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對魏晉南北朝書法的影響。宋真宗崇道，為營造玉清昭興宮，征天下畫家三千余人，以著名畫家武宗元為首，作壁畫飾于宮觀中。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妙觀、嵩山中岳廟，都已被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尤其是孫思邈，在民間有著崇高的地位，被尊稱為“藥王”。他又在系統(tǒng)整理《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和全面總結六朝以前藥學經(jīng)驗的基礎上，撰寫了《本草集注》七卷。這兩本書被后人通稱為《千金方》，它是繼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之后，我國醫(yī)藥學的又一次大總結，有繼往開來的意義?！睘榱祟A防疾病，道教創(chuàng)造了多種行之有效的養(yǎng)生方法?！睂O思邈指出，即使不得已要用動物入藥，也最好是利用自然死亡的各種動物。他們認為，多用幾味普通藥材，制成“復方”，其療效并不比名貴藥方差。通過飲食的進補及禁忌，即可達到治療一些疾病的目的，這是中國傳統(tǒng)醫(yī)學的一大寶庫。在造作、傳播經(jīng)書的過程中，道教對印刷術的發(fā)明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從瓷俑豎持羅盤而指南針不掉落、不傾斜的情形可斷定，該羅盤為旱羅盤，并且還可以從中推知它為樞軸式裝針方法。早年學道龍虎山，后從玄教宗師張留孫居京師二十余年，晚年主持南昌西山萬壽宮?！钡谒钠悍鸾虒χ袊幕挠绊懙诹挛奈镲L華“白馬馱經(jīng)事已空，斷碑殘剎見遺蹤。這些作品并未隨著歷史的鐘聲而遠去，而是仍然活在人們的眼前心中，不斷地給人們以生活的啟迪和美的享受。從形式上講，佛教的講經(jīng)唱導、以及禪宗語錄等對于白話通俗文學的產(chǎn)生，有著莫大的關聯(lián)。為了使佛法普及，佛教徒們采取了一些淺顯而活潑的弘法方式，其一為長于詠經(jīng)和歌贊的經(jīng)師。后代傳授，遂成永則。有些變文還配有畫像，以增加故事的生動性。佛殿內(nèi)外，掛著的許多楹聯(lián)中，以抱柱聯(lián)最為常見，佛龕聯(lián)也有一些。又如峨眉山雷音寺原名觀音堂，亦名解脫庵。（圖150）還有些楹聯(lián)的解讀并不容易，因為其中往往包含著一些特定的典故。再如前一章提到的凈土宗祖庭東林寺中建有“三笑亭”，是為了紀念著名的“虎溪三笑”的故事。詩僧中最為著名的大概要推寒山、拾得了。寧可乍你眼，不可隱我腳”，其中透露出對個性的堅持以及對世俗目光的不屑。王維是中國唐代的大詩人，號稱“詩佛”。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這里借著自然的山水之氣，來平和動蕩不安的內(nèi)心。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王士禛在評價唐代山水詩人時曾說：“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為近之，字字入禪。蘇東坡寫完這首詩，不禁有些得意，認為自己領悟了佛家的真諦，于是派家人過河送給佛印禪師看，結果佛印禪師閱罷，在上面批了兩個字：“放屁！”蘇東坡看了氣壞了，立刻坐船過來跟佛印論理，走到門前，卻見禪師門口貼了一張紙：“八風吹不動，一屁打過江。《水調(diào)歌頭》：“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俺：薮松俏矣校螘r忘卻營營？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圖163）再說到佛畫，關于它的起源，最早有一段傳說：釋迦牟尼成佛后，一位名叫“給孤獨長者”的大富商皈依了他，并專門提供了一座花園給佛居住，園中設施齊全，獨缺彩畫。中國佛畫的最早記載是在東漢明帝時。到東晉時，衛(wèi)協(xié)聲譽尤高，時稱畫圣，畫有七佛圖。齊時著名佛畫家有曹仲達，多畫打座入定的印度佛教人物，其畫像特定是衣服緊窄，代表人物有《禪定圖》，人稱“曹衣出水”。（圖167）中唐德宗時周昉創(chuàng)作水月觀音之體，人稱其壁畫為神品。其一繼承隋唐規(guī)矩，不失尺度，如宋李公麟、馬和之，明丁云鵬、仇英，清禹之鼎、丁觀鵬等；其一則不拘繩墨，以古樸奇譎為高，如宋梁楷，明陳洪綬，清金農(nóng)、羅聘等。經(jīng)變故事中，法華經(jīng)變和報恩經(jīng)變都很有特色，（圖171）故事內(nèi)容豐富而富予變化。敦煌飛天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繪畫的一個天才創(chuàng)作，是世界美術史上的奇跡。它既能直接傳達佛教的理念，而又通過美好的旋律吸引民眾，激發(fā)其情感共鳴。梵是印度語“梵覽摩”的省略，是清凈的意思。正如慧皎大師所說：“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贊也，則作偈以和聲。加之寺院之內(nèi)，凈土宗流行，而凈土要求多誦法號，63 以求往生極樂世界，這些都為佛曲的大興創(chuàng)造了條件。道場本應是高僧大德聚會講道的場所，但實際情況卻淪為聲色交雜之地。開封相國寺是當時演出最為繁盛的地方，至今仍保留了不少古代的佛典痕跡。從總體上說，佛教音樂柔而不弱，清而不躁，對于陶冶身心、愉悅精神都能起到重要的功用，對于宣揚佛法也是大有助益的。道明在空中的隨意一點，絕不是指習書者熟悉的那個“永字八法”，而是佛家的心法。他曾將 64 王羲之作為傳家之寶的《蘭亭序》，帶到云門寺保存，云門寺有書閣，智永禪師居閣上臨書20年?！毕鄠魉麨榫氉址N了一萬多棵芭蕉，用蕉葉代紙、勤學精研，曾署其屋曰“綠天庵”。如佛教祖庭白馬寺，山門內(nèi)東側有元代大書法家趙孟頫所書《洛京白馬寺祖庭記》碑，字體工正秀麗；再如唐代歐陽詢的《化度寺碑》，原碑在長安終南山佛寺，全稱為《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不料房中空空如也，唯有一對仙鶴在翩然起舞，而碑文卻已刻成，且似鬼斧神工，宛然在目。而當我們學書問禪，與高僧墨客展開精神交游之際，恍然神與佛交，飄飄若舉世皆濁而我獨清，心寂如煙，渺渺不知所歸，這種游心騁目，物我兩忘的情懷，又豈是凡夫俗子所能領會。它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系統(tǒng)，通過幾千年來政治、經(jīng)濟、社會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滲透進國人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形成一種“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其實，在一種思想的繼承過程中，對它消極因素的批判也極為重要，它可以使我們得到更多的反面經(jīng)驗，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誤區(qū)。（圖180）隨著科技的發(fā)展，人們用毛筆寫字的日子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即使是佛教徒，也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樣汲汲于抄寫佛經(jīng)。此碑本為唐代的幾位王子為其亡母祈福所立，碑成之日，尚缺碑文，恰巧有兩位道士前來請求刻之，二人拿到碑文后，便關門封戶，閉目靜坐，一連三日，晝夜不出。如王義之曾書《遺教經(jīng)》、柳公權曾書《心經(jīng)》、《金剛經(jīng)》（圖178），蘇軾更寫有《心經(jīng)》、《華嚴經(jīng)》等十余種，再如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顏真卿、黃庭堅、趙子昂、米芾等，均有跟佛教相關的書法作品行世。時人稱之醉僧。如高僧智永為王義之七世孫，著名的“永州八法”的發(fā)明者。這位秀才號稱能寫二十四家書，但他學習的其實只是形式上的東西，真正的書法精華，或者更直接地說，實際上是禪的精華，他并不曾領會。在民間的戲曲小說中，常?？梢钥吹椒鹎耖g音樂的融合，佛教法器在明清眾多地方戲中經(jīng)常使用，包括《一封書》、《楚江秋》、《山坡羊》、《皂羅袍》等時曲，這些都是佛曲深入民間，成為市民娛樂生活重要內(nèi)容的生動例證。宋元以后，佛教音樂因為市民階層的出現(xiàn)而日趨通俗化，當時的寺廟繼承了唐代的特征，仍然十分開放。唐代的眾多寺院，實際上成了社會的主要娛樂場所。到了隋代由于中西交流的便利，西域佛教的音樂開始傳入中土。同時制成的梵唄還有吳國支謙據(jù)《無量壽經(jīng)》、《中本起經(jīng)》制成的菩薩連句梵唄，以及康僧會傳授的泥洹唄。而佛教音樂的范圍就比較廣了，一般只要以推廣佛教為目的的音樂就可以包括在內(nèi)，甚至還可以涵括一些通俗歌曲。故而漸漸便有了佛教音樂。敦煌的飛天從藝術上講，是多種文化的復合體，是由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這些壁畫的內(nèi)容，主要是佛 62 經(jīng)經(jīng)變故事、凈土變相以及佛菩薩像等。據(jù)說以高尚聞名于時的道宣和尚曾慨嘆過廟中的菩薩居然和妓女一個模樣。其中吳道子畫就有三十二處，（圖165）他在長安、洛陽等地作壁畫三百余間，情狀各不相同，人稱“吳帶當風”，后世推其為“畫圣”，其在長安菩提寺畫的“維摩詰變”，其中舍利弗，有轉目視人的傳神效果。如張僧繇采用天竺遺法在建康乘寺門上畫出有凹凸感的花朵，因而轟動一時，梁武帝所造佛寺多命其畫像。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載其畫像心敏手運，須臾立成，而且運筆比例適當，可見其才華。但是如同雕塑一樣，最開始的 61 時候并沒有佛本身的畫像，因為佛教徒認為佛是不可以用畫來形容的。（圖162）另一位僧人畫家石濤擅長蘭竹花果，筆意縱恣，功力精湛而又盡脫窠臼。此詩通過對廬山山峰觀察視角的不同，寫出“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道理，自然巧妙，設喻生動，歷來膾炙人口。如著名的《念奴嬌》起首便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等句子，氣勢逼人。”八風是指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佛家的出發(fā)點既然是為人們尋找精神歸宿，它便會想盡各種辦法尋求解脫之道，而山水園林在這方面帶有遠離塵世、純凈無染的特性，跟佛家所推崇的凈土世界至少具有表面上的聯(lián)系。晴明一登望，瀟灑此幽襟。而相關的奇詩妙句更層出不窮。他的這種輕松率意的生活態(tài)度反映在詩中，有時候卻反而帶來更深的哲理，如“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在他看來也許只是率性而為，但讀者卻能從中得到諸多生活中的感慨。王維詩歌的一大特征是用閑定從容的心態(tài)去觀照世間萬物，特別擅于捕捉在大自然一瞬間顯露出來的靈機禪趣，在動靜、冷暖之間求得內(nèi)心的平和。欲覺聞晨鐘，令人發(fā)深省?！边@種隨緣自適的追求不是人人都能具備的。又如四川內(nèi)江圣水寺有一付楹聯(lián)，相傳為清初默野和尚所作，“不可說不必說默而識之真智慧，無幻相無呆相僧者凈也極空明”，意蘊深長，讀之口齒留香，歷來解者不衰，成為蜀中楹聯(lián)絕唱。意義接近的對聯(lián)寺中還有一些，如“地座靈山，白象呈祥，青獅獻瑞； 天開勝境，犀牛表異，筇竹傳奇。其天王殿前還掛有另一付妙聯(lián)：“峰巒或再有飛來坐山門老等；泉水已漸生暖意放笑臉相迎?！?為弘一法師所書。楹聯(lián)在中國的各鐘名剎中，懸掛著各種名聯(lián)佳句。（圖149）還有一類是演述歷史故事或民間傳說的，如“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孟姜女變文”等。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旁引譬喻。他們或喟嘆佛法，或點染風景，或吟詠心情，或頓悟世事，用他們不朽的筆墨，與名山古剎相輝映，描述他們精彩的生命風華，以及與佛教結下的殊勝因緣，澆灌出大批美侖美奐的藝術之花。此外，他還有三部佛教戲劇作品行世，其中《舍利弗故事》為現(xiàn)在最古老的梵文戲劇作品。禪房花木，思之遙深；敦煌飛天，望之起舞。道教文化還廣泛地滲透到了民眾的生活中，對中國古代的社會習俗乃至民族心理等都曾產(chǎn)生過深遠的影響。用嚴謹?shù)膶嶒灒瑏碜C明光的直線傳播，闡明小孔成像的原理，這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1985年，在江西省臨川縣宋墓中出土了兩件“張仙人瓷俑”，俑右手豎持一羅盤，置于左胸前。歷代道士在煉制丹藥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化學知識，促進了中國古代化學的發(fā)展。至唐代道士孫思邈進一步將這種頗具特色的飲食法加以完善，稱之為“食治”。道教醫(yī)家有鑒于此種弊病，在實踐基礎上，淘汰了古醫(yī)書中一些不易尋得的藥方，并打破了“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藥不能成此方”的傳統(tǒng)，或一病而立數(shù)方，或一方而治數(shù)病，在制方上開創(chuàng)了新的路數(shù)。損彼利己，所有物類都會認為是不可取的，何況是有智慧的人？殺生以求生，離生也就更遠。他還特別向老人指出：“自覺十日以上康健，即須針灸幾個穴位，以泄風氣。全書合方、論5300首，對我國醫(yī)藥學特別是方劑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梁代道士陶弘景博學多才，醫(yī)學造詣頗深。歷代道士在繼承中國傳統(tǒng)醫(yī)學的同時，結合自己的實踐，在醫(yī)藥學方面卓有成就，并形成了頗具特色的“道醫(yī)”形象和道教醫(yī)學流派?，F(xiàn)存宋元道教造像有泉州北郊清源山老君像巨形石刻、太原龍山石窟神仙塑像、晉城玉皇廟二十八宿像等，均為世界著名的中國古代雕塑珍品。唐代著名畫家如閻立本曾繪有《元始像》、《行化太上像》、《北帝像》等近20幅道畫。道教神秘主義文字觀以及在此文字觀影響下進行的寫經(jīng)活動，對文人的書法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道教音樂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在發(fā)展過程中廣泛吸收宮廷音樂和各地民間音樂的成分，并按道教信仰對之作了新的綜合熔化，從而在中國樂壇上獨樹一幟。明清小說中，也有不少是以道教為題材的。詞起于唐，而盛于宋。其次，從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歷史來看，道教對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影響也是非常突出的。他曾托名“空同道士鄒訢”為道經(jīng)《周易參同契》作注，并對《陰符經(jīng)》作過考訂，嘗自謂“終朝讀道書”。參考文獻[1][D].(8):9092 [2][D].(4):2022 [3][D].(7):201203 [4]] [D].(71):36第三篇：道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道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道教作為中華民族自創(chuàng)的宗教，它是在神州大地的懷抱中誕生，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乳汁養(yǎng)育而成，和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許多領域都有血肉相連的密切關系，是我國整個思想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國家的治理之中，只有時刻的考慮老百姓的心聲，從老百姓的角度出發(fā)，做好事、做實事，這樣才能贏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掌聲。仁、禮都是求和為貴，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社會和諧，人與人之間講仁義禮智信，不偏激，無不及，此即中庸之道。在中國人觀念里，人和人的關系主要有五種：君臣關系，父子關系，夫婦關系，兄弟關系，朋友關系。?。嚎鬃雍诵乃枷氲摹凹核挥鹗┯谌恕敝芯桶损埶　捜实囊饬x，站在別人的角度來想問題，自己做不了的事情不強加于別人身上，只有每個人都秉持著這樣的思想，就會有少一點紛爭，多一點包容。修身、齊家、之國、平天下，這些看似平常的理念其實貫穿在我們的生活中每個細節(jié)。另外關于藝術、風俗等對《源》的研究也比較少，處于羅列現(xiàn)象階段且角度單一。[15]作者的著眼點很有趣味，也體現(xiàn)了熏香作為審美對象在《源》中的作用。進口到日本的中國紙成為宮中皇帝、大臣、嬪妃等上層人物的專用物品。丁莉（2009）認為在《源》中多次出現(xiàn)的唐物，既是權利和財富的象征，也是過時、不協(xié)調(diào)和疏遠的象征。第四是除夕，《源》中有驅魔的習俗，和中國類似。[13]雖然文獻資料不多，但是作品中對中國藝術的吸收是顯而易見的?！对础分杏泻芏嚓P于音樂的描寫，例如作品第八回中的《春鶯囀》是唐高宗命白明達仿造鶯聲作此曲后 成為日本皇室保留節(jié)目。三、漢藝術對《源》的影響漢唐時期是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繁榮達到頂峰的時期。丁莉（2009）從“唐意識”和“和意識”的宏觀角度分析了《源》中唐朝思想的對日本判斷標準和價值體系的影響，例如在對重大事件進行判斷時，唐的先例往往成為重要的依據(jù)和標準。表述為：《源》是日本“好色”文學代表作之一，日本文學的“好色”一詞源于中國，“既包括了中國文學中好色的意義又指男女之間心靈與情感的深層交流，指男子具有吸引女人的風度氣貌和才華”。我認為作者可以把道教提出來再論述一下。葉渭渠（2007）認為《源》是吸收我國儒佛道文學思想而達到交融的最好的典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