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對鰥寡孤獨、老弱病殘的各種補助，不論是現金支付或購物相贈，其經費都來源于企業(yè)和個人的繳納，并構成居民的公共福利，但未經公共產品部門的加工，不算生產成果，所以不論其物質形態(tài)還是價值形態(tài)，都不能列入公共產品總值之中。他們很多都是由國家組織或經營，有的還實行國家補貼，與公字聯系，故稱公用事業(yè)，但不同于公共產品。企業(yè)和個人交了稅，就有權要求政府提供優(yōu)質服務，這時財政就擔負了更大的責任，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爭取以最少的投入生產最多的公共產品。長期以來，我國傳統財政理論一直堅持物質生產的觀點，不承認服務也是生產，自然得出財政只是對剩余價值的分配，屬于再分配范疇的結論。財政支出要處理好兩個比例：一是居民服務與生產服務的比例；二是以上兩大類服務內部的結構比例，以適應隨著社會經濟技術的發(fā)展而產生的不同時期的公共服務需求的增長和結構變化。說明當前我國財政收入規(guī)模極不合理，應調高其比重。判斷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是否合適的標準因不同財政理論而不同，西方財政學以居民對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選擇的價格均衡為標準，國家財政論則以需要與可能的均衡為判斷標準。通過免稅增稅，促進高新技術產業(yè)發(fā)展和老企業(yè)技術改造，使產業(yè)結構進一步優(yōu)化。財政收支要發(fā)揮對生產的巨大促進作用，為社會生產提供更好的軟硬環(huán)境和條件，就要做到：，調節(jié)經濟增長和產業(yè)結構。既然如此，公共財政就不是家計財政。過去，我國傳統財政理論堅持物質生產的觀點，否定公共服務部門的生產性質，所有服務部門包括文化教育、科學研究、國家管理等都沒有初次分配，自然會得出稅收是憑借政治權力無償取得的財政收入，支出則是對政府等社會管理部門的活動的貨幣支付。對生產部門提供的服務應該得到相應報酬，對于生產部門則應算作中間消耗Ｃ，但很多報酬不直接支付，只能通過財政部門轉撥給公共部門作再生產之用。這對第三產業(yè)的發(fā)展，以及整個國民經濟協調、快速、健康地發(fā)展尤為不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大力弘揚艱苦奮斗精神，必將有助于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有助于忠實踐行“三個代表”的指導思想，有助于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振興。由此必然導致真才實學者無用武之地，不學無術者卻占據要位，耀武揚威，最終扼殺了許多人努力奮斗的實干精神。為此，必須做到以下幾條：一是在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共產黨人必須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贊成不贊成、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和執(zhí)行路線方針政策的出發(fā)點和歸宿；二是無論何時何地，無論做什么工作，都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為了群眾，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虛心向群眾學習，與群眾同甘共苦，牢牢把握執(zhí)政黨的生命線；三是要向群眾學習，改進工作方法，在市場條件下，在領導工作中，運用主觀與客觀統一，領導與群眾結合，一般與個別結合，全局與局部結合等方法，當好人民公仆，使人民群眾心甘情愿、無怨無悔地跟黨走，同心同德，艱苦創(chuàng)業(yè)。鑒于當前某些領導干部缺乏事業(yè)心和責任感，大肆追求享樂，腐敗現象層出不窮甚至愈演愈烈，今后我們必須采取堅定有力的措施，通過在全黨加強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教育，增進領導干部的事業(yè)心、進取心和責任感，改善現行的領導體制和干部制度，建立健全監(jiān)督體制和評價體制，使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在艱苦奮斗這個原則問題上，真正發(fā)揮帶頭作用。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黨號召全黨同志不怕犧牲、前赴后繼地為革命的勝利而英勇斗爭。上述情況表明，無論是歷史的還是現實的，無論是在經濟、政治還是文化領域，無論國際還是國內，我們都面臨著各種困難、風險和挑戰(zhàn)。因此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要使新體制從根本上取代舊體制，必然會遇到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阻力。在這種嚴峻形勢下，大力弘揚艱苦奮斗精神，真正實現黨員干部與普通群眾同甘共苦，重塑魚水關系，事關執(zhí)政大事。共產黨要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其道理似乎不言自明。黨要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就必須在堅持中發(fā)展，在發(fā)展中創(chuàng)新。(三)弘揚艱苦奮斗精神，是確保黨的先進性的重要條件“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世紀交替的歷史高度，著眼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大局，面對新的歷史時期提出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很強的針對性、前瞻性，其精神實質在于通過“三個代表”使黨永遠保持應有的先進性。而現實的要求是，越是健全和成熟的市場經濟，就越需要利用道德和精神的矯正功能，充分發(fā)揮艱苦奮斗的精神，以矯正那些不良傾向。(二)當前改革開放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yè)更需要艱苦奮斗的精神首先，從全局和整體看，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尚處于并將長期處于初級階段，這即意味著在今后一段長期內，國家還不富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會很高，加上改革缺乏經驗，遇到的阻力又大，困難又多，任務又重，對此，鄧小平強調指出：“中國搞四個現代化，要老老實實地艱苦創(chuàng)業(yè)。通過80年浴血奮斗，到“九五”末期，我們順利地實現了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zhàn)略目標，綜合國力明顯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人民生活總體上已實現小康；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各項社會事業(yè)全面進步；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新成果。二、弘揚艱苦奮斗精神，是把社會主義事業(yè)推向前進的迫切需要(一)艱苦奮斗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財富，是我們治黨治國的傳家寶幾千年來的發(fā)展史已經表明，中國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充分發(fā)揚艱苦奮斗的精神，中華民族歷來以不畏艱難困苦而著稱于世。而正是這種精神，對于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yè)起到了關鍵作用。要真正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趕上發(fā)達國家水平，從資本主義國家強大的擠壓中突出重圍，就必須堅持和發(fā)揚勤儉節(jié)約、清正廉潔的精神。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應該堅持這一點。如果不能居安思危，不斷前進，后果將不堪設想。從國際環(huán)境看，中國經濟的弱勢還相當明顯，與發(fā)達國家的差距還在進一步拉大。那么，在當今時代，艱苦奮斗精神的時代內涵究竟是什么呢？現在看來，至少應該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艱苦奮斗2001年1月10日，江澤民總書記在出席全國宣傳部長會議時提出：面對新世紀、新形勢、新任務，特別需要在全黨和全社會大力宣傳和弘揚“五種精神”，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緊跟時代、勇于創(chuàng)新的精神，知難而進、一往無前的精神，艱苦奮斗、務求實效的精神，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精神。毋庸贅言，反腐倡廉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在實際操作中，反腐敗不僅需要統籌布局“大處著眼”，同時也離不開防微杜漸“小處著手”，如此才能構筑起強大的反腐制度體系，真正實現溫家寶總理所說“創(chuàng)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jiān)督政府”。從這種角度來看，政府節(jié)約與否不僅體現出對資源的態(tài)度，更是直接反映出對待納稅人的尊重與否。節(jié)約型政府的另一重意義在于，此舉將有利于不斷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必先是一個“廉價政府”。公款浪費以及由此衍生的職務侵占，被人習慣性稱為“不落腰包的腐敗”，正因為“不落腰包”，因此很容易被公眾忽視、容忍和諒解。越是位高權重的人，就越是容易成為“眾矢之的”，稍有不軌行為，就可能公之于眾。例如芬蘭、丹麥等北歐國家，除司法機構外，還建立了監(jiān)察專員制度。制定專門的廉政法律，即專門規(guī)定公職人員保持廉潔的行為準則和懲治腐敗行為的法律。而政府與政府官員的腐敗必然導致政府運行成本的惡性擴大，因為腐敗是一種帶有高福利成本的武斷性稅收，增加了納稅人的額外負擔，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