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的院長，還實行與長期生活的地區(qū)異地任職的辦法。而“一步到庭”則要求“當庭舉證、當庭質證、當庭認證”。而“對抗制”的適用，則要求法官居于較為超脫的中立地位，案件爭議的問題、當事人的主張及支持當事人主張的理由均由當事人自己提出，并相互進行辯論，法院原則上根據當事人的辯論結果來認定案件事實和適用法律。中國的民事審判制度中設立有“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制度，該制度有別于西方國家的“法官獨立審判”，前者是法院獨立審判，后者為法官獨立審判。此種“看病的不開方，不看病的給處方”的斷案方式，在前些年已受到有的學者的強烈批評。 href= name=4 [4](P382)在這次民事審判制度改革的過程中，提出了“主審法官負責制”的措施，即案件的審理和判決，由主審法官負責，如果出現了錯案，相應的責任也由主審法官承擔。”(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第121條)這些規(guī)定的確定，顯然是為了加強合議庭的力量和提高合議庭的審判水平，而“隨著合議庭職責的逐漸強化，院領導和庭領導具體審批案件的做法要逐步的弱化。 href= name=5 [5](P75—98)　　(4)體現司法公正，逐步實行立審分立、審執(zhí)分立、審監(jiān)分立制度?！　∪χ袊痉ㄖ贫雀母锎嬖诘膯栴}和發(fā)展趨勢的幾點看法　　(一)中國司法制度改革存在的問題　　改革觀念的滯后。此外，還由于中國長期的實行計劃經濟，司法(包括司法組織和司法行為)行政化的傾向在人們觀念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司法制度改革的發(fā)展軌跡也說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人們對中國此次司法改革缺少理性的認識，人們的思想觀念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司法實踐，由于人們(包括司法人員)沒有在思想上認識到司法制度改革的意義，在觀念上并沒有真正樹立起進行司法改革的意識，執(zhí)行有關的司法改革的制度也就不堅決、不徹底，這實際上也是為什么中國司法制度改革進展比較緩慢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原因。539。設立專門性機構為司法改革服務，是為了有效地保證司法改革的順利進行。司法制度改革與嚴肅執(zhí)法的關系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改革應當是對原有的制度進行變革，而不僅僅是對原有的制度的落實，對原有的司法制度的落實，只是嚴肅執(zhí)法，而非司法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司法改革未嚴格依法進行，比如，以搞試點的形式來進行司法制度改革的嘗試。)。這樣的做法，顯然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tǒng)一，再比如，有的法院改革突破了現行法律的規(guī)定，自行采取沒有法律根據的措施，景漢朝先生所說有的法院在法庭上設立“審判監(jiān)督庭”來監(jiān)督法院的庭審 [6] WriteZhu(39。這樣的做法同樣不能被認為是真正意義上的司法改革。中國的憲法雖然規(guī)定司法機關要獨立于行政機關，但就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司法機關的人事管理制度和司法機關的經費管理制度都與行政機關有著密切的聯系。 href= name=7 [7](P166—169)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其產生是源于地方的經濟利益，但其得以真正的實現，則是依靠地方行政的力量。)。如本文的第二部分所述，中國的審判獨立，是指法院的審判獨立而非法官的審判獨立，其中一個很能說明這一解釋的司法現象是，法官在對重大、疑難的案件作出裁判時，需經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對審判委員會作出的決定，審理案件的法官(合議庭)原則上應當服從。 href= name=6 [6]在對此次司法制度改革的討論中，又有不少學者對審判委員會制度發(fā)表意見，多數的學者認為應當對審判委員會制度進行改革，審判委員會不得對法官的審判活動進行干預，部分學者還對審判委員會的存在持反對意見，反對的主要理由有兩點，一是審判委員會的存在干涉了法官獨立審判，有違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1039?！　》ü俚倪x任與法官資格考試。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現今的中國司法組織和人事制度沒有必要進行改革，也不意味著中國不想對現今的司法組織制度和人事制度進行改革，而是表明基于在現行有關法律沒有變更的情況下，對這方面制度的變革的進展比較緩慢。建立書記員單獨系列(這意味著傳統(tǒng)的從書記員中直接選任法官的制度將被廢除)。法院面對社會進行的招干考試，不屬于法官資格考試)。)?！　≈贫戎g的相互協調與司法改革的全面性。不如，只對庭審制度進行變革，而沒有對與庭審聯系很密切的庭前準備程序制度進行變革，庭審就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司法制度改革的全面性，不僅僅涉及到改革的對象問題，而且還進一步關系到改革是否能夠深入乃至最終能否取得預期的效用的問題。等等。(3)[J].人民司法,1998,(2):2931　　[9] [J].法學,1996,(5):1617。──評法院的審判委員會制度[J],[J].北大法律評論,第1卷?第2輯:391402,421424.　　[10] [J].北大法律評論,第1卷?第2輯:335339.　　[1]根據1999年9月28日《人民法院報》公布的材料,1978年,全國法院審理的案件大約是50萬件,而1986年、1987年、1988年,全國法院受理的第一審案件就分別達到161萬1千件、186萬9千件、229萬件。　　[5]如日本為進行戰(zhàn)后第三次司法改革而設立了“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所進行的司法改革中,設立了“俄聯邦總統(tǒng)司法改革委員會”,英國、韓國在司法改革時,也設立有類似的機構。現在這一考試制度,已成為中國最為嚴格的一種考試制度。從兩岸四地互動影響、多民族文化交融、國際國內交流促進的趨勢看，盡管中國的死刑改革之路會困難重重，但中國廢止死刑的前景是非常樂觀的。澳門原來所一直沿用的1886年《葡萄牙刑法典》即不設死刑，1995年11月14日頒布、1996年1月1日生效施行的《澳門刑法典》明令廢除死刑。同時也表現于政治和文化層面，如人權保護、對被告人的人道主義待遇等問題。有學者認為，如果內地管轄的刑事案件可能對被告人判處死刑時，香港、澳門的司法機關是否應當提供司法協助，應當分別不同情況處理：第一，內地司法機關對于內地居民在內地實施的犯罪進行管轄，即使可能判處死刑，香港、澳門的司法機關都應當根據請求提供協助。總之主張，死刑不應成為不同法域之間進行刑事司法協助(如偵查協助、審判協助和執(zhí)行協助)的障礙。　　新中國成立后，根據毛澤東的“殺人要少，但決不廢除死刑”、“必須堅持少殺，嚴禁亂殺”的死刑思想 [1]，大陸奉行保有死刑但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 [2]然而事物總是發(fā)展變化的。而2004年3月憲法修正案所增加的“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guī)定，2006年10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則為死刑政策和死刑制度的變革奠定了堅實的法理基礎和政治基礎。由此形成刑法管轄中的三個不同的“法域”(即大陸、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和澳門特別行政區(qū))，由于其死刑有無之差，導致三法域之間跨區(qū)域刑事案件(特別是依照大陸《刑法》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的管轄沖突，其核心問題可以簡化為“死刑不引渡(或不移交、不協助)原則是否應該或可以在大陸與香港澳門之間的區(qū)際刑事司法協助的安排中加以明確。 [4]話雖如此，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是，隨著臺灣的可能回歸，在死刑的問題上，中國的情形無疑是更加復雜了。1949年，國民黨兵敗大陸、退守臺灣后，臺灣當局一直沿襲適用該《刑法典》。因此，雖然早期曾有廢除死刑的主張，但倡導者均會遭到社會輿論的嚴厲批判。臺灣地區(qū)執(zhí)行死刑的人數逐年下降，可明顯看出臺灣司法界開始非常慎重地對待死刑。海峽兩岸方面的死刑規(guī)定的罪名共同點在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侵害國民的憲法及法律之權利犯罪、經濟犯罪。第348條(擄人勒贖罪之結合犯)規(guī)定：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故意殺被害人者，處死刑?！　。纾捍箨懍F行《刑法》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共有11條罪名。、侵占或竊取公糧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除死刑外，得并科十萬元以下罰金?！　∪?、未來展望　　　　在海峽兩岸的立法大量存置死刑的情形下，香港澳門廢止死刑已逾十年，無疑成為“死刑天堂”。而對于全中國而言，這標志著中國的死刑廢止事業(yè)取得了局部性的勝利。如果香港澳門在涉及死刑的案件上的態(tài)度因為大陸或其他國家而有區(qū)別對待，也可能遭到外部社會的批評。除了對中國大陸和香港澳門及其相互之間的影響外，這種沖突還具有國際影響。同理，若香港澳門過于強調自己的自治和司法獨立，又會殃及“一國兩制”中的“一國”這一大前提。這種沖突的妥善解決對于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的國際聲譽也有很大影響。雙方應該在中國的憲法與有關法律和香港澳門基本法、香港澳門現行法律的框架下就死刑案件的區(qū)際刑事司法協助作出專門的安排，如在刑事管轄分工上以屬地主義管轄為主，屬人主義管轄為輔(即對大陸和港澳的相互派駐人員的職務犯罪確定由派駐方管轄)。其也不符合相互尊重原則 [11]。這就意味著排除大陸對其判處或執(zhí)行死刑的可能。如果要移交的是在港澳犯罪的港澳居民，不予移交。如某外國公民在中國大陸實施了依照大陸刑法可能被判處死刑的犯罪后又逃匿到香港或澳門，而該外國恰與香港或澳門簽訂有引渡協議，在中國主張管轄權的時候，香港澳門應該如何應對?若同意向大陸移交，則有違港澳已經與外國達成的協議?！　　　〈箨懪c臺灣都在立法上保留了死刑，表面看似乎比較一致。臺法務部門去年曾委托“中研院”研究廢除死刑及替代方案，研究結論建議可采死緩制度、終身監(jiān)禁等替代方案。 [12]在立法進展遲緩的同時，臺灣的死刑司法進展明顯。　　而因為兩岸長期分離、臺獨分裂主義活動加劇而導致的相當數量的“內亂”(“臺灣地區(qū)《刑法》”)、“間諜罪”被判處、執(zhí)行死刑無疑是一種“死刑對抗”，即兩岸以死刑作為表征敵對關系的工具。速成不行，就力推漸進。由此，在“一國兩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格局中討論死刑政策立法的協調、探討死刑的廢止或限制就不只具有中國意義，而且具有時代意義和世界意義。從目前的情形看，兩岸四地的死刑狀況與社會制度有一定關聯，因為一個中國框架下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制”中，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澳門已經廢止了死刑，而同樣是資本主義的臺灣目前暫停了死刑。如果從大中國的視域來看，并非每個區(qū)域都籠罩在死刑陰影之下：香港沒有了死刑。就漢人“殺人償命”的傳統(tǒng)而言，西南西北的很多少數民族如藏族就不認可，他們認可賠命價?！　∽⑨?　　[1]參見趙秉志：《毛澤東死刑思想研究》，載《法學家》2001年第4期，第15—21頁。：//：2009年3月21日?！　6]劉金林：《海峽兩岸死刑制度之比較研究》，載《法學評論》1999年第6期。鐘溪洲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霸谡麄€犯案過程中，毒品都是從泰國直接運送到臺灣，根本就沒有通過中國大陸的境內。最后，作為此案的物證(毒品)，至今沒有出現在法庭上，因此此案重要證據的形式和內容都不夠充分?！　9]例如香港已經與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亞、荷蘭、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英國和美國簽訂了引渡協議?！　11]參見趙國強：《關于內地與香港相互移交犯罪嫌疑人的幾點思考》，載單長宗等主編《新刑法研究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81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