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學術研討會-wenkub
2023-07-13 01:12:34 本頁面
【正文】 textual criticism）、“客觀批評”（objectivism）或“客觀主義理論”（objective theory），根據文學作品與作者、讀者三者的關系，新批評派認為因關注的重心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產生過程，努力追蹤作者個人經歷以與作品相印證，便是“傳記式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產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產生的具體歷史—社會條件，便是“歷史—社會式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與讀者的影響，如果以自己充當讀者身份記錄下讀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評”；如果研究各種讀者對作品的反應，就是“文藝社會學”。但更嚴謹?shù)胤诸悾蓵^程與創(chuàng)作思想研究可歸于作者研究，另外須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與傳播研究兩個方面。在《紅樓夢》的文獻研究領域里，也主要是指盡可能地搜集得到的歷史遺留下來的有關《紅樓夢》的文獻材料，對其做一番具體而深入的考證工作。自序》中對此作了進一步明確的界說：“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評論，以及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八佾》：“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在’97北京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上，筆者曾在《拓展紅學研究的文化視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獻、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體的初步構想，得到了紅學界前輩和青年同仁的熱忱鼓勵與回應，至本次’99全國中青年《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則進而列為會議的中心主題。下面試圖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就這一主題展開更為深入的研討。文獻不足故也?！蔽鲅灾拔墨I”之“文”是指書本記載；“文獻”之“獻”是指口傳議論。朱談文先生認為《紅樓夢》的文獻學研究目的是要“探導追溯并力圖再現(xiàn)作者曹雪芹創(chuàng)作《紅樓夢》的背景，構思及成書過程，因而其研究范圍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紅樓夢》的社會歷史背景、情節(jié)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創(chuàng)作思想、《紅樓夢》的成書過程和版本源流等內容。 與文獻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新批評派所關注的是作品本身，認為作品即“本體”，它包含了自身的全部價值與意義，因而無須關注和研究作品產生之前的歷史—社會背景與作者生平身世、創(chuàng)作意圖與創(chuàng)作過程，也無須關注與研究作品產生之后對讀者的影響以及讀者的閱讀效果，否則，就會產生“意圖謬見”與“感受謬見”。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學作品視為獨立于歷史、社會、作者與讀者之外的客觀存在，以作品自身為研究對象。關于“文化”這一同樣來自西方的概念，無論在內涵還是外延上的歧義乃至混亂比之“文本”更甚。其研究范圍也相當廣泛，主要包括神話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飲食文化、藝術文化研究等方面。 二 《紅樓夢》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與創(chuàng)新，是一個面向21世紀的前瞻性論題，同時從這一特定視角回顧與反思一下二百年來尤其是20世紀的紅學歷程，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的確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諸多缺撼乃至教訓。 然而，學術的發(fā)展是一個持續(xù)性的過程，《紅樓夢評論》在當時固然“先鋒”，但畢竟是孤軍奮戰(zhàn)，缺少必要的學術背景和學術群體的支撐。因為新紅學的實證研究，雖然吸納了西方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但其主體仍是傳統(tǒng)的考據學。 也正因為新紅學的建立是以文獻考證為基點，新紅學的延續(xù)實際上也就是文獻研究的延續(xù)，因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與盛況空前的文獻研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文本研究受到明顯的冷落。 在本世紀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紅學界通過反思五十年代以來紅學研究的坎坷之路，才逐步開始重視文本研究。 通觀20世紀百年紅學史，當我們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應清醒地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紀初期、中葉、末期三次紅學研究重心的確立與轉移過程中，文本研究一直未能從邊緣進入中心，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二是文獻、文本、文化研究各自為政，不相往來，乃至相互輕視，或相互指責；三是受制于客觀形勢，出現(xiàn)過多的外部干擾，影響了學術研究的正常進行與深入開展；四是少數(shù)研究者違規(guī)操作，學術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損害了紅學研（轉載自中國教育文摘，請保留此標記。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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