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保險合同“疑義利益解釋”之解釋——對《保險法》第30條的目的解釋和限縮解釋樊啟榮 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 法學院副教授　　關鍵詞: 保險條款/疑義利益/適用位階/目的解釋/限縮解釋　　內(nèi)容提要: 保險合同的疑義利益解釋規(guī)則，其目的系針對保險條款格式化及附和性之弊端，而為在交易能力上處于弱勢地位的被保險人所提供的一種事后的司法救濟機制。在適用上其位階只能是在運用其他方法對模糊詞語解釋后仍有兩種以上理解時，才扮演“最后出場的角色”。其適用范圍和前提為定型化格式保險條款，并需考量具體合同的被保險人的交易能力，判斷其實際上究竟是否屬交易上的弱者，而對個別議商性條款不得適用。至于經(jīng)保險主管機關核準后的基本條款，可適用該解釋規(guī)則。鑒于我國立法規(guī)定過于原則以及由此導致司法實踐上的濫用現(xiàn)狀，應當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30條的立法目的出發(fā)作限縮式解釋，以公平合理地保護保險當事人的權益?！　”ｋU立法史上，疑義利益解釋規(guī)則的援引與創(chuàng)設，初始系針對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之間不平等的交易地位而進行司法調(diào)整以實現(xiàn)公平交易，并體現(xiàn)對保險交易中的弱勢群體被保險人傾斜性保護的價值關懷?！吨腥A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以下簡稱《保險法》)亦遵循了此一先進立法理念，移植并確立了疑義利益解釋規(guī)則。該法第30條規(guī)定：“對于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應當作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比欢捎谠摋l文規(guī)定過于原則和籠統(tǒng)，在我國保險司法實務中，法院動輒適用該法第30條，作出不利于保險人之解釋與判決，以致保險公司感嘆“為什么受傷的總是我?”有鑒于此，疑義利益解釋規(guī)則的法理基礎是什么?在法律適用上之位階如何?其適用的條件是什么?范圍又何在?等等，都有必要對保險契約的“疑義解釋”規(guī)則作出解釋，以利于公平合理地保護保險當事人雙方的權益?！　∫?、保險合同疑義利益解釋規(guī)則之法理基礎及其目的　　疑義利益解釋規(guī)則，又稱“不利解釋”規(guī)則。此種解釋規(guī)則淵源于羅馬法“有疑義應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釋”原則，其后為法學界所接受，不但法諺有所謂“用語有疑義時，應對使用者為不利益的解釋”，且亦為英美法和大陸法所采用。[1 ]目前，世界各國保險立法或司法判例大多確立或采用此規(guī)則。保險合同解釋中的疑義利益解釋規(guī)則，系指“在保險單用語可以作出兩種解釋的情況下，保險單用語應當依照最不利于保險人的方式予以解釋”。 [2] 之所以當保險條款用語出現(xiàn)歧義時應作不利于保險人的解釋，學說和判例所持依據(jù)及其目的主要有四：　　1.“附和契約說”。該說認為，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一般皆由保險人預先擬定，實際上雖多由投保人為要保申請，但在通常情形，其對保險單之內(nèi)容僅能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并無討價還價之余地，故保險契約為附和契約。若保險人在擬約時，能立于公平正義之立場，不僅考慮本身，亦兼顧他人利益，則保險契約之附和性并非無可取之處。然而絕大多數(shù)擬約人皆未能把持超然之地位，惟以契約自由之美名，利用其豐富經(jīng)驗制定出只保護自己的條款，其相對人對此惟有接受或拒絕。別無選擇。在此情形下，所謂契約自由則流于形式上的自由而已，對于內(nèi)容訂定之自由完全被剝奪。因此，當保險契約之條款用語有疑義時，應當作不利于條款擬制人之解釋。[3 ]　　2.“專有技術說”。該說認為，保險發(fā)展成為具有高度技術性的商行為貫穿了幾個世紀，幾乎可以說是一部史詩。 [4] 保險是把可能遭受同樣危險事故的多數(shù)人組織起來，結(jié)成團體，測定事故發(fā)生的比例(即概率)，按照此比例分攤風險。根據(jù)概率論的科學方法，算定分擔金要有特殊技術，這種特殊技術就是人身保險和財產(chǎn)保險的共同特征。 [5] 保險條款中所涉及術語的專門化和技術性，并非一般投保人所能完全理解，這在客觀上有利于保險人。若保險人科學地運作保險技術，合理地使用保險術語，則沒有干涉或解釋條款之必要。但保險人往往濫用保險技術，在保險條款中使用晦澀或模糊之文字，因此，應作不利于保險人之解釋?！　?.“弱者保護說”。該說認為，在保險交易中，投保人或被保險人相對于保險人而言往往處于弱者地位，主要表現(xiàn)為“交易能力不對等”，具體表現(xiàn)為：(1)交易力量懸殊。保險業(yè)具有壟斷性質(zhì)，談論合同自由是虛幻的。(2)交易信息不對稱。保險合同是復雜的法律文件，非業(yè)內(nèi)人士很難理解其中的文字。[6 ]保險人擁有保險的專門技術。豐富的知識和經(jīng)驗，而一般普通投保大眾對此則不了解。因此，當對保險單條款發(fā)生歧義時，應作不利于保險人之解釋?！　?.“滿足合理期待說”(honoring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the insured)。該學說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英美法系國家， [7] 是在“附和合同說”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保險合同是一個附和合同，換言之，在這種合同中，沒有提出標準合同形式的當事人絕對沒有機會對合同討價還價。在承認這一點后，牢固確立了‘滿足被保險人的合理期待’和‘不允許被保險人的任何不合理利益’的原則”。③該學說的主張者是從保險業(yè)的歷史變遷視角來闡述其理由的：保險業(yè)發(fā)展初期，保險契約當事人有相對的對等談判力量，雙方談判時間充足，且當時交易類型簡單，因此要保人與保險人對于保險契約所產(chǎn)生的權利義務，容易有相同的了解。但時至今日，保險交易類型繁雜，而保險契約類型有限及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條文有限，以有限之保險契約類型承保日新月異的保險事故，本來即力有未逮。況保險契約之訂定過程，在省時省錢的要求下，事實上不能詳細討論契約內(nèi)容，更不可能針對具體危險狀況，增刪修改。保險人對保險契約內(nèi)容固然具有“專業(yè)理解”，而社會大眾則只憑直覺產(chǎn)生期待。日后保險人對保險契約的專業(yè)理解與要保人對保險契約之合理期待存在差距時，只要要保人之期待合理，則此種差距之不利益應由保險人承受，法院應遵循“滿足合理期待原則”，為有利于被保險人一方的解釋和處理。[9 ]　　筆者認為，上述各種學說與理論，前三者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揭示了保險合同疑義解釋規(guī)則的法理依據(jù)及其目的，均具有一定的價值和合理性。“附和合同說”和“專有技術說”從保險人的角度，揭示了疑義解釋規(guī)則的歸責原則，即因其為保險條款擬制人或使用人以及擁有專門技術與專業(yè)知識，在擬款措辭時，理應盡相當合理之注意義務和相當之誠信，以明確方式使相對人了解其義，否則應承擔疑義之不利益。而“弱者保護說”在上述二說的基礎上，站在被保險人的立場，遵循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的價值取向，描述了保險交易中被保險人“弱者地位”的情形及其成因，從而闡釋了疑義解釋規(guī)則的旨趣，即疑義解釋規(guī)則出于工具理性之目的，通過這種工具理性而為處干弱者地位的被保險人提供一種司法上的救濟?！　」P者以為上述“滿足合理期待說‘不僅不能成為”疑義利益解釋規(guī)則“的理論基礎與法理依據(jù)，而且是對”疑義利益解釋規(guī)則“的背離。因為，”疑義利益解釋規(guī)則“的歸責原理是：若合同條款有疑義時作不利于條款擬文人的解釋。其隱含的前提是：若合同條款的語句或術語清晰而明確，法庭不能對合同術語進行強制解釋。而現(xiàn)代英美保險法中的”滿足合理期待學說“可以解釋為：法庭重視并尊重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的合理預期，即使保單中嚴格的術語并不支持這些預期。 [10] 這樣看來，”滿足合理期待說“是對傳統(tǒng)合同法的背離。這種”背離“的弊端是明顯的：首先，會導致保險合同當事人的沖突。一方當事人會認為，法庭不應再解釋明確而清晰的合同語言。而另一方則認為，除非清晰而明確的合同語言另有規(guī)定，法庭應授予投保人合理預期的權利。其次，保險人會認為法庭只考慮了投保人的合理預期，而沒有考慮保險人的合理預期。這對保險公司而言，就產(chǎn)生了一些不確定的因素，必然會導致較高的保險費率。最后，某些被告知的投保人可以得到他們沒有預期的保險保障，因為一般的投保人是會預期該保險保障的產(chǎn)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