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基礎和表現，不同的產權歸屬和不同的文化傳統對工人的權益保障是有影響的，也可能影響工人的工資?！　『炗唲趧雍贤欢ǔ潭壬峡梢苑从称髽I(yè)對《勞動法》的遵守程度，簽訂勞動合同的程序也可以認為是企業(yè)與農民工協商工資水平和待遇條件的程序。個人消費水平可以反映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工資水平，也反映所在城市的消費水平和經濟發(fā)展水平。農民工在看待城市的工資水平時會參照他們在農村中的收入，然后形成他們的預期工資。問卷的數據還表明：盡管大部分人(％)加班都有加班工資，還是有四分之一的人(％)明確回答沒有；有接近四成((％)的人沒有工資單；一半以上的人的工資要推遲發(fā)放(％)，這些數據說明，對農民工所實行的工資制度的正規(guī)化程度并不高。　　企業(yè)制度模型中，我們同樣以農民工平均月工資的對數作為因變量，控制人力資本模型中的所有變量，加入企業(yè)的所有制性質⑦、規(guī)模⑧、行業(yè)、工種、是否簽訂勞動合同、企業(yè)是否缺工7個變量表示企業(yè)制度?！　《r民工的問題卻復雜許多：有的農民工在年齡較大時才進城務工，這部分人年齡大但工齡卻短；而另一部分農民工進城較早，可能在很年輕時就已經積累了較多工作經歷。對此，我們將另做研究。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企業(yè)規(guī)模越大，農民工工資越高；與普工相比，管理人員、技工、文員及從事其他工種的農民工可以得到更高的工資?！　　９しN是一種分類機制，受教育程度的高低通過受雇于不同的工種來體現人力資本的差異。在企業(yè)制度中，企業(yè)規(guī)模和工種對農民工工資有顯著影響，規(guī)模越大，工資越高，工種表現出明顯的等級性；企業(yè)所屬行業(yè)和企業(yè)性質對工資沒有顯著影響，是否簽訂勞動合同和缺工情況同樣如此。　　回歸分析的結果告訴我們，企業(yè)性質對農民工工資沒有顯著影響?！　@農民工的來源地對農民工工資的影響主要形成以下兩個假設：其一、差異性假設?！　∮纱?，農民工來源地對工資水平的無差異性假設成立。(13)這說明，在珠江三角洲已經建立起一個統一的低工資的低端勞動力市場。這種無差異性，對現存的市場和資本制度、社會分層機制和二元結構的合理性提出質疑。對“證書獲得情況”的詢問是“您是否獲得過國家承認的職業(yè)資格證書、技術等級證書”，回答結果是：沒有(賦值為0)；有，有幾個(賦值為具體數值n，n＞=1)。在企業(yè)制度模型中，我們把所有制性質做變量的虛擬化處理，形成3個二分變量，分別是“集體企業(yè)”、“私有企業(yè)”和“外資企業(yè)”，并以“國有企業(yè)”為參照類?！　?12)參見張春泥、劉林平：《網絡的差異性和求職效果——農民工利用關系求職的效果研究》，未刊稿?！　7]林南，2004，《社會資本：關于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張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4]坎貝爾威廉姆森、邁克爾斯密，2005，《國富論》，唐日松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Susan C. Turner 1996, Employment Contacts and Minority White Wage Differences. Industrial Relations 35.　　[31]Lillard, L. amp。 Wayne J. Villemez 1986, Informal Hiring and Ine in the Labor Mar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25]Corcoran, Mary, Linda Datcher amp?？肆_茨納編《企業(yè)的經濟性質》，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15]倪志偉，2002，《市場轉型理論：國家社會主義由再分配到市場》，邊燕杰主編《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美國社會學者分析中國》，北京：三聯書店?！　11]劉林平、萬向東、張永宏，2006，《制度短缺與勞工短缺——“民工荒”問題研究》，《中國工業(yè)經濟》第8期?！　3]懷默霆，2001，《工人作用的演變》，楊海紅譯，張敏杰主編《中國的第二次革命——西方學者看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謝宇對中國城市居民收入的研究，在模型中只納入了工作年數和工作年數的平方(2006)。在人力資本模型中我們把“對勞動法的認知程度”處理成“不熟悉勞動法”這1個虛擬變量納入模型，并以熟悉勞動法為參照類。改革開放后，在外資企業(yè)中，工人待遇的區(qū)別不在于企業(yè)是獨資還是合資，而在于是西方資本還是亞洲資本(懷默霆,2001)?！　　皥蟪暌彩且环N制度工具”(Stinchbe，1997：17)。其二、無差異性假設。該假設認為外出農民工到珠三角打工，工資水平都高出了他們可以接受的最低水平。這說明在中國，國有企業(yè)對其正式員工有一套區(qū)別于市場體制的工資決定機制，但這套機制并不適用于農民工。在對勞資關系的研究中，我們曾經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存在著處理勞資關系的社會主義傳統；城鄉(xiāng)集體企業(yè)(包括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和城市的集體企業(yè))是社區(qū)型的企業(yè)，勞資關系深深地嵌入到社區(qū)的人際關系網絡之中，人情關系削減了勞資關系；私有企業(yè)大多是由個體經濟發(fā)展而來，由于產權特性和規(guī)模不大，處于發(fā)展的初級階段，對勞資關系的處理比較簡單粗糙；就外資來說，歐美企業(yè)有所在國較為深遠的法制傳統，處理勞資關系的模式可能是“法治化”的，日韓企業(yè)次之，港臺企業(yè)更次之(萬向東等，2006)。農民工不論來自哪里，不論他們家庭農業(yè)收入的高低，不論個人生存消費的多少，也不論在哪一個城市工作，工資都沒有顯著差異?！　　Ｔ诰C合模型中，％。人力資本中的性別、教育年限、培訓、總工齡、本企業(yè)工齡、勞動法熟悉程度(不熟悉勞動法)、換工次數等變量，企業(yè)制度中的企業(yè)規(guī)模、工種(管理人員、其他、技工、文員)等變量納入了模型中。這一結果正好說明了先前我們所提出的農民工工齡和年齡的變化并非一致的觀點。將總工齡和本企業(yè)工齡納入人力資本模型時都分別加入了它們的平方項，表5中它們的平方項均為負值，說明總工齡和本企業(yè)工齡的作用應該是一條下拱的弧線，即隨著總務工年數的增加或在本企業(yè)中工作年數的增加，農民工的工資先隨之增加，到達一定峰值后開始下降?！　”?樣本基本情況選項頻數(％) 　　廣州415(％)，深圳758(％)，珠海194(％)，佛山273(％)，城市肇慶198(％)，東莞612(％)，惠州205(％)，中山199(％)，　　江門232(％)　　25歲及以下：1631(％)，2630歲：510(％)，3135歲：393　　年齡(％)，3640歲：279(％)，4145歲：147(％)，4650歲：70　　(％)，5155歲：38(％)，55歲以上：16(％)　　性別男1639(％)，女1447(％)　　小學及以下：571(％)，初中：1582(％)，高中：473(％)，中?！　〗逃潭然蚣夹＃?66(％)，大專：91(％)，不清楚：2(％)　　婚姻狀況未婚：1701(％)，已婚：1342(％)，離婚：30(％)，喪偶：12(％)　　證書獲得情況有證書637(％)，沒有證書2448(％)　　家庭人口數量4人及其以下：1374(％)，59人：1627(％)，1015人：77　　(％)，16人及其以上：6(％)，不清楚：2(％)　　　　表3農民工工資的計算方式 工資計算方式頻數％　　記件 　　計時 　　提成 146 　　按天計算 283 　　月薪制 　　有時記件有時計時79 　　底薪加提成100 　　　　　　　　表4測量農民工工資水平的多項指標(元) 選項 頻數平均值標準差眾數　　　　　　 800　　 800　　 975　　　　三、變量、模型和結果　　根據本文的基本假設，我們建構了農民工工資的人力資本模型、社會資本模型、企業(yè)制度模型、社會環(huán)境模型和綜合模型。　　二、樣本情況、工資制度和工資水平　　2006年78月，我們對珠三角地區(qū)在企業(yè)工作的農民工進行了問卷調查。　　假設4b：打工所在城市不同，農民工工資水平不同?！　〖僭O四：社會環(huán)境假設。企業(yè)性質不同，農民工工資不同。所以，有：　　假設2c：參加工會的農民工比未參加者工資更高。農民工的工資水平與其社會資本相關，使用社會網絡和對社會網絡投資較多的個體可能獲得更高的工資收入，參加工會者的工資收入應該高于未參加者?！　〖僭O1b：總工齡和本企業(yè)工齡年限對農民工工資產生影響：農民工的工資會先隨工齡的增加而增加，到達一定峰值后下降?！　⌒詣eeta .228　　教育程度eta .322　　職業(yè)資格證書Pearsons39。劉林平等(2006)發(fā)現，農民工每流動一次，工資都有所增長。由此，本文將決定農民工工資的變量分為人力資本、社會資本、企業(yè)制度和社會環(huán)境四個部分，具體變量見表1?！　∥覀冎酪话阈缘墓べY理論和實證模型不能直接套用于中國農民工的工資問題，新古典主義和制度理論較適宜于解釋穩(wěn)定的產業(yè)工人和白領階層的工資獲取，用于解釋農民工的工資問題就顯得過于簡單。改革開放之后，這種情況發(fā)生了變化，國有企業(yè)工資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是實行了獎金制度，另一方面則是引入了記件工資制(傅高義，1991)。許多學者將工資問題(及更廣泛的收入問題)放在社會不平等的框架中來研究(Gerber，2006；謝宇，2006)，他們認為工資是社會分層和社會不平等的顯著表現。在美國，以往的一些實證研究證明了參加工會的工人的確具有更高的工資(Paisley，1980；Card，2001)。林南(2004)認為社會網絡也是一種資源，人們通過對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