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篇：中國古代史名詞解釋名詞解釋：主戶與客戶：宋代劃分的兩種戶籍類型。劃分的根據(jù)是土地占有和賦稅承擔情況。主戶指占有土地并交納賦稅的人，客戶則指無地而耕種地主土地的佃戶。主戶按照土地的多少，分成五等；一二徭役不分主、客戶，一律承擔朱熹：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是理學形成的關鍵人物，其學主要承自程顧，而于周敦顧、張載、邵雍等人亦多有所吸收，基本上做到了集宋學諸家諸派之大成，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統(tǒng)的思想體系，因其以“理”為哲學核心，故有理學之名，亦稱程朱理學。他認為“理”是萬物生長的本源，而“氣”只是構成萬物的材料。主張以天理來克制人欲，以道心來主宰人心，要“去人欲，存天理”，以此來調和階級矛盾。理學：兩宋時期產生的主要哲學流派。理學是以儒家學說為中心，兼容佛道兩家的哲學理證了封建綱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至南宋被采納為官方哲學。重要的理學家有北宋的局敦頤，程顆、程顧及南宋的朱熹、陸九淵等，他們的哲學的中心觀念是“理”，把“理”說成是產生世界萬物的精神的東西。理學的出現(xiàn)對后世政治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市舶司：唐宋時設里的管理對外事務的機構。唐代僅在廣州一地設市舶司，負責對外務、宋代增設了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宋代的市舶司類似近代的海關而權力較大，國內商船出海必須向它申請：外國商船到達港口后，須向市舶司申報，并接受檢查；市舶司另征收貨物的十分之一的入口稅，是為抽解。程朱理學宋元時期思想文化領域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體系。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主，糅合佛、道唯心主義思想而形成的。在形成過程中，周敦頤、張載、二程和朱熹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周敦頤是理學的先驅和奠基者，張載也是早期的理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程顥及其弟程頤共同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有系統(tǒng)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對北宋理學的發(fā)展起了重要作用。他們哲學體系的核心是“理”或“天理”，二程關于“理”的思想學說為程朱理學奠定了基礎。朱熹是理學思想的集大成者，使理學思想更豐富、更縝密，由此奠定了理學在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統(tǒng)治地位。靖難之役明初皇族內部為爭奪最高統(tǒng)治權而爆發(fā)的一場內戰(zhàn)。建文帝繼位后，采納齊泰、黃子澄的意見削藩，使皇族內部的矛盾迅速激化。建文元年七月（1399），燕王朱棣以誅齊、黃為名，于北平起兵，號稱“靖難”。經過三年戰(zhàn)爭，燕王終于取得了帝位，改元永樂，是為成祖，建文帝下落不明。這一事件，史稱“靖難之役”。四等人制四等人制是中國元代法定的民族等級制度。元代，蒙古貴族以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階級成為全國的統(tǒng)治者，為保持自己的特權地位和維護對人口遠遠超過本族的漢族及其他少數(shù)民族的統(tǒng)治，進一步推行民族壓迫和民族分化政策，根據(jù)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后，分人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為元朝的“國族”；第二等為色目人；第三等漢人，概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內的漢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較早為蒙古征服的云南﹑四川兩省人。高麗人也屬于這一等。第四等南人﹐指最后為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內各族。漢人﹑南人絕大部分都是漢族。元廷規(guī)定四等人的地位﹑待遇是不平等的。元朝統(tǒng)治者實行四等人制﹐旨在利用民族分化手段以維護其本身的特權統(tǒng)治。廣大蒙古﹑色目下層人民和漢族人民一樣處于被統(tǒng)治的無權地位﹐同樣要負擔沉重的賦稅和兵﹑站諸役﹔漢人﹑南人中的官僚﹑地主階級則和蒙古貴族結合在一起﹐保持其剝削和壓迫漢族人民的階級利益。四等人制的實行﹐使元朝的社會矛盾更加復雜﹑尖銳﹐從而加速了元朝的滅亡八旗制度中國清代滿族的社會組織形式。滿族的先世女真人以射獵為業(yè)，每年到采捕季節(jié)，以氏族村寨為單位，由有名望的人當首領，這種以血緣和地緣為單位進行集體狩獵的組織形式，稱為牛錄制。總領稱為牛錄額真，努爾哈赤于明歷二十九年建立黃、白、紅、藍四旗，稱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旗皆純色。四十三年，努爾哈赤為適應滿族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在原有牛錄制的基礎上，創(chuàng)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編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把后金管轄下的所有人都編在旗內。八旗制度的特點是以旗統(tǒng)人，即以旗統(tǒng)兵。凡隸于八旗者皆可以為兵。八旗制度從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覆滅，共存在296年。它是清王朝統(tǒng)治全國的重要軍事支柱，驅口：金時已有“驅口”一詞，簡稱“驅”，指戰(zhàn)爭中“被俘獲驅使之人”。他們當中除戰(zhàn)俘外，還有因債務或犯罪所致，也有迫于租賦或饑荒而賣身為“驅”的，驅口另有戶籍，稱驅戶、驅丁，和一般編民有別，在法律上，驅口“與錢物同”，是主人財產的一部分，主人可以隨便買賣和饋贈，驅口一部分用于手工業(yè)生產和家內勞動，大部分則從事農業(yè)生產。三藩之亂：為了加強邊疆統(tǒng)治，康熙采取了削藩政策，于康熙十三年，吳三桂叛亂，不久其余兩藩也叛亂。事后，康熙派大軍討伐。在康熙十八年，平定叛亂。平叛的勝利，消除了地方割據(jù)勢力，使我國避免了一次大分裂，進一步加強了中央對西南邊疆地區(qū)的控制和管理。土木之變，又叫“土木堡之變”明正統(tǒng)十四年，瓦剌貴族也先率軍攻明。當權宦官王振慫恿英宗率領五十萬人親征。至大同，聞前方小敗，就驚慌撤退，退到土木堡時，被敵軍追上，明軍倉促應戰(zhàn)，死傷過半，英宗破俘，史稱“土木堡之變”該事件對明朝是一個沉重打擊。一條鞭法：明萬歷年間張居正改革實行的一種賦稅制度，目的在于扭轉財政危機，主要內容：天賦折銀征收，徭役折銀上納，賦役銀并征收，并直接上交地方官府，該法使農民對國家人身依附關系進一步松弛，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元曲：一般來說，元雜劇和散曲合稱為元曲，兩者都采用北曲為演唱形式。散曲是元代文學主體。不過，元雜劇的成就和影響遠遠超過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單指雜劇，元曲也即“元代戲曲”。元曲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寶庫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上都體現(xiàn)了獨有的特色，和唐詩宋詞明清小說鼎足并舉，成為我國文學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雖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許在定格中加襯字，部分曲牌還可增句，押韻上允許平仄通押，與律詩絕句和宋詞相比，有較大的靈活性。所以讀者可發(fā)現(xiàn)，同一首“曲牌”的兩首有時字數(shù)不一樣，就是這個緣故(同一曲牌中，字數(shù)最少的一首為標準定格)。元曲又稱詞余、樂府。綠營兵：順治元年（1644年）清軍入關以后，清廷為了彌補八旗兵力的不足，加強在全國的統(tǒng)治，遂招降明軍，招募漢人，組建軍隊，以綠旗為標志，以營為建制單位，故稱綠營兵，是清軍正規(guī)軍的重要組成部分。綠營完全由漢人充役，以步兵為主，也有部分騎兵和水軍。嘉慶時有綠營兵六十六萬人。綠（l249。）營，清朝國家常備兵之一。順治初年，清朝在統(tǒng)一全國過程中將收編的明軍及其它漢兵，參照明軍舊制，以營為基本單位進行組建，以綠旗為標志，稱為綠營，又稱綠旗兵。全國綠營兵額總數(shù)時有增減，在咸豐以前大約六十萬左右，較之八旗兵多三四倍。在清朝前期，尤其是在康熙初平定三藩之亂及在乾隆中葉以前的歷次戰(zhàn)爭中，綠營都曾起到重要作用。士兵為世兵制，父死則子繼。將兵由兵部直接統(tǒng)轄，將領無法直接統(tǒng)兵，有效地防止軍人擁兵自重。隨著八旗軍的腐化，綠營的重要性就日益加強。清朝中期以前，綠營尚稱精銳。但以后承平日久，營務廢弛，日趨腐敗。自嘉慶初年鎮(zhèn)壓川楚白蓮教起義時即已不能得力，至咸豐間鎮(zhèn)壓太平軍時，更屢戰(zhàn)屢敗。于是自同治至光緒年間歷經裁汰，最后被改編為警察性質的巡防營，失去了常備軍的作用，綠營之制僅存空名而已。清初由漢兵編成的分駐在地方的武裝力量，用綠旗做標志。清中期開始，為了加強對戰(zhàn)斗力強悍的綠營（相對于腐化墮落的八旗而言）的控制，清政府開始不斷地加派旗人擔任綠營中的中高級軍官。乾隆后期開始，綠營逐漸成為以漢兵為主旗人主導的軍隊。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年~1324年]，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商人。１２５４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個商人家庭，也是旅行世家。他的父親尼科洛和叔叔馬泰奧都是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１７歲時跟隨父親和叔叔，途經中東，歷時四年多來到中國，在中國游歷了１７年。回國后出了一本《馬可波羅游記》(又名《馬可波羅行記》，《東方聞見錄》)。記述了他在東方最富有的國家——中國的見聞，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向往，對以后新航路的開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西方地理學家還根據(jù)書中的描述，繪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圖”。簡述隋朝統(tǒng)一的歷史條件和意義客觀條件：①長期以來,由于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南北對峙的民族矛盾逐漸消失； ②江南經濟發(fā)展,南北經濟發(fā)展水平差距縮小,為隋朝統(tǒng)一全國提供了物質條件； ③廣大人民經過長期的戰(zhàn)亂,向往統(tǒng)一.④,：隋的統(tǒng)一結束了南北分裂局面,打擊了魏晉以來南方的士族勢力,重建了統(tǒng)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加強了大陸與臺灣的聯(lián)系,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和發(fā)展,結束了長期戰(zhàn)亂的局勢,為后來唐帝國的繁盛打下了基礎：2,隋朝的統(tǒng)一為經濟的穩(wěn)定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環(huán)境,人口逐漸增多,生產力得到提高,商業(yè)開始繁榮； 3,結束了地方割據(jù),安西都護府，屬隴右道。貞觀四年（630），伊吾（今哈密）城主石萬年降唐，獻所屬七城，唐政府即在該地置西伊州，貞觀六年（632）改稱伊州。貞觀十三年（639），唐攻取西突厥葉護屯兵的可汗浮圖（即金滿城，今吉木薩爾縣北庭故城），唐設庭州；唐平定高昌王麴文泰勾結突厥叛亂后，于貞觀十四年（640）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交河道大總管，又置安西都護府。安西都護府時駐交河城（今吐魯番西雅爾郭勒），為唐朝在西域的最高軍政機關，下轄多個都督府及州。貞觀二十二年（648）將府治遷至龜茲（今庫車縣），其時轄焉耆、龜茲、疏勒、毗沙等16個都督府，下轄88個州、110縣。永徽二年（651）遷回西州。顯慶二年（657）唐軍在伊犁河、碎葉川地區(qū)大破西突厥，設昆陵、蒙池二都護府，安西都護府升為安西大都護府，其管轄范圍東起陽關、玉門關，西至咸海一帶（昆陵、蒙池都護府隸屬于安西大都護府）。顯慶三年（658）府治再遷龜茲，其間安西都護府曾撤建，長壽元年（692）復置安西都護府于龜茲（管轄天山以北至里海各地）。為管理天山以北西突厥故地，公元662年（龍朔二年）唐設金山都護府（治所先在西州，后移至庭州，今奇臺縣北道橋古城遺址）。其為在原西州都督府基礎上設立，取代昆陵都護府，管轄天山以北、巴爾喀什湖以南、金山（阿爾泰山）以西、中亞兩河流域以東的廣大地區(qū)。隸屬于安西都護府。垂拱元年（685）復置昆陵都護府，金山都護府裁撤。長安二年（702）分天山以北于庭州設北庭都護府。玄宗年間唐置磧西節(jié)度使，凌居安西、北庭二大都護府之上，是當時全國八大節(jié)度使之一。至德元年（756）將安西都護府更名為鎮(zhèn)西都護府，后再改為安西都護府。開元、天寶時，安西所領蔥嶺西諸國大部分役屬于大食、吐蕃。安史之亂后都護府堅守三十年，貞元六年（790），吐蕃陷北庭，不久，安西亦為吐蕃攻破，兩都護府遂廢。另外，安西都護府另設有四個軍鎮(zhèn)，即龜茲、疏勒、于闐、碎葉（也有焉耆時而替代）。上述四鎮(zhèn)實為唐朝在西域的駐軍地，執(zhí)行都護府下的職責，與都督府的職責有別。簡述“澶淵之盟”及其影響。1004年秋（宋真宗景德元年），遼蕭太后與遼圣宗親率大軍南下，深入宋境。有的大臣主張避敵南逃，宋真宗也想南逃，因宰相寇準的力勸，才至澶州督戰(zhàn)。宋軍堅守遼軍背后的城鎮(zhèn)，又在澶州城下射殺遼將蕭撻覽（一作凜）。遼由于自身原因，很早就通過降遼舊將王繼忠與北宋朝廷暗通關節(jié)。宋真宗也贊同議和，派曹利用前往遼營談判，于十二月間（1005年1月）與遼訂立和約，規(guī)定宋每年送給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因澶州在宋朝亦稱澶淵郡，故史稱“澶淵之盟”。影響:，宋遼對峙局面形成。在一個世紀中，雙方基本上維持了和平局面。宋遼邊境安全，雙方貿易興旺，使者往來不斷，促進了兩地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