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整的結果，造成國家權力由中央到地方的逐漸下移，以皇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體制逐漸為以督撫為核心的地方分權體制所取代。制度上，天朝田資政新篇等綱領只屬紙上談兵，從未有認真推行，亦不見有任何成效可言?！顿Y政新篇》是干王洪仁玕后期提出的中國第一套具有發(fā)展資本主義意愿的政治綱領，由于客觀上周邊環(huán)境的惡劣與主觀上農民階級的漠視而沒有起到預期的作用。他的思想，其實全部源于當時的中國籍傳教士梁發(fā)所寫的《勸世良言》。另一方面，洪秀全在這次起義假借了當時從西方宗教傳入的新興宗教基督教，亦使一般老百姓感到新鮮。最后，當面臨中外敵人的聯(lián)合進攻時，太平天國由于再也得不到廣大農民的支持，就只能陷于孤立無援的絕境。隨著太平天國上層的皇權化，其鄉(xiāng)村的基層組織也逐步異化。太平天國既然不能真正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那么也就不能指望農民對它繼續(xù)支持。太平軍還在江浙等地發(fā)給地主田憑，設立收租局，公然保護地主利益，強迫農民交租，規(guī)定“租戶仍將該還錢米繳還原主，不得抗欠”。誠然，大平天國在政權建立初期為了動員需要而宣傳平均主義和實行“圣庫”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問題在于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國仍然將這些主張作為新政權的經(jīng)濟綱領，就難以得到廣大農民的支持，也根本行不通了。太平天國強調所有土地歸天父公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如果說農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國政權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關鍵，那么，太平天國政權后來的衰亡則與失去農民的支持有關。這些鄉(xiāng)官帶領鄉(xiāng)兵，或維持地方秩序，或配合太平軍參加戰(zhàn)斗。為此，太平軍曾大量印行許多宣傳革命的通俗小冊子，諸如《太平詔書》、《天條書》、《待百姓條例》等等；同時還注意隨時隨地對當?shù)剞r民進行口頭宣傳，當時人稱之為“講道理”。1851年起義之前，洪秀全就明確表示要打破封建禮教，代之以“天下多男子，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試圖把農民從政治壓迫之下解放出來。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產(chǎn)品也平均分配，余物歸公，以便“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最終的目標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早在金田起義以前，洪秀全根據(jù)廣大農民迫切要求擺脫貧窮苦難的愿望，表示了對土地問題的極大關注和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強烈不滿。開始的標志是道光三十年（1851年）金田起義,轉戰(zhàn)湘，贛、皖、浙等省，最后定都天京（即今南京）正是建立與清王朝對峙的南方農民政權，結束的標志是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陷落，歷時13年。這次起義開創(chuàng)了中國不少先河，例如中國農民起義第一次遭到中外勢力共同鎮(zhèn)壓、利用西方宗教發(fā)動起義、頒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發(fā)展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資政新篇》等2農民與太平天國的興亡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農民運動，其規(guī)模之大，影響之深，超過了以前任何一次農民運動。在《原道醒世訓》中，洪秀全對私有制作了深刻批判，認為“世道乖漓，人心澆薄，所愛所憎，一出于私”。無疑，這種土地改革方案，表達了千百年來生活在苦難之中的廣大農民的強烈愿望，是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種大膽否定。金田起義以后，太平天國廣泛動員農民和依靠農民，以推翻清王朝的統(tǒng)治。其次，太平天國還依靠農民，建立地方政權。鄉(xiāng)官制在太平天國政權建立初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土地政策方面，《天朝田畝制度》的改革方案，雖然對動員廣大農民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后來對于農民的吸引力越來越小。實際上，這不僅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否定了農民土地所有制。更有甚者，后來迫于形勢，太平天國要求農民“照舊交糧納稅”。不僅如此，在太平天國統(tǒng)治的許多地區(qū)，農民的負擔不但沒有減輕，反而不斷加重。事實上，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國政權迅速異化，其領導人建立了嚴格的等級制，規(guī)定不同的等級享有不同的特權，從反皇權到迷戀皇權。鄉(xiāng)官制本來是太平天國動員農民的基層組織，可是后來逐漸為地主和地痞無賴所把持，“軍帥請當?shù)赜猩韮r者充當，師帥以書役及土豪充當”。這樣，太平天國以一種落后的東西去否定另一種落后的東西；靠農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決農民問題；從依靠農民到失去農民，最終自身也被農民拋棄。這可能與當時老百姓希望求變的思想有關。后來有外國傳教士知道了這件事，試圖向他講述圣經(jīng)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為異端。政治上，太平天國由神權與王權結合，朝中不但階級森嚴，為王為官者的為所欲為，更甚于儒家思想約束下的朝廷。至于所謂“開放科舉考試予女子應考”等進步政策，大多僅存在于野史傳說之中。清王朝一體化的集權體系受到極大的動搖，出現(xiàn)了一個權力與資源分散的小過渡，從而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啟動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政治前提。在此之前，清王朝是一個高度集權和極端君主專制的封建政權，自太平天國運動發(fā)生以來，其權力結構從中央到地方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隨著地方勢力的抬頭與官僚階層內部的分化，清王朝的王權危機正日益擴大。清廷已無力對抗，只好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兼欽差大臣，集軍權與政權于一身，從而邁開了督撫專權的第一步。這樣，湘軍集團控制了東南各省的軍權，政權，財權與用人權，上下相應，成為一股強大的地方政治勢力；其次是造成了官僚階層的分化。清朝統(tǒng)治對漢族官員始終抱有戒備之心，雖然在表面上滿漢官員一律平等，但實際權力仍操縱在滿官手中，道光以后，由于面臨嚴重的內憂外患，尤其是太平天國革命爆發(fā)之后，漢族官僚的勢力逐漸增長，清廷滿漢官員之間的政治格局開始改變。以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為代表的湘軍將領，多是一批經(jīng)世儒生，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滿族官僚知悉這些情況，決定利用他們去對付太平軍，結果使一大批漢人官僚興起，湘軍集團因此而由一般軍事武裝變?yōu)閺姶蟮恼蝿萘Γ瑢е铝硕綋釋嗟木置?。鴉片戰(zhàn)爭期間，以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的一批官僚士紳主張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同時改革國內的弊政。隨著洋務派勢力的不斷增強，在朝廷內部很快分化出以大學士倭仁，徐桐等為首的保守派政治勢力，他們主張遵從祖法，反對學習西方，認為洋務派的行為是“用夷變夏”，出賣國家。所有這一切都嚴重削弱了清朝中央的政治權力，動搖了清廷統(tǒng)治的政治權威。北伐軍出江蘇，過安徽，進河南，渡黃河，入山西，直搗直隸，逼近天津但是最終難逃失敗的結局，究其原因可為以下幾點：第一，戰(zhàn)略決策不當。北伐軍進至天津外圍后，即遵照洪秀全的命令停止待援，從而失去了機動作戰(zhàn)的時機，陷入被動挨打的困境。由此洪秀全的猜疑心變得更重，當石達開回到天京時受到百姓的熱烈歡迎，洪秀全見此極為不滿隨即任命自己兩個無能的哥哥做王以牽制石達開，在這種情況下石達開怒而率領自己的部屬十余萬人離開天京出走獨自轉戰(zhàn)其他省份，一時間太平天國內部出現(xiàn)了“朝中無人，國中無將”的危險局面，內部的爭權奪利、相互廝殺，致使太平天國由盛轉衰，雖然之后洪秀全極力挽救但已無力回天，最后曾國藩率領湘軍與淮軍于1864年攻破天京，太平天國至此宣告結束。在對清作戰(zhàn)之余又要同外國侵略者作戰(zhàn)，從而牽制了大量的侵略軍對亞洲其他地區(qū)的侵略進而推動并鼓勵了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發(fā)展，第二篇：太平天國運動第14課太平天國運動 ■金田起義 ■天國興衰 導入 人民英雄紀念碑――金田起義浮雕鴉片戰(zhàn)爭后，天災人禍接連不斷，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西征中，太平軍控制了安徽、江西和湖北東部大部分地區(qū)，并在湖南大敗湘軍。太平天國紀念郵票（1951年發(fā)行）有關太平天國的書（封面）第14課太平天國運動第三篇：太平天國運動講稿太平天國本身是一次相對典型的古代農民起義，即王朝末期，人口增長但土地兼并嚴重，政治腐敗加重，底層人民進入無法生活的境地。許多人質疑太平天國是否屬于反帝反封建運動，主要在于三點： 一是太平天國并未提出比清政府更先進的理論和行為，雖然清政府是封建，但太平天國的封建程度并不比他輕。第一，傳統(tǒng)的農民起義本就不可能有更先進的理論。一是農民起義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的暴增導致糧食的不足，所以戰(zhàn)爭過程中，必然伴隨大量的人口死亡，才能保證雙方軍隊的口糧；二是古代環(huán)境及生產(chǎn)力決定了戰(zhàn)爭的殘酷性和對人生命的漠視度，古代許多改朝換代，人口傷亡超過一半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對于普通農民來說，知識嚴重匱乏，紀律整理難度大，所以在古代起義時候往往通過宗教才能較為有效地組織。這里插個觀點：組織活動是一個難度極高的行為，但也往往是普通人容易忽略的行為。但是細看革命黨的組織，除了利用會黨（帶宗教性質）或軍隊（軍隊組織）這種本身就有組織性的勢力外，真正自己的組織行動往往局限在小幾百人以內。今天我們回頭看知道1840年以后是近代史了，但在咸豐元年，人們普遍認知還停留在古代情況下，不能要求太平天國運動有更先進的行為。補充問題。無論湘軍、八旗軍還是綠營軍，和太平天國軍隊一樣，都是標準的舊軍隊。當然，更重要的還是戰(zhàn)爭的慘烈。所以說，造成這個問題，顯然不能歸咎為起義農民。鴉片戰(zhàn)爭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外國商品大量涌入中國，是沿海的農民和手工業(yè)者紛紛失去生計；除此之外，清政府戰(zhàn)敗，為了支付戰(zhàn)爭賠款和軍費開支，極力向民間搜刮，加重稅捐，而地主、官僚、貴族也乘機加劇了對土地的兼并，是封建主義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激化。后來他幾次經(jīng)過廣州，目睹了英國侵略中國的暴行，1843年鴉片戰(zhàn)爭結束，廣州一帶籠罩著抗英和反清的氣氛，這一年也是他第四次考試失敗，他將自身的命運同當時的國難結合起來，開始放棄科舉做官，自己探索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