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僅在西方普遍地存在著，在世界各國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早期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們企望擺脫政府的控制，讓報刊成為第三者，成為人民的代言人，結果卻成為大企業(yè)和財團的代言人，滿身充滿銅臭。有些傳播者已經不顧個人隱私權利，而制造轟動效益。非相篇，荀子(《世界人權宣言》)第一節(jié) 傳播自由的一般內涵一般來說，自由是個人的權利。有沒有絕對權利?生存權(RidIt to Life)就是絕對的權利，它不與其他權利發(fā)生沖突，是無條件的。一章中，有類似權利的說法，蘇格拉底被描述為要對應否逃獄作出道德的判斷一一究竟在被不公平判決的情況下，逃獄是否正確(Right)或公義(Just)呢?蘇格拉底所要解決的問題用現代權利語言來表達似乎是這樣的:當一個人被不公平地判決有罪而入獄，他是否有權逃獄呢?似乎我們不能這樣詮釋希臘時期人的思想，因為他們沒有今天的權利概念，用權利概念去解釋他們的談話是一種誤解。18世紀以來，歐洲社會政協(xié)經濟體制開始發(fā)生變化，資本主義逐步登上政治舞臺，商人階層與中產階層逐步擴大，個人主義抬頭，爭取權利與自由的呼聲出現了，并日益壯大，發(fā)展為人類歷史上的人權運動。本世紀以來，社會學家、哲學家、倫理學家都從不同角度對權利進行了從現實到理念的分析。但必須有兩個特征:可操作性——能個體化；法律和道德支持這種權利。此項權利應包括保持主張的自由，以及在不受公共機關干預和不分國界的情況下，接受和傳播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資訊權是指公民有權從任何方面獲取資訊，又有權利為得到資訊而作的任何努力，同時任何組織，包括政府部門有責任滿足公民的資訊要求，并依法律要求進行監(jiān)控。某人有道德權利時，任何個人或組織就有相應的義務?！盵4]但是青年馬克思所提倡的出版自由是自由報刊或人民報刊的自由，因為他認為自由的“出版物是歷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開表露”時，他指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整個世界聯系起來的有聲的紐帶；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公開懺悔……。他們從自己的階級利益出發(fā)要剝奪無產階級應該享受的種種自由，尤其要剝奪無產階級的新聞自由。讓我們看看馬克思主義者是怎樣理解新聞自由概念的?？墒?，自從共產主義思想的廣泛傳播和社會主義制度在某些國家勝利以來，西方資產階級學者圍繞新聞自由問題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長期的歪曲，現代西方某些新聞理論學家又干脆把社會主義新聞體制名之為“極權主義理論”?！盵6]但是，資產階級雖然在理論上提出了報刊自由主義，并標榜出版自由，在實際上，他們卻又不可能徹底貫徹自己的理論。青年馬克思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1842)一文中曾針對普魯士王國壓制新聞自由的書報檢查令質問政府道：“你們贊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fā)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yōu)槭裁匆笫澜缟献钬S富的東西一一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1]在稍后另一篇文章《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1842)中，馬克思又把新聞出版自由作為報刊的本質提出來，他說：“自由的出版物的實質，是自由所具有的英勇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質。但言論自由權是有道德要求的，就是社會道德——不侵犯社會規(guī)范，倫理道德——不侵害社會個體，特別是婦女與兒童的權益，職業(yè)道德——不違反職業(yè)道德要求。四、傳播自由的主要內容傳播自由不是自由傳播，它既包含了公民有傳播自由的權利，也包括了公民的傳播道德責任?！痹S多地區(qū)和國家對公民傳播自由問題都有非常具體的規(guī)定，不管這種規(guī)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遵守。此外還有理想要求，雖不是要求馬上兌現或滿足，但蘊含希望。將人權分為兩種，并頒布兩個國際人權公約是有歷史原因的，當時所關心的主要問題是如何防止統(tǒng)治者或政府無理侵犯人民的自由，因此防止政權對人民生活的干預是提出自然權利背后的主要動機。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霍布斯（15881679）及洛克就認為:我的權利就是由法律所賦予給我的自由，權利就是去由法律做及去容忍的自由。在希臘時期，沒有一種字或詞與今天權利的意思相近。因此，傳播自由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傳播自由是道德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個別新聞傳播者甚至希望慘劇嚴重惡化，以獲得進一步的“獨家新聞”。許多媒體為贏得讀者，就開始走捷徑，繪聲繪色在傳播獨家新聞，甚至不顧違背傳播道德，傳播黃色新聞、暴力新聞。但到當今，報刊已由靠行政撥款和發(fā)行費用維持變?yōu)榭繌V告收入維持，大部分報刊的廣告占據版面的60%以上，一大批有實力的企業(yè)成為報刊的經濟支柱。資產階級傳播自由的理論和道德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大大推動了傳播事業(yè)的發(fā)展，特別是促進了新聞傳播事業(yè)的發(fā)展，使傳播事業(yè)，特別是新聞傳播事業(yè)成為現代最活躍、最具競爭力的經濟產業(yè)。但報刊的社會責任論者推出的國家和政府控制一定數量的新聞媒介參與新聞傳播活動(例如美國之音電臺)，這卻和傳統(tǒng)的報刊自由主義理論相去更遠了。大戰(zhàn)以后美國最高法院的立場略有改變，采取了赫爾姆斯法官的概念。為了確保整個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特權而遏制新聞帝國的集中壟斷，新報刊自由主義理論引進國家和政府對新聞自由加以限制的概念是很自然的；但難題仍舊是歷史上所遇到的，那就是：對于民主社會來說，長期存在的問題是要決定公眾通訊工具發(fā)表意見的自由的限度在哪里。一語道破了天機，已經實現了政治自由即已經奪取了政治權利，就有加限制的必要。因此，這個社會責任理論同時也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理論。因此，人們說，自由流動原則常被擁有豐富交流資源者用作經濟和(或)意識形態(tài)工具損害那些擁有資源較少者。以美國為例，據本(7)報刊被一個社會經濟階級(籠統(tǒng)地說即商業(yè)階級)所控制，后來者就無法躋身這一事業(yè)。對于新聞帝國壟斷新聞自由所造成的嚴重社會后果，在二戰(zhàn)期間由私人資助成立(1942)的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以芝加哥大學校長哈欽斯為主席，故又稱哈欽斯委員會)進行了五年的調查研究，寫出了一系列的論文和專著，并發(fā)表了題為《論新聞自由一一自由和負責任的報刊》(On Freedom of The Press，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的總報告(1947)。英國報紙壟斷化的趨勢也是從本世紀初開始的。事情還不止于此。因為報刊機構日益龐大，需要巨資，后來者想插足通訊工業(yè)越來越難，并且很多舊人也無法繼續(xù)經營了。他在以7200萬美元兼并摩爾報團的13家報紙時說：“我做生意是為了賺錢。因此，即使從理論上和法律上說人人平等，有權利在思想的公開市場上擺攤設點，享有新聞自由，可是真正能夠享受這種自由的只是有錢的資產階級。《報刊的四種理論》一書的作者們接著評價道，以上“某些對新聞自由的限制已經被公認是符合自由主義原則的。埃默里的著作敘述了美國獨立以來近200年的新聞事業(yè)史，認為上述情況直到目前仍是如此。”[32](三)美國美國是從英國殖民統(tǒng)治下經過戰(zhàn)爭而取得獨立的國家，歷史包袱較少，可以說是完全按照資產階級自由思想家的民主國家理論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盵30](二)英國英國是報刊自由主義理論的故鄉(xiāng)，密爾頓、厄斯金、密爾等都是英國人。但是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歷史和報刊歷史證明，作為資產階級統(tǒng)治工具的國家所保護和保障的自由(這里集中講新聞出版自由)歸根到底只是資產階級的自由?！盵26]很顯然，在這里恩格斯把國家看作是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產物，看作是一種強制性的統(tǒng)治工具，因而它的本質正是與普遍的自由權利相對立的：它總是保護和發(fā)展一部分人的自由，而剝奪和限制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庇纱吮砻鳎骸?8世紀的偉大思想家們，也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越他們自己時代所給予他們的限制。這些對立的階級同居于一個社會，彼此具有不同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并為這種經濟和政治利益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因為它一般地肯定了人的價值，提倡人們自尊、自重、自愛，鼓勵人們?yōu)樯鐣M步和發(fā)展而奮斗。不過根據他們的觀點以及世界各國新聞實踐，國際新聞學會(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認為新聞自由的含義主要是四點：①自由接受新聞(Free Access to News)；②自由傳播新聞(Free Transmission of News)；③自由發(fā)行報紙(Free Publication of Newspaper)；④自由發(fā)表意見(Free Expression of Views)?！盵21]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卻并不否認自由主義和報刊主義理論之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要求和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之在歷史上所具有的進步性。它必然要取得毫無阻礙地結成社團的可能。自由主義理論是資產階級的理論。”[17]這項著名的條款奠定了法國新聞出版自由的法律基礎，從此之后曾被原封不動地或略作修改寫入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憲法中或權利宣言中。這所謂的無條件，指的是不僅國家不應限制，就是社會也不應限制。預防此類對人民之不正當的干預的方法，就是通過公共報刊的渠道，向人民提供關于他們自己事務的全部情況，并且力爭做到使這些報紙深入到全體人民群眾之中。他和密爾頓不同之處在于：他堅持出版自由包括議論政治和批評政府的自由；并且在他看來，這種批評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取消了這一點，新聞自由就會成為一句空話。他宣稱：言論、寫作和發(fā)表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是一切偉大智慧的乳母，他并且堅信在不受約束的出版自由環(huán)境中真理一定會戰(zhàn)勝謬誤。杰弗遜(Thomas Jeffersen，1743一1826)、約翰就報刊而言，自1609年德國沃爾芬比特爾市的《通告報》問世之后，首批報刊迅速在法蘭克福、柏林、漢堡、巴塞爾、維也納、阿姆斯特丹和安特衛(wèi)普等城市出現；1621年在英國的倫敦出版了《科蘭特》報。韓非子把荀子這種排斥異端的思想發(fā)展成一套完整的文化專制主義的政治理論，主張“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之語，在吏為師”，并把百家學子列為威脅專制國家安全的“五蠢”之首，禁絕人民群眾一切思想言論的自由。18世紀法國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西哀士宣稱：“公眾要求制定關于賦予或者準許出版自由的法律，這樣說是不正確的。”[3]。宗教企圖躲在神圣的后邊，法律企圖躲在尊嚴的后邊，而結果正引起人們對它們的懷疑，并失去人們對它們真誠尊敬的地位。不過在我們面前有一本宣偉伯等人合撰的名著《報刊的四種理論》(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1]，它是當代報刊自由主義理論的代表作，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線索。教材內容基本自學，效果很好。而西方傳播理念則是直接來源于西方的資產階級傳播理論，即自由主義的報刊理論和后來的社會責任理論，而西方自由主義報刊理論是“16世紀提供了直接的現實基礎，17世紀見到了哲學原理的發(fā)展，18世紀將這些理論付諸實踐。文藝復興運動中提出的這些概念和主張是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被稱之為人文主義(Humanism)，它反映了封建社會內部所孕育出來的新的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fā)展的必然性要求。以理性為至高無上準則的批判哲學(不單是康德本人的“批判哲學”，而是泛指整個啟蒙哲學)是一種革命的哲學。自然法則是先于一切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的基礎而存在的，并且是、或者理應是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合理性的準則。由上可見，啟蒙哲學中的自由主義理論是報刊自由主義理論的根據和基礎?！盵8]其后羅馬帝國尊上帝為世界最高主宰，把一切有違宗教教條和“天啟”的思想言論都看作是對上帝的褻瀆，并用宗教法庭來審處罪犯。于是，在西方各國的歷史上演出了一場私人報刊與封建國家之間的長期斗爭。密爾頓是17世紀英國偉大詩人、政論家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勇敢斗士。他對報刊自由主義理論的貢獻，主要是在1789年為一個出版商所做的成功辯護中提出的。而在亞當斯任總統(tǒng)期間，在國會炮制鉗制新聞自由的《外僑法》和《煽動法》這兩項反動法案(1798年，有效期3年)時，他就曾進行過堅決的斗爭，并在他就任總統(tǒng)(1801)后使這兩項法令按期自然失效。[12]杰弗遜這番宣言當然是過甚其辭的。因為“假如那意見是對的，那么他們是被剝奪了以錯誤換真理的機會；假如那意見是錯的，那么他們是失掉了一個差不多同樣大的利益，那就是從真理與錯誤的沖突中產生出來的對于真理更加清楚的認識和更加生動的印象。該法案第1條規(guī)定：“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剝奪人民言論或出版的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愿的自由。哲學的內容本質上僅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階級發(fā)展為大資產階級的過程相適應的思想和哲學的表現。它也必然要取得信仰自由等等，而這是自由競爭的必然結果。[22]因而從歷史主義的觀點看，馬克思主義者并不否認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在其上升時期的革命性和進步性。從報刊自由主義理論的起源中可以看到，報刊自由主義理論的基本前提是建立在兩個哲學假定上的。在這個命題中，主詞人是抽象空洞的，賓詞理性也是抽象空洞的。理性這個詞在某些思想家那里仿佛只是指謂著天賦的情感和思維能力，但這是不正確的。(二)關于契約國家的假定國家是全體社會成員的契約組織，履行保護和保障全體社會成員天賦人權的職能?！盵27]列寧這個論斷不僅符合奴隸國家和封建國家的實質，同樣也符合資產階級國家的實質。可是馬克思在分析這部憲法的虛偽性時指出：人身、出版、言論、結社、集會、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種自由權的必然總匯)，都穿上憲法制服而成為不可侵犯的了。有人認為，任何地方出版自由都不如英國的出版自由這樣的廣泛，這種看法一般說來是對的。例如，就在《憲法第一修正案》規(guī)定國會不得通過法律禁止公民新聞出版自由權利的墨跡未干之時，第二任總統(tǒng)亞當斯便于1798年簽署了實際上壓制公民新聞出版自由的《外僑法》和《煽動法》?！秷罂乃姆N理論》的作者說：人權法案中關于新聞自由的措辭必須是含糊的，可以作各種不同解釋；他們認為“只有一點是各種解釋都一致的，就是新聞自由并不是絕對的，而是可限制的。報紙是私人企業(yè)，它可以在思想的公開市場上獨立經營，成為一家銷售真實和真理的商店，并以自己產品的質量在競爭中取悅公眾，為自由地傳播真實和真理做出貢獻?！盵36]經濟問題對新聞自由的制約已經不是什么秘密，《報刊的四種理論》的作者們承認：自由主義派理論家從來沒有正視過公眾通訊工具的經濟支持問題。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