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58 年以后的漢字簡化方案全面推行之后，尤其是伴隨白話文的全面普及，中文的書面語顯然更進一步抽象符號化了（或言一些漢字更遠離原來對象的外征的“象符”而更加變得是一種純粹形聲化的“意符”），隨之，簡體字、白話文與繁體字和文言文相比所潛涵的保持傳統(tǒng)文化的張力是否更“弱”一些或者說更“稀薄”一些？另外，由于近代以來現(xiàn)代漢語的語法和詞義、詞匯許多就受歐洲語言和語法的影響，這無疑使現(xiàn)代漢語與傳統(tǒng)中國文化的距離顯然要比文言文和繁體字 要間接一些，或言“遠”一些。而在我們這個新的文化傳統(tǒng)的氛圍里面，要想了解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非常困難，我常常說一種‘遙遠的回響’，聽不到它的聲音，看不到它的菁華，因為日常的價值標準全是西方的?！辈坏珴h字在數(shù)千年來維護中華族國的統(tǒng)一和文化精神的一致性上有著重要的 —— 或言起著根基層面的 —— 作用，費正清和賴肖爾甚至還認為，東亞文明之所以形成一個較大的統(tǒng)一體，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賴于漢字。因而，語言形式和思維形式、思維方式都有密切 原因在于漢文化區(qū)域有一個共同的文字基礎 —— 漢字。申小龍進一步指出， 盡管古漢字是以象形為基礎的，即許慎所言的“畫成其物”，但從許多古漢字中可以識出，“象形漢字在表意的過程中，為了克服‘畫成其物’的局限，早已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事象進行分析，根據(jù)事象的特點和意義要素的組合，設計漢字的結(jié)構(gòu)，每一個字的構(gòu)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種樣式，或者說造字者對事象內(nèi)在邏輯的一種理解”（申小龍， 1999，頁 203）。??漢文化長于整合的傳統(tǒng)，表現(xiàn)為中庸和諧的處世原則，直覺證悟的思維方式，‘窮達’晏如的人生態(tài)度等等。他還認為，“不管社會怎么變，漢字的模塊沒有變，它本身的信息內(nèi)涵沒有變”。齊物論》中的“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均集中反映了這一點。但從這一源于《易經(jīng)》的一段中國古人造字的傳說來看，無論天上的“象”，還是地上的“法”，都需要人的仰“攝”俯“取”。它們的構(gòu)型都以人為基本構(gòu)架，均潛涵有以人為萬物之中心和尺度的意識。胡厚宣先生對此曾形象地解釋到，在古漢語中，“我”并不是與別人相區(qū)別的作為英文“ individual”意義上的那個“我”（相當于中文的“己”，即英文中的“ I”），而是一個人群中的最有威望者（相當于英文中的“ chairman”）。僖公三二年》中有“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之說，這里的“管”，指鑰匙），古代叫“管鍵”，即“關(guān)鍵”。 談到以字為本位并以字的相關(guān)、“粘聯(lián)”來組詞造句并進而構(gòu)成思維體系這一語言特征，這里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由于漢語書面語是一種字本位的語言系統(tǒng)，是通過字的隨意“碰撞”和粘聯(lián)造詞、組句，這也可能從根本上影響并型塑了中國人的思想習慣，使中國學人通常有一種從現(xiàn)有概念中拼湊其它概念的思維習慣，并自然傾向于直觀感悟，而不宜于進行邏輯分析和推理?，F(xiàn)在的問題是，中國人的這種實踐品格中的華人齊一性（英文為“ Chinese homogeneity” —— 這里借用美國一位漢學家 R. Randle Edwards（ 1986）所用一個術(shù)語）是否與中國兒童早年學習漢語的艱苦過程有關(guān)？ 15 這實在是值得我們深思一個問題。這套復雜的文字與那些在文化上比較簡單的文字相比，自然增加了識字的難度，這樣也就使只有相當少的和有時間用于 長期苦讀的人才能進入上層階級社會。這種文字十分簡練，通常必須過目后才懂得字的意思，單憑發(fā)音是不夠的。這一點看來是理所當然的” （ Fairbank , 1948，參中譯本，頁 44）。很顯然，通過漢 字學習文化和科學的過程對中國兒童來說確實有歷練孩子的意志和堅忍人格的一面，但這也無可否認這種學習途徑自然有養(yǎng)成中國人自孩提時代就偏重于死背硬記而不是偏重邏輯推理和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思維傳統(tǒng)，并養(yǎng)成中國學者靠概念的“碰撞”和“粘聯(lián)”來組詞和造句并在其過程中模式化反映和認識外在世界的思維習慣?！闭驗楣艥h語的這種幾乎沒有西方現(xiàn)代語言學中“規(guī)范”（顯性）的語法形式，詞的意義和用法也非常靈活多變，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制序（ social institutions） 17 的中國古漢語的這種特征，無疑會給中國古代社會的習俗和慣例的制度化（即法制化或憲制化）進程帶來許多的困難和障礙（參韋森， 20xx，第 7 章）。在這里，深思洪堡特（ Humboldt, 20xx，頁 7?！焙楸ぬ亟又赋觯氨M管近代漢語的官話和文學語體雖然努力要使語言在語法上變得更加明確，但也沒有任何真正意義的語法形式?？雌饋韺W習除了在困難之外還是有樂趣的，強調(diào)一個方面顯然是不全面的。因而，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中，中國 知識分子學識字和受教育的過程本身，就是被傳統(tǒng)中國文化尤其是孔孟之道所濡化的過程。譬如，在《美國與中國》這部名著中，費正清（ Fairbank , 1948，中譯本，頁 39）就指出：“自公元初期直到如今，這些漢字的形式幾乎沒有什么改變。要看懂簡單的教科書，至少也必須記住二三千字。 14 另外，臺灣國立大學醫(yī)學院的精神病專家曾炆煜曾在一篇題名《從個性發(fā)展的觀點看中國人的性格》的論文中指出，即使在當代華人社會，中國人一般也順從權(quán)威，通過壓抑本能的食色之欲的沖動，通過遵守一種實踐倫理，通過恪守“順從”和“互惠”規(guī)范在內(nèi)的難以把握的禮儀規(guī)矩，來與他人相處，從而學會避免“羞辱”的制裁。這一思想，與數(shù)千年來一直延續(xù)下來的中國人心目中那種總是期盼著有賢君明相來以德和依禮治理國家的美好愿望，顯然是相通的。據(jù)何新（ 1987）在《中國文化史新論 —— 傳統(tǒng)文化與中國現(xiàn)代化》一書中考證，在漢語中，“管”字從“官”，并且，官、管常是一回事。據(jù)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的祁洞之（ 20xx，頁 36－ 38）教授考證，“我”字在古文字中曾呈“ ”?！爆F(xiàn)在看來，“天”字的構(gòu)型本身，就折射出了中國古代哲學中的“天人合一”觀。百工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 。《孟子但整體看來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盡管一個民族的語言是在一個民族長期文化和社會變遷中逐漸形成并不斷演變的。與漢字系統(tǒng)的孳生和形成過程相伴，許多古漢語學者和中國文化研究者也認定，漢民族的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也初步形成于周秦之際?！备鶕?jù)這一點，申小龍認為，由于漢語是一種方塊表意文字。譬如，在 1994年發(fā)表于《學術(shù)月刊》第 11 期上的一篇題為“漢字構(gòu)型的主體思維及其人文精神”一文中，申小龍（ 1999，頁 201）就指出：“語言是以特定民族形式來表達思想的交際工具 ，而同時，語言形式本身又是思維過程的一部分。由此，費正清和賴肖爾（ Fairbank amp。然而，由于在一個諾大的中國，不管各地流行什么方 言，但由于中國漢民族同一使用漢字，在漢民族之間有著甚強的內(nèi)在文化凝聚力和傳統(tǒng)維系的“強韌性”，盡管目前還我們不能梳理出其內(nèi)在的因果關(guān)系，但至少我們可以猜測出，大一統(tǒng)的中華帝國在經(jīng)歷歷史上的諸多戰(zhàn)爭、入侵和朝代更替之后能一直維持下來，漢語文字在其中肯定起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從帕默爾這一見解中，我們也許能進一步推想出，直到晚清和民國之前，作為一種圖象文字的漢字，與拼音文字相比，更能從其直接存在的形意上內(nèi)蘊、保存和承傳更加久遠的中國文化 傳統(tǒng)，因而更可能含有維系傳統(tǒng)文化的內(nèi)在張力。一般研究認為，拼寫文字加上規(guī)范的語法，使得西方語言（均質(zhì)歐洲語）更宜于表達那些抽象的思維與關(guān)系，因而更宜于抽象思維，從而導致科學、邏輯學和理論科學的發(fā)展；而圖象文字與靈活和“柔性”語法的結(jié)合，則更宜于表達人們生活中的形意關(guān)系，因而更加時宜于形象思維。”從索緒爾的這一大段話中，我們可以解讀出，盡管從中國古代就有孔穎達和劉 勰的語音中心主義的語言觀，但至少從漢語發(fā)音和漢字的關(guān)系上來看，中國人與西方人在觀察和認知世界時的視角和途徑還是有區(qū)別的。這個符號與整個詞發(fā)生關(guān)系，因此也就間接地和它所表達的觀念發(fā)生關(guān)系。這樣不同語言運用的腦生理機制，對以拼音文字為其書寫語言形式的歐洲人和以方塊圖象文字為其書寫語言形式的華人和東方人（如日本人和朝鮮人）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不同影響？這無疑是腦神經(jīng)科學、認知生理學、心理學以及（比較）行為科學所共同面對的一項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中式建筑主要特色為‘框架承重’，與西式建筑的‘墻體承重’不同，它的每一小構(gòu)件，小至枘鑿，大至臺觀，都不可能脫離整個體系而獨立，恪守軸線對稱是其存在的先決條件，幾千年一貫，有如漢字結(jié)體，有如封建體系。據(jù)此，我國語言學家申小龍（ 1990，頁 17）教授提出洪堡特的見解相類似的見解：“圖象性文字越強的文字，它突破時空局限的功能就越大，它與思維的聯(lián)系也就越密切”。埃及、中國和瑪雅人的文字并非仍處于圖形和語詞文字的“原始階段，而是這三種文字一開始即是有具象和抽象字符組成的混合體系（見霍倫斯坦， 20xx，第 136－ 137 頁）。因為，運用圖象文字的思維較注重“形”與“象”的 組合 ． ． ，運用拼寫語言的思維顯然更自然傾向引發(fā)人在邏輯鏈條中把握思維與世界的關(guān)系。這三種文字都是由表意和表音、具象和抽象的符號或符號部件組成的混合體系。這一見解應該說是很到位的，且令人很難不同意。事物的表象必須從屬于詞的這種形式，以便加入一條沒有盡頭的鏈帶，在這條鏈帶上，思維借語言朝各個方面蔓延開來。按照我國的語言學家徐通鏘（ 1999）和潘文國（ 20xx）等學者的見解，漢語是一種“字本位”的語言，這就與均質(zhì)歐洲語的以“ word”（詞）為本位的拼音或拼寫語言有著根本性的差異。 Reischauer, 1979: 26）就指出，在前現(xiàn)代中國，“書面語總是比口語重要”。在清朝以前的傳統(tǒng)中國社會中，“主導”、維系、傳播和“發(fā)展”著中華文化的政府政治機構(gòu)和宦官文人們在維系社會的制度性關(guān)系中所使用的語言，基本上也是用文言文為主來進行的。 中國最大的管 理 資料下載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費資源共享 ) 第 5 頁 共 40 頁 的。春秋時，漢民族的共同語言被稱作為“雅言”（見孔子《論語在這篇文章中，沃爾夫還與之提出了與“語言 — 文化綜合體”（ languageculture plex）這一概念?！绷頁?jù)李梵（ 20xx，頁 12）所言，漢語中“文字”一詞最早見于秦始皇的狼邪臺石刻：“器械一量，書同文字”。正如下面我們將要指出的那樣，這些差異本身不僅為洪堡特、索緒爾、沃爾夫（ Benjamin L. Whorf）、利柯、德里達和福柯等等這些西方語言學家和哲學家所識別出來，而且為我國的許多語言學家和哲學家所注意到。美國當代著名哲學家羅蒂對此曾總結(jié)到：“對海德格爾來說，正如對康德一樣，哲學的任務確實是帶來書寫的終結(jié)。另外一點尤為值得我們注意和深思的是，在任何社會的現(xiàn)實中，盡管人們的行動或者說生活游戲（“生活游戲”戲這個概念，參韋森， 20xx，頁 167－ 9）主要是通過言語 1 西方哲學家尤其是德里達認為，說對寫的支配顯現(xiàn)于西方的拼音文字中，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見的那樣，被說的詞是心理經(jīng)驗的符號，被寫的詞是被說的詞的符號”（這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來西方哲學的傳統(tǒng)）。作為一種涂爾干（ 201?！? —— 洪堡特 （ Wilhelm von Humbodt， 1836，中譯本： 52－ 53） 5． 1，為什么研究語言語制度變遷的關(guān)系？ 在上面從文化傳統(tǒng)、道德倫理與社會制序變遷的關(guān)系進行理論探討和梳理辨析的過程中，筆者時時感到在人類社會生活形式變遷的歷史長河中，不同社群、族群和社會的習慣、習俗、慣例、社會規(guī)范與制度之所以有種種差異且在某些方面差異巨大，可能與不同社群與族群所使用的語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民族精神和民族語言怎樣一起產(chǎn)生自我們的認識所不可企及的同一個源泉，這一點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無法破解的謎。研究語言學的業(yè)內(nèi)同行會知道，語言本身是個難能用語言本身界定的存在。另外，如果這里默認從古希臘哲人到近代語言學的大師索緒爾（ F. de Saussure）的邏各斯中心主義（ Logocentrism） 1 —— 即文字是聲音符號的符號，聲音是事物的符號 —— 的話，我們就可以從上面這一點進一步認識到，人類語言的主要差異更容易從不同語言中的書寫語上顯現(xiàn)出來。德里達對這種邏各斯中心論進行了批駁，提出了他的文字學理論（參徐友漁等， 1996，頁 216－ 367）。首先，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角度來看，作為漢語書寫語言的漢字系統(tǒng)這種圖象文字和西方均質(zhì)歐洲語（ 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 3 的拼音文字這兩類語言本身就有諸多差異。李梵認為許慎的這一劃分是欠妥的，進而（李梵， 20xx，頁 55－ 56）認為，在古漢語中，“文”與“字”不是同一個概念，且二字反映了漢語發(fā)展的兩個階段，即圖畫符號階段和標音符號階段：“古代文學家稱獨體的字為‘文’，稱合體的字為‘字’。 第二點，在比較不同的語言特征在東西方社會在近現(xiàn)代社會制序上的投射以及在制序變遷路徑差異上的影響時，我們這里也要指出， 在下面的理論論說中，我們所說的西方語言，是指沃爾夫（ Whorf， 1956，中譯本： 124）在“習慣性思維、行為與語言的關(guān)系”一文中所提出“均質(zhì)歐洲語”。據(jù)漢語語言史學家的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