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預算法修訂為何一再被推遲-wenkub
2023-06-12 00:45:16 本頁面
【正文】 出有多少公共性來。預算歷來被稱為“國家的錢袋子”，而掌控這個錢袋子的權力，是政治權力中最核心的部分。政府財政收支的計劃，財政收支里涵蓋的內(nèi)容非常豐富，究竟是用在什么地方？是養(yǎng)活政府自己還是救濟民生？這樣的定義非常簡單，簡單到什么也說明不了，所以是個不準確的概念。現(xiàn)在預算法的修改稿，由財政部、人大同時起草修改稿，各有各的班子、學者，但修改完以后，匯集到一起時，發(fā)現(xiàn)2010年修改稿和1997年修改稿相比沒有進步，反倒退步，這令很多學者痛心，越改越回去了，有的地方還不如1997年版，有的甚至在1995年上面。中國要變，必須從根子上變，來一個和平演變，反正是要推進實質(zhì)性的進步，否則，不進則退，有可能調(diào)頭回去。中國人祖祖輩輩世世代代還沒想過自己有權利，但現(xiàn)在不一樣，人們的權利意識已經(jīng)覺醒了，甚至走到了很多人的前面，社會表面上有點亂象，其實是這個的反映。理直氣壯到這種程度，這是體制內(nèi)開會的遭遇，別說拿到社會上討論，即使在學術界內(nèi)部在這個問題上，都有很大的爭論，人們的思想意識不一樣，中國社會越往前發(fā)展，想法越不一樣，我想大家都有這樣的感觸，即使是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對一件事的看法也是南轅北轍。強勢政府，弱小社會，民眾權利不到位，在這樣的情況下，預算法的修改難上加難。n更多企業(yè)學院： 《中小企業(yè)管理全能版》183套講座+89700份資料《總經(jīng)理、高層管理》49套講座+16388份資料《中層管理學院》46套講座+6020份資料我經(jīng)歷過這樣的過程，最近有媒體寫道過這樣的事，我曾經(jīng)被怒斥過一回。將來討論預算時，更不得了，議會里吵架、甚至動手很多原因是因預算案，是為選民負責，預算關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面臨切身利益時，誰都不會含糊，中國早晚也會面臨這一點。預算不是經(jīng)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下來就要落實到責任，公民除了權利以外還有責任，要承擔社會發(fā)展進步的一份責任，預算法的推動是社會實質(zhì)進步的一個表現(xiàn)。可能通過某些事，這些事件越來越多的關注到每個人切身利益時，人們就開始明白，比如說征稅，政府的錢究竟花在哪個群體上，是否用在社會保障上和大家的利益上，人們就開始關注，我們正在轉(zhuǎn)這個彎子。有些事是時代造成的，那個時代產(chǎn)生的法律如果還不變，就是退步。預算制度使西方再也沒有走上極權道路我歸納了幾條：第一，預算是一國重大的政治問題。英國大憲章簽訂以后，解決了治稅權的問題，國王的錢袋就被別人拿走了，成立了開會的場所——議會，在這之后，第二個國王手里拿的權力就是預算，預算在這個過程產(chǎn)生，不光管著你如何征稅，還管著你怎么花錢，是兩道鎖，鎖住了國王的權力，國王不能為所欲為，所以西方制度再也沒有走上以極權為主流的道路。預算法修改為什么敏感？是因為對國家政治體制的中樞神經(jīng)的改革，是政治權利的核心部分，非常敏感，但非常重要，這是我們現(xiàn)在面對預算法修改的問題。如果政府施政不當，不能造福于民，這種潛在的對抗就有可能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對抗。鄉(xiāng)黨委書記算是命大，當時在旁邊的小學里，搶過一輛摩托車，緊急向縣里派出所報告，這件事是直接促成農(nóng)業(yè)稅取消的重要因素。預算法的作用：控制公權力濫用預算是一國政府治理社會的工具，亦是一國社會治理政府的工具。如果一個政府辦了對不起老百姓的事，對民眾形成嚴重的壓迫。預算法強制力都達不到，突破預算，隨意追加預算，預算流于形式，或者預算由強勢一方制定下來，另一方不得不舉手表決批準，沒有其它的選擇，這種情況都是預算法必須要改變的方面。無論歷史上或現(xiàn)實中，我們都不難找到這樣的例子，一個國家可能有很高的財政收入汲取能力，但是它的合理配置財政資源、有效解決社會問題、提高國民福利方面的能力和表現(xiàn)卻很差勁。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xiàn)過體制約束統(tǒng)治者，近代社會做過的幾次嘗試也都失敗了，我們現(xiàn)在的嘗試都沒有以前的水平。征稅過分，用稅無限制的政府，其實是大家花錢買了一個危險放在身邊，大家只能祈禱這樣的風險不發(fā)生在自己的身上，否則只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布什：我是站在籠子里跟你們對話一個受到制度約束的統(tǒng)治者，其課稅權只能來自公民的授予，且只能用于改善國民福利，而不能用來為自己謀福利?；\子是什么做成的？那個籠子是制度，是法治，法治重要的一部分是預算。國際社會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值得尊敬，不是看你能否辦超豪華的慶典活動，而是看社會底層的窮人過得怎么樣，那才是真正的標準，如果政府挺窮，但國家的老百姓活得挺滋潤，這個國家不會讓人看不起，反過來不一定。對一個社會來說，缺乏法治的預算運作，其代價肯定是巨大的，會導致大量稀缺的公共資源被用于對公共利益無關的領域，或用于僅為少數(shù)人服務而不是普惠于每一個公民的領域，特別是社會弱勢人群。美國撥款委員會，就是由專家組成的，很多議員本身就是專家，我們的人民代表具備這樣素質(zhì)的非常少，這跟人民代表的來源源組成有直接關系，在職官員在人民代表結(jié)構(gòu)中占50%以上，甚至達到了60%以上，來自于體操健將或者是著名演藝人員、勞動模范，占了很大比例，來自于知識階層、社會精英階層是一個很小的比例。去年兩會上，代表們對預算的興趣慢慢減退，社會上對政府怎么花錢、征稅非常關注，但代表們不關注，這形成了一個反差，代表跟公眾所想的不是一回事，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政府對這一件事突然變成得熱情，跟人大關系處理得很好，就出現(xiàn)了人大代表集體給政府官員送匾。我們沒有一套完整的預算報告制度、預算監(jiān)督制度以及預算聽證制度，這不是一般性的問題，而是嚴重的制度缺漏，當然背后搞文化的學者議論這些事時，還有民族性的問題，中國人怕官，即使當了代表也照樣怕官。預算法修改的基本原則我提出了幾個核心原則：一定要有約束政府的立法精神。30年改革開放，我認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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