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識世界的框架之外還在于它使得生活變得有序，當今許多可以借助科學解釋的東西（比如說生老病死，自然現象，生活的苦難）在不發(fā)達的時代和地區(qū)是非常困擾人們生活的，在這種情況下宗教可以給出答案。對于這個問題韋伯將基督教與中國的儒教做了一個對比：基督教鼓勵人們在現實世界當中努力奮斗，兢兢業(yè)業(yè)取得卓越的個人成績，獲得良好的道德風尚，這樣在未來的彼岸世界才會得到上帝的垂青，這種思想的傳播激勵著所有的新教徒，韋伯認為正是這樣一種對現實世界的追求促使了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世界觀解決了兩個最重要的問題。如開頭所述，如何來看待周圍的世界取決于我們所持有的世界觀。人非圣賢，好的制度是好的社會道德的前提，而非相反。很多現實和藝術作品中的故事都表明了這一點，例如90年代的一部叫《滄浪之水》的小說就描述了一個年輕學生踏入社會以后是如何從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最后淪落成為了一個腐敗的官員。法律沒有辦法讓人行善，它只能制止人性當中的“惡”，卻不足以喚醒人類內心的“善”，這也是法律的局限。我們可以要求人們不去作惡卻不能強制人們去行善，因為自律是容易的但積極地作為卻是困難的， 尤其是在這種積極的作為包含著犧牲的時候。 這一點在大學集體宿舍的生活中體現的尤為明顯。 我們經常會聽到上一輩人感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耙话銇碚f，處在陌生環(huán)境的個人對他人以及周圍的環(huán)境都無法產生一種切身的責任感和道義感，這就使他或她更易于從事一些在家鄉(xiāng)或熟悉的環(huán)境中所不為的行為”。道德在這里變成了一種場景化的東西，所謂善惡不再是一個普世的價值，基于身份和社會關系的角色變化，一個人的道德性也會隨著這種變化而變得不同，這種情況在日常生活中是隨處可見的， 以“小悅悅事件”為例，假如這樣的事件是發(fā)生在一個人員流動較少的區(qū)域內，基于這個緊密團體中的道德壓力，那18個路人就不會見死不救，小悅悅的命運就會被改寫。簡而言之，在糾紛解決方面法律會給出明確的解決方式，雖然民眾有時候也會訴諸于道德的話語，但這種方式卻是不確定的。這是一種計劃性的強制，它反映了統治者的對生活價值和實現手段的預期。應當注意的是，上述分析并非是說我們的法律是完全失敗的，畢竟法律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一種主流治理方式，它能夠幫助我們實現生活價值的最低目標，筆者所要表達的是這樣的一種意思，即：法律作為社會控制不是普適的，或者說它的普適效果不是那么理想，它的一些基本的手段和機制具有局限性。 王啟梁：《正式社會控制為何失敗?—對云南平縣拐賣婦女現象的田野調查》，載中國農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2期。看著遠去的警車她滿臉迷惑不解，理由很簡單，法律也沒有給予她想要的“說法”，也就是說法律運作的結果偏理了她的價值預期。法律在現實當中實施的效果并非那么盡如人意，有關這方面的論述我們可以從蘇力教授的一篇文章當中的故事得到啟發(fā)：故事描述了發(fā)生在中國西北地區(qū)一個小村莊中的一場沖突。實證主義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首先，它假設法律是正確的，這種情況往往會放縱惡法，盡管這樣的情形在今天的世界看起來已經不再那么明顯，但實際上還是存在的，法律實證主義不能為法律本身提供正當性基礎。 強世功：《法律的現代性劇場—哈特與富勒論戰(zhàn)》，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3頁?！保瑓⒄崭啉欌x：《現代法治的出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68頁和第228頁。要實現一定時期一定區(qū)域的社會控制，需要正式規(guī)范和非正式規(guī)范的相互協調。通過強制法律實現其社會控制，但是這種強制需要耗費巨大的社會資源，事實上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社會控制都不能完全依賴于強制，它需要一定區(qū)域內的自治，而且這種自治會使成本變得很低。第二，統一多元的標準需要時間。這是因為一種制度之所以有效，其中一個原因就在于它為人們提供了行為的標準，但與法律不同的是非正式規(guī)范提供的是一種地方性的標準，而不同的場域之間是跨領域、跨國度、甚至是跨文化的。值得注意是這些非正式規(guī)范的生產機制，與法律的產生方式不同，這些非正式規(guī)范產生于一定場域長久的磨合中，它不需要過多的外在強制，所以在這些場域中適用性更強。這些場域中的運作秩序所依賴的規(guī)則往往是遠離法律的。 “法律就是與對可能發(fā)生事件的本地想地方性知識；地方在此處不只是指空間、時間、階級和各種問題，而且也指特色（acent）。正是因為有了預期，我們不用擔心每天吃下去的食物和喝下去的水會影響我們的生命與健康，也不用擔心每天走進圖書館的升降梯會再也走不出來，因為我們知道日常的飲食、出行以及其他現代輔助工具之所以安全是因為它的背后有著各種標準和制定標準的專家系統；正是因為有了信任，我們在生活中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的時候往往會求助于公力救濟， 筆者認為，我們所說的對某種事物的信任往往不是百分百的，但它仍然是一種信任。要尋求“功能上的替代”我們的目光更應當關注法律在政治功能以外的社會功能。法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的創(chuàng)建和調整的功能，這主要是從政治的角度去看待。這里可以看出，功能上的互通性可以作為我們觀察法律與其他非正式社會控制力量之間關系的一個平臺。比如說一個群體中普遍認同的道德感會阻止一個人作出不道德的行為；宗教中的教義會賦予人們認識世界的框架并指導人們的行動方式，而教會組織更是有著自己明確的行為規(guī)則和決策程序。同上，第176~177頁。有關社會控制的定義可以分為兩類， 王啟梁：《邁向深嵌在社會與文化中的法律》，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頁。 因為是什么的回答也難免是“地方性”的。這也應當引起我們的反思，我們應當如何去認識歷史？包括這部影片在內的許多宣傳材料是否會真實的反映歷史？過度的藝術渲染是否會迷亂歷史的真相?如果這些問題搞不清楚恐怕所謂的文化交流與宣傳不會促進相互之間的理解，反而會進一步加深這種民族仇恨。朱蘇力教授也認為“世界并不僅僅是一個物理場所，而是有人參與的主觀創(chuàng)造188。我們不能過多的去蔑視迷信與愚昧，原因很簡單，人類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要不斷地去解釋和解決問題，如何讓這個紛繁復雜的世界看起來正常一些？如何讓破壞了的生活秩序恢復到原來的模樣？每個人所使用的方法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借助科學去解釋問題，也可以借助宗教、經驗、傳說、迷信去理解問題。多元社會控制的理解角度有助于法學理論的建構和法律自身的發(fā)展，也有助于解決法律實踐當中存在的難題。. . . . .法律、道德與宗教——從多元角度看待社會控制的方式 筆者認為：對于一個事物是什么和如何去看待一個事物是兩個層面的認識，而前者要更高深一些。在多元社會控制并存的情況下需要各控制力量之間的相互協調與合作，此一過程中應看到法律和其他非正式規(guī)范各自的價值、相互之間的沖突以及兩者在實現社會控制方面功能上的聯結。之所以迷信在知識匱乏的群體和地區(qū)中比較風行是因為在這些地方缺乏認識現象和解釋問題的途徑，他們只能借助于那些經驗和口耳相傳的東西。比如說梁治平先生認為“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和解釋世界，他們評判事物的標準不同，據以行動的準則，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行為模式也打不相同”，轉自王啟梁《邁向深嵌在社會與文化中的法律》，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有關這樣的理解也會幫助我們解釋周圍很多的現象：為什么電影《金陵十三釵》會在國人中引起很大反響而在外國的電影節(jié)上卻得不到青睞？許多日本和西方學者認為影片里面包含了太多的暴力和血腥場面，因為文化和環(huán)境的差異，我們從小在和老一輩人的生活和交流中、在從小接觸的書籍影視的宣傳中會產生一些印記在頭腦中，而這部影片恰好迎合了這些印記，離開這個環(huán)境外人對這部電影的理解只能基于他們的價值觀進行“切割”，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具體一點，我們如何去看待法律取決于我們的世界觀，更取決于我們所處的時空環(huán)境，可以看到古今中外任何有關法律的定義都難免有失偏頗，定義往往不能明確的表述法的本質，也不能完整的概括法律所具備的社會功能，因此有關法律更多是如何看待的問題而非它本身是什么的問題。不同的理論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