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兢兢業(yè)業(yè) 白俊奎 教師備課 重慶工商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中國古代文學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 1 魏晉南北朝文學概況 從公元 196 年（漢獻帝建安元年）至公元 589 年約近四百年，是中國歷史上的魏晉南北朝北朝，這一時期的文學稱為魏晉南北朝文學，也有稱為中國中古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一個承上啟下，走向繁榮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在文學思想、文學的題材、體裁以及整體風貌上，都呈現(xiàn)出許多新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又是同這一時期的時代特點、哲學思想、文藝思潮密切相關(guān)的。 一、時代特征、哲學思想與文藝思潮 （一）時代特點： 魏晉南北朝時期，可說是中國歷史上的 “ 亂世 ” 。這近四百年間，除了西晉短暫的 統(tǒng)一外，一直處于分裂、動蕩之中，漢末動亂，代之而起的是三國鼎立。公元265 年，司馬炎篡魏建立西晉王朝，至 280 年滅吳而統(tǒng)一全國，但至 316 年即由于 “ 八王之亂 ” 而滅亡。 317 年，司馬睿在江南建立東晉王朝， 420 年又為劉裕所篡。此后便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北方是十六國的混亂局面，南方則宋、齊、梁、陳幾個朝代頻繁更迭。這一時期除了西晉的統(tǒng)治時間較長外，其余的朝代均為時較短，最短的蕭齊政權(quán)不過 20 余年，王朝更迭帶來的爭斗以及南北對峙帶來的相互攻伐，使這一時期戰(zhàn)亂不斷，少有寧日。戰(zhàn)亂使很多人喪生，也帶來了饑饉、瘟疫及 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徙，這些都深刻地影響了文人的心態(tài)與精神風貌，同時也影響到整個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題、題材與作品的基調(diào)。因為戰(zhàn)爭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靈敏感的作家與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運的多變難卜，人生禍福無常以及生命個體面對多變的時代風云的無能為力，于是，我們便在魏晉南北朝文學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學主題，如生死主題、游仙主題及隱逸的主題。在亂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表現(xiàn)為或慷慨悲歌、或任誕放達、或及時行樂，追求聲色，而文學風貌也呈現(xiàn)出或梗概多氣、或隱約曲折、或綺麗華靡的特點，這些都不能不說和特定的 時代背景相關(guān)。 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社會動蕩不寧外，其另一值得注意的特點則是門閥制度。 門閥制度又稱士族（世族）門閥制度。士族或世族，是指高門大族。約在東漢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現(xiàn)了一些世家大族，他們累世公卿，在入仕上，其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獲得政治上權(quán)利。漢末以后，他們成為一個獨立性很強的社會力量。世族的力量在漢末曾一度受到打擊與削弱，但到曹丕實行 “ 九品中正制 ” 后，由于中正官為士族所把持，從而又形成了 “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 的局面。至東晉時，由于門閥勢力的強盛，一些門閥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權(quán)而形成了政權(quán)由士族與皇權(quán) 的共治局面，所謂 “ 王與馬共天下 ” ，即是這種現(xiàn)象的反映（參田馀慶《東晉門政治》一書）。 士族門閥制度無疑是落后反動的，因為它強化了士族的地位，阻礙了寒族（庶族）出身的士人的仕進之路，加劇了士庶之間的矛盾。而門閥制度作為這一時期的一個重要的社會特點，對這一時期文學特色的形成也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一表現(xiàn)為這一時期的文學中，寒士不平成為一個重要的主題。面對士族把持政治權(quán)力，不少出身寒族的文人在他們的作品中發(fā)出強烈的呼喊，形成了一個具有時代性特點的文學主題。左思的《詠史》，鮑照的《擬行路難》十八首，都將他們的不平傾注 于詩中，成為這一時期此類文學的代表。其二，士族不僅僅是政治上的高門，士庶的分野甚至更主要的表現(xiàn)在文化上。陳寅恪先生說： “ 所謂士族者，其初并不專用其先代高官厚祿為其唯一之表徵，而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于其他諸姓。 ”“ 夫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yōu)美，不同于凡庶，而優(yōu)美之門風實基于學業(yè)之因襲。 ”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P7 72）士族在文化上所具有的優(yōu)越的先天條件，對于形成其在文學上的優(yōu)長具有重大的影響。南北朝時期出現(xiàn)的以世家大族為中心的文學家族或文學集團，即與士族的文化承傳有關(guān)。以世族文人群體為特征而構(gòu)成的文學集團 ，成為六朝文學中的一個重要現(xiàn)象，因為世族普遍地愛尚文義，其群體趣味與個體性情在文學中多有表露，且能影響其文學思想與創(chuàng)作實踐（程章燦《世族與六朝文學》）。兩晉時的陸氏家族，劉宋時的謝氏家族，蕭梁時的蕭氏父子、庾氏父子、徐氏父子等文學家族，即是這方面的代表。其三，士族由于其獨特的地位與藝術(shù)素養(yǎng)，對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題與藝術(shù)趣味也具有重大的影響。士族重門風兢兢業(yè)業(yè) 白俊奎 教師備課 重慶工商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中國古代文學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 2 與禮法，大都有家族的使命感，他們的作品中多有追述或炫耀門第、追敘祖先功德之作。其在藝術(shù)上多追求典雅、精工等審美特征，這些都對六朝時期文學風貌的形成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 （二）文學思潮 這一時期在哲學思想領(lǐng)域的特點是，思想活躍，各種思潮紛紛興起。約而言之，則可概括為儒學式微、玄學興起，佛、道二教廣泛傳播流行。 自從漢武帝 “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 ” ，儒家思想作為一種官方意識形態(tài)在兩漢時期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不僅是整個社會政治與道德的綱紀，而且也影響著士人的政治生活與思維方式。漢末黃巾起義，不僅動搖了漢朝的統(tǒng)治，同時也動搖了兩漢數(shù)百年間儒學一尊的地位。面對滿目瘡痍的社會與紊亂崩潰的綱紀，要重新恢復整個的安寧穩(wěn)定與秩序，新的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者必須尋找一種更為切實、更行之有效的治國之術(shù)。 漢末乘時而起的曹操即提倡法治，用人唯才，至于選拔 “ 不仁不孝，而有漢國用兵之術(shù) ” （《求逸才令》）的人，同時作為北方的實際統(tǒng)治者，曹操的這些措施又加速了儒學的衰落。顧炎武《日知錄 兩漢風俗》中說：“ 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馳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于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shù)者，于是權(quán)詐迭起，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學問為本，專以交通為業(yè)；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 ?? 夫以經(jīng)術(shù)之治，節(jié)義之防，光武、明章數(shù)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馀。 ” 曹操的措施所帶來的思想的變化。儒學一尊的地位一旦打破，人的思想一旦從桎梏中解放出來，于是便出現(xiàn)了思想界的活躍局面，各種 “ 異端 ” 思想便流行起來。魯迅即說這時 “ 更因思想通脫之后，廢除固執(zhí)，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guān)系》） 儒學式微的同時，則是玄學的興起與佛、道的流行。 玄學興起于魏晉之際，而盛行于兩晉，其內(nèi)涵雖在魏晉及兩晉有所變化，但總體看，它是魏晉時期所形成的一種不同于以前的新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玄學的產(chǎn)生，實緣于魏王弼、何晏等人對《老》、《莊》、《易》及《論語》等的注釋（王弼有《 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論語釋疑》，何晏有《論語集釋》等），因此，玄學的形成實和老莊思想頗有關(guān)系。到東晉時，玄學又吸取了佛學的一些成分，進入新階段。但不論如何，玄學與漢代盛行的神學目的論，讖緯宿命論相比，它更帶有思辯性，這從當時玄學所涉及的一些命題即可看出（如圣人有情無情問題，本末有無問題，聲無哀樂問題、養(yǎng)生問題、言意關(guān)系問題等），這些帶有強烈的思辯性的問題，打破了漢代以來繁瑣經(jīng)學的統(tǒng)治，對于解放人的思想、活躍思維都起了重大作用。而玄學中一些命題的辯析探討，反過來也影響到文學創(chuàng)作風貌的變化，如 玄學崇尚虛無、貴自然、辯形神，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中追求自然神韻就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阮籍的發(fā)言玄遠，嵇康的清新脫俗，陶淵明的任真自然，都不能不說和玄學的影響有關(guān)。 除了玄學的興起外，這一時期另一值得注目者乃佛、道二教的流行。 佛教約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此后在中國生根、變化、發(fā)展，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并溶入中國文化之中，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發(fā)源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紀的古印度，為釋加牟尼所創(chuàng)。史載： “ 漢哀帝元年（公元前 2 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國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jīng)》（《三國志 魏書 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 引《魏略 西戎傳》），這是關(guān)于佛經(jīng)傳入中國的最早的時間記載，至漢明帝永平八年（ 65 年），帝夢金人而遣使至天竺求法，十年天竺僧人竺法蘭，迦葉摩騰以白馬馱經(jīng)至洛陽，明帝為建白馬寺?；傅蹠r大月支僧支讖來到洛陽，譯經(jīng)典，此后，又有安世高來華。他們先后譯出佛經(jīng)小乘經(jīng)典，佛教漸見流傳。至魏晉南北朝，又有支謙、康僧會、竺法護、道安、鳩摩羅會、法顯、曇無讖、真諦等眾多僧人，翻譯大量佛經(jīng)。這些佛經(jīng)不少是由外來的印度或西域僧人與漢人共同翻譯的，而在共同翻譯過程中，增進了中外思想、語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佛教的傳入，帶來了中國政 治、思想、經(jīng)濟、文學、音樂、美術(shù)、雕塑、音樂習俗等一系列的變化，其中這一時期佛教流行的最主要標志，并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巨大影響者，乃在于佛、玄、儒的交流及大量的佛寺的創(chuàng)設(shè)。中國的寺院有相當一部分即創(chuàng)設(shè)于魏晉南北朝。據(jù)統(tǒng)計，梁時有佛寺 2846 座，僧尼 82700 余人，僅建康就有佛寺 700 馀座；兢兢業(yè)業(yè) 白俊奎 教師備課 重慶工商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中國古代文學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 3 北魏末，寺院有 3 萬馀座，僧尼二百馀萬人；北齊僧尼二百馀萬人，寺院 4 萬馀座。就文學而言，由于佛教的流行，玄與佛合流，不少文人大都研習佛理并與僧人交往，這對于豐富文學思想以及藝術(shù)形式、表現(xiàn)手法，都有很大影響，其主要者，一曰使中國文 學中想象更豐富。二曰使中國文學的故事性加強。三曰天竺聲韻理論影響了中國音韻學的產(chǎn)生，進而影響到詩歌格律的形成。四曰豐富了中國語言與詞匯。五曰豐富了文學觀念。 與佛教相比，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一種宗教，約產(chǎn)生于漢末，相傳張道陵為道教創(chuàng)始者。 與佛教追求寂天不同，道教的主旨在于追求人的精神自由與長生不死，并通過煉丹、吃藥等來達到其目的。葛洪《神仙傳》記張道陵云： “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jīng)，晚乃嘆曰： ‘ 此無益于年命。 ’ 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靡費錢帛。 ” 除煉丹、吃藥外，道教也講究 養(yǎng)生、醫(yī)術(shù)本草。就煉丹吃藥來說，道教對統(tǒng)治階級頗有吸引，而講究養(yǎng)生、醫(yī)術(shù)本草則對平民有吸引。它求仙而不否定世俗，求長生而不否定享樂，既有很大的虛幻性，又有很強的現(xiàn)實性，所以，道教自產(chǎn)生以后，不論在上層社會還是普通民眾中都不乏吸引力。在佛教流行的同時，道教也在社會上廣泛地傳播開來。 道教的求長生、慕神仙以及煉丹、服食等，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人都有很大影響。這一時期文學作品中的游仙詩以及作品中所呈現(xiàn)的生命意識與主題，莫不與道教的流行與影響有關(guān)。曹操有《氣出唱》三首及《精列》，郭璞有《游仙詩》十四首等，均是其代表 ，也有一些詩中對求仙表示懷疑的，如曹植詩云： “ 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 ” 曹操云： “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 ，等等。這些詩不論是正面的希企求仙，還是反面的否定神仙的虛妄，都反映了神仙之說對文人的影響。這種長生求仙，也反映了這一時期人的生命意識的覺醒。 “ 我們念魏晉人的詩，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動人的，便是那在詩中充滿了對時光飄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與情感。 ” （王瑤《中古文學論集 文人與藥》）是否可以說，這種覺醒了的生命意識是道教神仙之說流行的原因之一，而道教神仙之說的流行，也加強了人的生命意識的進一步覺醒。道教影響于 文學的另一值得注意的特點，是它對中國文想象力的刺激。儒家是重功利的，重實用的，很少有神奇的怪誕不經(jīng)的想象，而道教因為求仙，描繪了一幅美妙的仙界，這對于文人想象力的開發(fā)，對于文學作品中富有浪漫主義的藝術(shù)境界的描繪，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三）文藝思潮 魏晉南北朝時期哲學思想的活躍，也帶動了這一時期文藝思潮的活躍。其主要特征，有以下數(shù)端： 這一時期文學批評著作大量涌現(xiàn)。 文學批評著作的大量涌現(xiàn)，是文學思想、文學思潮活躍的最直接、最顯著的表現(xiàn)之一。在先秦兩漢時期，沒有專門論及文學創(chuàng)作與批評動的著作，那時人們對文學 的看法，大體沿襲漢儒論詩的 “ 詩教觀 ” ，文學是用來 “ 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 的政教工具。但這一時期的文學批評論著大量出現(xiàn)，并已擺脫了兩漢的儒家詩教觀的束縛，涉及到了文學的地位，文學的風格特征及其與作家才性的關(guān)系，文學創(chuàng)作的內(nèi)部規(guī)律、文學創(chuàng)作與時代關(guān)系、文學的文體特點，文學批評與批評的原則、方法、態(tài)度等等一系列的問題，其中有代表性者如《典論 論文》、《文賦》、《文心雕龍》、《詩品》等，同時，這一時期的文學總集也體現(xiàn)了一定的文學思想，如《文選》等。 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許多就文學批評的概念、術(shù)語，逐 步形成了中國文學批評中的一些特定的范疇。 如 “ 風骨 ” 、 “ 風韻 ” 、 “ 形象 ” 、 “ 意象 ” 、 “ 興會 ” 、 “ 興象 ” 等，也開始探討 “ 意與象 ” 、 “ 形與神 ” 等的關(guān)系。這些前所未有的概念、術(shù)語的出現(xiàn)，大大豐富了中國文學理論的內(nèi)容，同時，它也標志著這一時期對于文學內(nèi)部規(guī)律探索的加強。 這一時期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所體現(xiàn)出的文學思潮也極為活躍。 從 “ 建安風骨 ” 到 “ 正始之音 ” ，從東晉 “ 玄言玄理 ” 再到劉宋 “ 山水清音 ” ，從齊梁 “ 新體 ” 再到梁陳宮體，文學的風尚、題材、風貌的潛衍流變，無不呈現(xiàn)出這一時期求新求變的文學風貌，也折射出文學思潮的活躍。 以上這些表現(xiàn)都是前此的文學史所未曾有的，而這正是文學走向自覺的表現(xiàn)。 兢兢業(yè)業(yè) 白俊奎 教師備課 重慶工商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中國古代文學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 4 二、魏晉南北朝文學發(fā)展的歷程 魏晉南北朝文學約四百年，其文學的發(fā)展大致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即建安、正始文學、兩晉文學及南北朝文學。 建安、正始文學自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