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上代表了國家的形象。據(jù)統(tǒng)計，涉案金額超過 100萬元的案件有 8件，占違紀違法案件 14件的 %； 50至 100萬元的有 1件，占違紀違法案件的 %。 （ 3）作案手段簡單化。 行為特征 （ 1）涉案性質多樣化。 二是認為被查處的是少數(shù)，自己只是小村官，反腐敗很難主動查到自已這一層。如果本集體沒有領導干部違紀違法，大部分人也不敢做 出頭鳥 ，但一旦有人做了，尤其是當本集體的主要領導帶頭腐敗了，其他干部唯其馬首是瞻，法不責眾的從眾心理就顯露出來，就會出現(xiàn)上行下效、集體腐敗的現(xiàn)象。這些人在案發(fā)后基本上都談到由于自身缺乏對黨紀國法的認真學習，法制觀念淡薄，因而走上違紀違法的道路。 （ 5）黨員比重大。其中，經(jīng)濟聯(lián)社、經(jīng)濟社的黨支部書記、社長、委員共 13人，占 %，會計、出納共 2人，占 %；一般干部共 1人，占 %。其中 35 歲以下的 1人，占 6%； 35歲至 45歲的 9人，占 56%； 45歲至 55歲的 3人，占 19%；55歲至 60歲的 3人，占 19%。因此，直到現(xiàn)在，即使在一些經(jīng)濟發(fā)達的 城中村 ，村社的經(jīng)濟和人口構成雖然產(chǎn)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本地干部在村社干部中依然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違法違紀是腐敗程度較輕，違反法規(guī)，規(guī)章和黨紀的腐敗。 按是否容易被村民所意識到可分為隱蔽的腐敗和顯露的腐敗。集體的腐敗是農村基層組織中兩位或兩位以上村干部相互勾結，共同為各自謀取私利或濫用權利侵吞集體財物的行為。罰的錢，一部分上交，一部分卻進了個人腰包。 2020 年 4 月至 2020 年 4 月期間，僅鐘加平一人用虛開票據(jù)的手法就占有 21萬多元。 2020年春節(jié)前， 3個人平分了 3000元。 形態(tài)之四：虛開票據(jù)，私分工程款 浙江省桐廬縣尹峰村原是一個貧困村，幾乎沒有什么工業(yè)，村集體收入靠的是幾塊林地的承包款。 2020年，阜寧縣民政局、財政局聯(lián)合在當?shù)貓蠹垺督袢崭穼帯飞瞎玖嗽摽h享受低保對象名單。 田北海村村干部套領惠農資金并非個案。這些表中，還有數(shù)名 2020 年前后就已去世的老人的名字。 2020年年初，原長春市南關區(qū)幸福鄉(xiāng)富裕村黨支部書記張振輝伙同區(qū)建設局重點項目辦公室負責人和一家拆遷公司項目經(jīng)理相互串通、勾結，找來一些普通村民，采取以少做多、以無充有、虛構數(shù)字、多量面積的手段，共同侵吞國家征地拆遷補償款。 形態(tài)之二：騙取、貪污土地補償款 村官腐敗，以騙取、貪污、挪用土地補償款等犯罪為甚，數(shù)額動輒上百萬元，而且具有較大的隱藏性。此外，張良銀還拿到好處費 8萬元。王福喜 認為土地補償金給得太少，以追加土地補償金為由，拒絕加蓋公章。 “村官 ”再小也是官，是官就有權，有權就有利，滋生腐敗便是不可避免的。目前我國農村現(xiàn)有村官隊伍達 100 多萬人 ,他們和農民群眾朝夕相處 ,既肩負著貫徹落實黨和政府路線、方針、政策的使命 ,又承擔著組織農民發(fā)展生產(chǎn)、改善生活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任。四是村官腐敗的成因 。這里，我們把村居、社區(qū)干部統(tǒng)稱為 “村官 ”。 圍繞這個主題，我想講五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村官腐敗眾生相 。最后講一講如何治理村官腐敗。因此 ,村官腐敗問題應當引起各級黨政組織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隨著近年來社會經(jīng)濟的迅猛發(fā)展，村官腐敗已經(jīng)從簡單的吃吃喝喝、多吃多占演變?yōu)槎喾N多樣的犯罪形態(tài)。后該校授權基建處兩名工作人員多次與王福喜談判，送給王福喜個人好處費 30萬元，王福喜才同意蓋章。 2020年四川地震后，國家和援建部門對重建永久性住房的受災群眾給予資金補助。 2020年 10月，杭州市臨安市樂平鄉(xiāng)里伍村支書范理朝和村主任李德明，偽造了一份 14位村民宅基地復墾房屋拆遷補償清單，共計 25萬元，然后從宅基地整理工程項目補助資金中將該筆款項報出。在這起案件中，從村干部、村民、拆遷公司項目經(jīng)理到審核監(jiān)督的建設局工作人員 ，都被牽涉進來。 在這些名單中，還有一份 “城鄉(xiāng)困難群眾大病醫(yī)療救助資金 ”2020年度發(fā)放表，它 所涉及的村民全部是孤寡老人，居住地址填寫的都是田北海村福利院。在湖北紅安縣，某村干部私刻 100多枚群眾印章冒領補貼 。這份名單顯示：該縣羊寨鎮(zhèn)果林村現(xiàn)有村組干部 13 人，其中就有 10 人享受低保，村書記和計生主任雖然沒有 “加盟 ”，但他們的家人卻名列其中，唯有村婦女主任未參與此事。 2020 年鐘加平上任村村支書后，就千方百計向外爭取資金和項目。隨后，鐘加平和鄭樹洪又各分得 1800元。 村官的腐敗形態(tài)并不限于以上幾種。還 有的村官發(fā)殯葬財。 按性質可分為經(jīng)濟腐敗和政治腐敗。 隱蔽的腐敗指不經(jīng)仔細審查清算不能被發(fā)現(xiàn)的腐敗，如做假帳，挪用資金的。構成犯罪是指程度較重觸犯刑法的腐敗。據(jù)某縣統(tǒng)計， 2020年至 2020年查處的案件中，屬于本地戶口的 14人，占 %，非本地戶口的 2人，占 %?？梢姡迳缁鶎痈刹康倪`紀違法行為主要集中 在 50、 60三個年齡段，其中 35歲至 45歲之間為 重災區(qū) 。 （ 4）學歷低層次化。在所有涉案人員中，黨員為 9 人，占 %，非黨員有 7人，占 %。 （ 2）失衡心理。 （ 4）僥幸心理。 三是受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認為別人都這么干，不見得出事，自已不干吃虧，干了也不一定有事。在所查辦的 16名違紀違法人員中，涉及到 7種性質的案件，顯示多樣化的趨勢，其中，違法行為：非法倒賣土地使用權、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合同詐騙各 1件 1人，職務侵占 2件 4人；違紀行為：受禮、非法轉讓集體土地各 1件 1人，妨礙執(zhí)行公務 2件 2人，違反財經(jīng)紀律 5件 5人。侵吞詐騙的手段主要有偽造合同、偽造宅基地證、使用假發(fā)票入賬、白條子下賬、收入不上賬、虛列支出等；而受賄多是權錢交易，以收好處費為主。也就是說 2020年至 2020年，涉案金額在 50萬元以上的案件占案件總數(shù)的 %。村官總體是值得肯定的，但一些村官腐敗行為，卻嚴重破壞了黨和國家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危害了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危及了政府的執(zhí)行力和公信力，給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新農村建設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二是村官腐敗與賄選相互為惡 在一些地方，宗族勢力、派系斗爭十分活躍。于是賄選事件便屢屢發(fā)生。而靠賄選當選的村干部自然要撈回 “成本 ”，在舊村居、社區(qū)改造或集體項目建設中搞權力尋租。 再說阜寧縣果林村領取低保金一案，該村四組組長茆某某家里，有一棟漂亮的 5年前建 的兩層樓房 。用泥土砌的那一間房子，既是廚房，也是老兩口的臥室。 村干部冒領惠農資金，嚴重損害了廣大農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也影響了中央政策的貫徹落實。他們一旦當上村干部，就會把村集體的財物當成自己的，中飽私囊，想花就花，想拿就拿，肆無忌憚。他們有很強的貪占心理和僥幸心理，日常管理中能占就占，能撈就撈。將法律約束拋在腦后，無法無天?，F(xiàn)在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論學習制度，各級黨委、政府也都把理論學習納入黨政領導班子考核的內容之一。政治學習不到位，導致這些 “村官 ”們修德律己的思想嚴重缺失。 一是 “抓大放小 ”的錯誤思想。在這樣的思想認識支配下，一些地方村干部廉政建設被忽視，一些素質不高、動機不純的村干部有恃無恐，由小占小貪，發(fā)展到干出肆意侵吞集體財產(chǎn)等違法亂紀的事情來。 ——產(chǎn)生農村基層腐敗的客觀性根源 腐敗根源除了上述提到的主觀性原因（或者說人的原因）外，還有制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原因，我們把這些歸納為客觀性原 因。但通過對農村基層腐敗案件的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體制方面確實存在需要改進的地方。農民在權利受到侵害后無能為力、不知道該怎么辦，很難形成對 “村官 ”權力的有效制約。甚至既當村支書（主任）又兼任會計和出納，獨攬行政、財政于一身， 無人制約，給腐敗大開方便之門。 另外，罷免村民委員會成員程序過于復雜，不夠靈活、便捷。腐敗曲線表明，隨著腐敗成本的降低，腐敗官員的數(shù)量將會不斷增加。主要表現(xiàn)在： 經(jīng)濟上付出少。 刑事責任輕。具體表現(xiàn)為只要腐敗分子被判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就多適用緩刑。二是農民群眾對腐敗問題司空見慣，當官的不搞腐敗沒人信，而且社會公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笑廉不笑貪 ”的心理，促使腐敗分子形成 “成就感 ”和 “優(yōu)越感 ”。 （ 1）教育不到 位 對農村基層黨員干部的黨風黨紀教育不到位。教育只 流于形式，未能觸及黨員干部的靈魂。不能真正落實村民的知情權、監(jiān)督權。由于看不到賬目，一些村民代表根本就不清楚財務家底，所謂的村民監(jiān)督也就形同虛設。因此，形成了村支部書記主抓財務，一人說了算的局面。三是會計難司其職。 （ 4）村干部管理制度缺陷 有關專家認為，現(xiàn)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guī)定 “村委會 ”是 “自我管理、自我監(jiān)督 ”的自治組織，而沒有明確來自外部尤其是上一級組織即鄉(xiāng)鎮(zhèn) 組織的管理監(jiān)督權，鄉(xiāng)鎮(zhèn)對村組織只能進行諸如稅費收取、換屆選舉、計劃生育等事務性工作的指導，而難以在集體資產(chǎn)處臵、財務等方面進行具體監(jiān)督。這樣一來，村級組織就成了監(jiān)督的真空地帶，給 “村官 ”中的腐敗分子留下了濫用權力的空間。 （ 5）監(jiān)督缺位 農民對村干部不敢監(jiān)督、不會監(jiān)督，而有些政府部門則不能監(jiān)督、不愿監(jiān)督。因此，大多數(shù)村民難以發(fā)現(xiàn)村干部的越軌行為，即使發(fā)現(xiàn)也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實際上，這種制度的監(jiān)督仍顯得乏力。只要你放開手去干，工作上即便有點失誤，也是 “情有可原 ”，上面注重的是結果 。直到 2020年 4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才把村干部正式定義為從事公務人員，對其七種行為的腐敗定性為 “貪污、受賄和挪用公款等犯罪 ”。這樣就造成對農村干部職務犯罪案件打擊不力，給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機。 村級黨組織成員屬于基層黨務工作者，依據(jù)《黨章》由基層黨員選舉產(chǎn)生，村黨支部是黨的基層組織，但并非黨務機關，基層黨支部的組成人員本來就不是國家工作人員，也不能將他們視作 “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 ”。對農村 “村官 ”經(jīng)濟型職務犯罪打擊不力。很多村干部的腐敗行為往往難以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