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國文化的時候，憑借自己對歷史如同冰山一隅的見解，誤解了很多傳統(tǒng)文化。而錢穆先生不這樣認為，他認為凡是能夠經(jīng)歷幾百年時間考驗的制度一定有其長處，一定能與當時的人事相配合，是絕對不能簡單粗暴地用“專制黑暗”四字一筆抹殺的?！彼逄茣r期的科舉選官制，做官開始不需要地方長官察舉，不需要中央九品中正評定，只需個人各自到地方政府報名，參加中央的考試即可。“開始時，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毀喪人才的，目的還是在錄取真人才。我們必如是想，才能對政治制度有深一層之研討與警惕?！暗绾问箛医y(tǒng)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權(quán)，能多注意提防政治的改進，這是我們值得努力的第一事”。故中國的政治逐步走向了人才束縛之路，這直接導致了其沒有起色的根源。“西方人在政治經(jīng)驗上比誰都還短淺——能說這話的只有中國人”。我想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要具體說這本書好不好，還是要自己去感受的，因為每個人的感受都不一樣，就像菜肴，名菜并不是所有人都愛吃的。古今中外的一切制度，都不會也不可能一直都保持不變一直好下去，如果一項制度能永遠的好下去，就不需要我們來努力搞好政治了，只有制度不會永久的好下去，我們才需要在政治上繼續(xù)努力，不斷改進，維持一個歷史一個國家的繁榮。并且每一個制度，它都是針對現(xiàn)實的，而且任何制度都不會二三十年不變，它必須要適應現(xiàn)實的變化，隨著現(xiàn)實的變化而變動，因此，制度的變動一定要與現(xiàn)實相配合，如果不配合，而是想要現(xiàn)實來遷就制度，說的好聽點叫革命，其實是不對的，就像錢穆老先生說的“革命的本質(zhì)是推翻制度來遷就現(xiàn)實，并非是推翻現(xiàn)實來遷就制度的”?！?，制度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是從一種理論中產(chǎn)生，而這種理論往往就是從現(xiàn)實中產(chǎn)生的，這也可以說明制度是依賴現(xiàn)實才產(chǎn)生的。另外，每一制度必須同其他情況相配合，若其他情況變了，那么此項制度的功效以及性能也會隨之改變。有田就有租，再加上分攤稅額，這也是與當時的均田制有很大的關(guān)系。但恰恰是因為制度差距大，導致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歷經(jīng)的時間比西方國家長，也比西方國家的繁密，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就再訂一個制度來防制它，結(jié)果卻變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束縛就愈緊，最終導致了我們國家的緩慢前進?，F(xiàn)在的中國是一個平等的國家，政治權(quán)利在人民手里，但試問中國十幾億的人，究竟有多少人民可以實施這項權(quán)利呢？盡管現(xiàn)在的中國是一個平等、自由、民主的社會，但事實我們這群人民享有的權(quán)利根本無法利用，無法利用的權(quán)利為何還要我們付出同等的義務呢?或許這些問題都可以從我們的歷史中獲得。現(xiàn)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也沒有了，我們現(xiàn)在的是民權(quán)社會，我們的政治已經(jīng)與幾千年的歷史不一樣了，但其實實質(zhì)還是一樣的，就是要求的國家的統(tǒng)一，錢穆老先生說：國家的統(tǒng)一，便要中央集權(quán)。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所以每個國家的制度也不同。而當時的租稅制度是，地主只需向政府繳納很低的稅，佃農(nóng)卻要向地主交納高額的田租，政府減輕賦稅，往往只是便宜了地主，農(nóng)民根本沒有收到絲毫的好處，關(guān)鍵是政府只按田收稅，不管田地是誰。其次是制度與制度之間的聯(lián)系，錢穆老先生說“任何一項制度之成立與推行，決不是孤立的，他必然須和同時幾項制度相配合，它必然會受其他某幾項制度之牽動和影響。每一個朝代的制度在其背后都會有必然的理論和思想，說的通俗點，就是前面所說的由當時的現(xiàn)實情況來決定的。那么究竟制度是怎么樣的呢？其次我就講講制度。下面講講我對此書的幾點感受：先說說政治和制度，很顯然，首先要建立了一個國家，才能有其政治，才能有其相應的制度。世間本就沒有絕對真理，在看待某一件事時，多思考當事人所處的環(huán)境、所受的約束、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觀的評價，最終以史為鑒，以他人為鑒，對當前、對未來，做更好的把握。知道歷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問題。錯誤的人不把歷史當做參照，“政治也是人文科學中的一門，我們回頭歷史再看一看，總還不是要不得”。他認為，“中國之將來，如何把社會政治上種種制度簡化，使人才自由發(fā)展，這是最緊要的”。平民百姓可以通過考試得到管職，得到“坐觀”的機會。從某一方面講，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經(jīng)歷從四分五裂到統(tǒng)一集中的過程。現(xiàn)在只罵創(chuàng)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懷有極大的惡意，其實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時某一人所創(chuàng)始的。但是到明清時期，隨著皇權(quán)的加強，其逐漸演變皇帝控制社會思想的得力工具，八股取士鉗制了人們的思想自由，學術(shù)喪失活力。作為中國傳統(tǒng)政治制度中必不可少或者說是至關(guān)重要的一環(huán)——科舉制度來說，從漢代的“鄉(xiāng)舉里選”、“選舉孝廉”起，中國的科舉制度就一直在朝著“民主”的方向前進著。書中，錢穆先生極力反對當時用“專制黑暗”評價中國政治制度的武斷言論。談論中國歷史上的歷代制度，也當如先生所說：“正該重視中國歷史之特殊性。這正如一個壯年人，不要睡搖籃，便認為睡搖籃是要不得的事。歷史意見，指的是在那制度實施時代的人們所切身感受而發(fā)出的意見。推擴而言，我們該重視其國別性，”以及“說到歷史的特殊性，則必牽連深入到全部文化史。兩者又是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全本書說了中國史上五個最重要的朝代：漢、唐、宋、明、清，從這五朝大體上便可代表中國歷史之全進程。綜上所述，趙普并非什么國士，也沒有多少學識，有的不過一些政治常識和政治權(quán)術(shù)即謀略，他輔佐趙匡胤平定天下所用不過一些權(quán)術(shù)而已，他輔佐太宗趙光義時，其實是想說他不會干預太多政務。大家公認的是，趙普少年時也曾讀書，但沒有什么學識，因此，就做了州、鎮(zhèn)僚屬，在此期間獲得了一定的政治常識，準確的說，他學到了的是一些政治權(quán)術(shù)，如同劉邦做亭長一般，他并沒有什么長謀大策，要是趙普真是國士，他任宰相時，就該為宋朝制定一套比較合理的政治制度。由于趙光義出現(xiàn)了帝位合法性危機，太宗招趙普問對策，也就有了后來的“金匱之盟”，于是趙普就當了司徒兼侍中，成為北宋職銜最高的首相，后又被封為梁國公。趙普當了宰相后，獨斷任事，太祖懷疑他專權(quán)，欲用薛居正、呂馀慶為相，趙普“惡其與己同列”，太祖只好讓他們做參知政事即副宰相，一改隋唐以來只設宰相，不設副相的制度。趙普輔佐太祖趙匡胤所做的有重大影響的事有二?！睆倪@段話來看，就是有人說趙普只讀過《論語》，學識太少，不適合當宰相，太宗趙光義就問他，他自己也承認他只讀過《論語》，他說用了《論語》的一半輔佐太祖（趙匡胤）平定天下，現(xiàn)在打算用《論語》的一半輔佐太宗，使天下太平。這句話典出宋可見《論語》在古代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發(fā)揮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對《論語》的推崇。在他做了宰相后，太祖還時時告誡他，說你做了宰相，該抽空讀書，所以他才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