故無所謂專業(yè)之分學科之別；西方學術(shù)則選擇了學科的獨立，故只能在保持專業(yè)界限的基礎(chǔ)之上力求有限的“打通”。所以在西方“比較文學”傳入之前，中國學術(shù)中不可能產(chǎn)生這門獨立的學科，而其固有的比較文學研究實績也注定只能是雖豐富卻零散，不像冰塊那樣凝結(jié)成形從而占有特定的空間，只是像蒸汽一樣消融彌漫，似有若無地存在于整體的學術(shù)研究之中。在此書《詩辨》篇中嚴羽用禪宗的果位、派別與境界之分來論中國歷代詩歌的高下之別，又將禪道與詩道打通，認為二者的奧妙都在于“妙悟”，正是妙悟的淺深決定了學禪與學詩的不同境界。其四，有影響研究。其三，有平行研究。中國古人向來強調(diào)“通達”，反對只從一個固定的視點來看問題，主張只有從多個角度來觀照才能看清“廬山真面目”。關(guān)雎》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屬于《國風》中的《鄭》詩則“淫”而“亂雅樂”。我國學者因之而思振起，遂打破傳統(tǒng)學術(shù)的原有格局，一批學科相繼獨立。賽義德(Edward　W．Said)指出，作為一個研究領(lǐng)域，“比較文學的構(gòu)成及其初衷是為了超越本民族的單一視野，把眼光投向整體而非本民族文化、文學和歷史抱殘守缺地提供的那一點點東西”。在自覺打破歐洲中心論方面，法國學者艾田伯做出了極大貢獻，早在《比較不是理由》一書中，他就發(fā)出了把“比較歐洲文學”變出“比較國際文學”的呼聲；他的巨著《中國之歐洲》以大量事實證明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歐洲的影響，這對于破除歐洲中心論的意義自不待言。第根在他的“比較文學”的定義里明確提出“對東方世界不予考慮”，其他歐洲學者雖然承認東方文化的成就，但多數(shù)認為西方和東方文化分屬兩個不同的文學系統(tǒng)，無法進行比較。這份報告引發(fā)了一場激烈的論爭。90年代佛克馬還借用庫恩(Thomas S．Kuhn)的范式(paradigm)概念，為比較文學提出了以下四個新范式：(1)文學研究對象的新概念；(2)新方法的引進；(3)重新看待文學研究與科學的相關(guān)性；(4)重新看待文學研究60年代末，解構(gòu)主義異軍突起，一直對新理論保持高度敏感的比較文學也被吸引到解構(gòu)主義上來，整個70年代，比較學者們開始大量閱讀尼采、弗洛伊德、馬克思的理論，按照伯恩海默(Charles　Bemheimer)的描述，一個理論的時代到來了，在那個時代，“方法比問題更重要，焦慮已不再被視為需要治療的癥狀，它已成為一個需要體察與分析的文本(text)功能。為了完善文學研究，只建立全面的文學史還不夠，還需要建立全面的文學理論(即比較詩學)，為了更好地揭示文學的本質(zhì)和規(guī)律，還必須進行跨學科的研究?！表f勒克強調(diào)說，他的批評所針對的“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方法”，在法國比較學者之中，也有人一貫反對法國學派的方法，而在美國的比較文學研究中也同樣存在這一類問題和缺欠，而且也有人不同意和誤解韋勒克的觀點。韋勒克在報告的最后呼吁學者們必須面對“文學性(literariness)”問題，使文學研究成為“人類最高價值的保存者和創(chuàng)造者。這是美國比較學者第一次與歐洲比較學者正式會晤。二次大戰(zhàn)結(jié)束以后，國際交往更加活躍，學術(shù)界對比較文學的興趣迅速增長，與此同時，國別文學研究的分工越來越細，使相互溝通的需要更為急迫。他們以積極的態(tài)度、嚴謹?shù)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