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種可以籍由法律而實現(xiàn)的可預期的生活。因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著重提出的是“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和立法等工作”。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這16字方針中，“有法可依”是1997年，執(zhí)政黨的中央報告中首次出現(xiàn)了“依法治國”，并 現(xiàn)多數(shù)民意的契約。中國無法不選擇法治，因為社會轉型的大趨勢已無可逆轉。陌生人社會也在促使國人從“恥訟”走向“為權利而斗爭”?！笆廊宋┎黄絼t鳴，圣人以無訟為貴?！痹凇盁o訟以求”，“息訟止爭”的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訴訟解決爭端的人總跟“刁民”的形象聯(lián)系在一起?！昂迷A之子，多數(shù)終兇”，這句惡毒詛咒佐證了彌漫在民間的“恥訟”心理。熱播的《離婚律師》中，也集中展現(xiàn)了兩代人的訴訟觀。女律師羅鸝的母親就對女兒替人打離婚官司很不能理解。在家庭爭議之外，這位母親還以她的“金牌調解”形象到處勸告當事人放棄打官司，并收獲了一批“粉絲”。盡管如此，現(xiàn)實生活中的離婚訴訟還是在逐年遞增。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在倡導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今天，和解和訴訟還將同時并存。只不過，司法才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法治改革從司法改革切入，最大的意義就在于，要通過個案正義的實現(xiàn)，逐漸樹立司法公信和司法權威，讓陌生人社會也擁有定紛止爭的制度保障，從而更有效地維護社會穩(wěn)定，提升民眾福祉。法治的本源是治權而非治民和“法制”與“法治”截然有別一樣，“以法治國”和“依法治國”也是一字之差，天壤之別。前者是黨和政府用法律來治理國家，后者是國民依照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規(guī)范和監(jiān)督公權力管理國家。要建設法治，必先規(guī)范和約束公權。依現(xiàn)行憲法的規(guī)定，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而政府只是權力代行者，這種公權力，必須經(jīng)由法律的授予。這就是法治的基本準則之一，對公權力而言，法無明文授權即不可為。從國家理論來說，公民權利是國家權力的基礎，國家權力是公民權利的保障。權利并不是來自于國家的恩賜，而是國家權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據(jù)。公民權利以利益為基礎，自由為前提，主張為取向。國家權力以國家機器為后盾，國家強制力為支撐，國家權威為追求。因而國家權力的存在和行使，只能也必須以公民權利的保障為出發(fā)點和歸宿。換言之，政府掌握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基礎，就在于它必須致力于建設一個和諧的、幸福的、美麗的和平安的中國，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提升民眾的福祉。然而作為工具的公權力，卻是柄雙刃劍，既可護佑民眾，亦可侵害民權。法治就是迄今為止能夠防止公權兇猛的“最不壞的辦法”，也是世界各國普遍選擇的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權。官與權不可分?！肮僬撸芤??！惫軇t需權，有權則需設官。但權力又天然具有誘惑與腐蝕性。孟德斯鳩曾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jīng)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比绻麢嗔E用不能被法律所遏制，一切美好的目標都將是鏡花水月。因此，必須用法治為權力劃出邊界，為權力定下規(guī)則，為權力套上“緊箍咒”?！叭魏谓M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庇忻襟w調查顯示，民眾對十八大報告印象最深的，就是此句。這實則也寄托了眾多公民對限制公權與反抗特權的期待。判斷一個國家有沒有法治其實也很簡單，那就是看這個國家的法律能不能把公權力關進籠子里，使之不能為惡。法治的實質是良法之治，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只有制定良好的法律并得到全社會一體遵行，法律能夠自動運轉，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問題在于，推行法治觸及執(zhí)政者的根本利益，必然會遭到各種明里暗里的抵制。很多“看上去很美”的法律，始終難以落到實處，正是由于既得利益階層的強大阻撓。有人順應法治潮流，也有人逆潮流而動。在一些地區(qū)和一些領域，有法不依、權責不一、權力驕橫、官不悔判等等“反法治”現(xiàn)象仍然存在?？傆猩贁?shù)官員固執(zhí)地抱持“法制工具主義”，把自己排斥在受法所制的對象之外。10多年前，還有某基層官員對媒體宣稱自己“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這種權力本位的觀念，急需被責任本位所取代。十八大以來，執(zhí)政黨在反腐敗上不遺余力，尤其是“大老虎”紛紛落馬，大快人心。這也是推動法治的另一種形式。沒有對違法行為的懲處，法律就會淪為一紙空文。從***案及眾多“大老虎”的落馬來看，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聚焦法治，也是執(zhí)政黨痛定思痛之后的選擇。一個可茲觀察的視角在于，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執(zhí)政黨召開了四次四中全會，除十五屆四中全會關注國企改革之外，其他三次均聚焦黨建。以“依法治國”為四中全會議題，是破天荒的 獲得了獨立地位。而如何為中國的法治建設注入強大的動力，讓法律的切實施行不再成為難題，或將是下一步推進“依法治國”需要重點討論和解決的關鍵議題。轉型期的中國，陌生人社會逐漸降臨，熟人社會尚未解體，法治與人治還將繼續(xù)共存下去。就像西西弗斯日復一日推著巨石到山頂，中國人也在日復一日地尋找法治的真諦。這種尋找也許并不會有立竿之效，但法治意識的培養(yǎng)與提升，從來都是潤物無聲。當然，僅憑執(zhí)政者的道德勇氣和個人擔當是遠遠不夠的。對權力的制約不僅需要“以權力制約權力”，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