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應世界挑戰(zhàn)的可行選擇之一。 　 建立智力開發(fā)的機制 　 《挑戰(zhàn)》的發(fā)表，并非偶然。它是在西方傳統發(fā)展模式造成“發(fā)展”的普遍困境，資本主義世界陷入不可解脫的重重危機的形勢下問世的。這一深刻的社會背景，使該書彌漫著一種強烈的危機感。哀嘆資本主義現行體制衰微破敗的狀態(tài)，試圖為擺脫這種狀態(tài)進行嘗試，這是《挑戰(zhàn)》極為明確的主旨之一。在一些資產階級人士看來，資本主義現行體制所造成的幻滅感，已日趨嚴重地擴散到整個的資本主義世界，它們決不是一兩個諸如供給學派或貨幣主義的藥方所能治SPS=1222的。出于這種宏觀戰(zhàn)略考慮，在他們的“制度”與“傳統”之間，一些人選擇了對前者的忠誠。他們一方面對傳統發(fā)展戰(zhàn)略予以猛烈抨擊，一方面嘗試設計一整套的綜合對策選擇。《挑戰(zhàn)》的作者們就屬于其中的佼佼者。然而，由于它這種立場上的局限，《挑戰(zhàn)》回避了造成這一危機和悲劇的更深刻的社會根源。它所給予讀者的信息化的“世界大同”的藍圖，在現實世界中基本上是行不通的。在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維持不動的前提下，昔日的西方曾依靠對廉價石油的掠奪建成了一個工業(yè)帝國，今后又何嘗不能通過對廉價知識的攫取造出一個“信息帝國”呢？ 當然，無可否認，作為包括發(fā)展中國家的一些知名人士和學者參加的巴黎小組的報告，《挑戰(zhàn)》對第三世界也表現了較大的同情，對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也表現了較多的關切。從它對西方工業(yè)發(fā)達國家掠奪式發(fā)展的揭露和批判，到為窮國貧困境遇的呼吁，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發(fā)展中國家人民的利益。它代表西方一些學者和第三世界國家部分當權者提出的戰(zhàn)略設想，在我們制定新技術革命條件下的發(fā)展戰(zhàn)略時，也不失其借鑒價值，如果僅就其中的某些具體政策主張來看，也是符合發(fā)展中國家的國情的。 怎樣實行以智力開發(fā)為重點的信息化戰(zhàn)略，它的著眼點和入手處何在，這既是《挑戰(zhàn)》所要論述的也是我們所要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筆者認為，如果我們實施著重智力開發(fā)的發(fā)展戰(zhàn)略和基本對策的話，首先應當致力的，不應僅僅是增加教育投資，更重要的是要探索建立一種有益于調動人的積極性、發(fā)掘出他們的潛在智力的人才激發(fā)機制。說起開發(fā)人的智力資源，培養(yǎng)人才固然主要，而激發(fā)人們現有的潛在才能，卻更加重要。只有能夠激發(fā)人才，才可能利用人才；只有善于激發(fā)人才，也才可能使人才培養(yǎng)獲取源源不斷的再生的動能。以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才激發(fā)的機制為先，并隨后建立起人才利用和人才培養(yǎng)的機制，以此為內容來形成一整套的智力開發(fā)的機制，調整、改革、充實、完善各個方面的政策，是實行著重智力開發(fā)的發(fā)展戰(zhàn)略的著眼點和入手處。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和完善這種智力開發(fā)的機制，必須從有利于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出發(fā)。正因于此，這種智力開發(fā)，決不應是少數人的、個體的開發(fā)，而應是全民族的、群體的開發(fā)。也正因于此，我國實行的智力開發(fā)，決不應是自發(fā)的、分散的開發(fā)，而應是在黨的領導下自覺的、有組織的開發(fā)。 《挑戰(zhàn)》還以相當大的篇幅詳細論述了日本怎樣通過實施重視智力開發(fā)的戰(zhàn)略，利用新技術革命的時機，在向信息時代過渡方面遙遙領先的經驗。但是給人印象最深的，還是它那堪稱體察入微的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作為戰(zhàn)敗國的日本及當時日本國民精神的描述。《挑戰(zhàn)》寫道：“……寂靜和黑夜籠罩著日本。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沒有落到如此徹底的失敗。如果日本有朝一日將從這堆灰燼之中，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這一天所留給它的一切中獲得新生的話，那將是另一個日本”。這是何等牽動人心的記述，對比事實，我們不能不感到作者觀察的精密細致。美國的日本通、前駐日本大使賴肖爾也有相同的記載：“……這個國家精疲力盡的人民把最后一點力量和精力都用來進行戰(zhàn)爭……現在，這是一個完全失去了物質和精神的人民——一個饑餓的、驚愕的、失敗了的人民?！? 面對著生存的挑戰(zhàn)，這個沒有石油、沒有煤炭、沒有鐵礦、沒有鋁礬土的島國，真是一無所有。然而，它有人，有想繼續(xù)生存下去的人，有人潛在的智力?！袄^續(xù)生存下去的基本要求，迫使他們白手起家，創(chuàng)造一切?！薄罢怯捎谶@一事變所引起的精神上的變化，被迫進行再創(chuàng)造的日本人的智力這種取之不盡的原料發(fā)生了連鎖反應”。“……他們只是默默無聞地、日益深入地開發(fā)著事物發(fā)展必然使他們發(fā)現的唯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而隨著歲月的流逝，這種寶藏顯得更有前途，更加豐富，更加珍貴，這便是人的智力。”《挑戰(zhàn)》一書中的這些論述是值得我們好好咀嚼的。 人們從中應領悟些什么呢？顯然，戰(zhàn)后日本經濟的飛速發(fā)展，不是出自麥克阿瑟的恩賜，更不是靠“靖國神社”的亡靈佑護，而是日本民族在經歷了軍國主義帶來的巨大災難后，冷靜反省，以他們的血汗所澆灌、緊迫感所促發(fā)的民族智慧之花?？v觀歷史，再偉大的民族，也難免遭受挫折，處于逆境，然而真正的偉大恰在于把壓力化為動力，將挑戰(zhàn)變作機會。 《世界面臨挑戰(zhàn)》給我們送來了“面臨世界挑戰(zhàn)”的重要信息。這一信息也給我們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緊迫感。要避免在未來處于被動的局面，就要把這種對民族、對國家、對未來、對子孫后代負責的緊迫感，化為鼓舞我們前進的動力。歷史表明，緊迫感所促發(fā)的冷靜、沉穩(wěn)和明智，將會以一種料想不到的方式與規(guī)模召喚出一個民族潛在的活力，而這正是偉大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不朽力量所在。這種緊迫感，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也必將激勵我們這個古老民族，喚出它勝似昔日的智慧和力量，以全新的姿態(tài)，投身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征程。 　 一九八四年二月 　 (《世界面臨挑戰(zhàn)》，〔法〕讓雅克塞爾旺施賴貝爾著，朱邦造等譯，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第一版，)黃方毅魔鬼的責任 據說，西方最初印勘誤表的書是一四七八年在威尼斯出版的，而出錯最多的書出版在一五六一年。這本書共一百七十二頁，其中勘誤表竟達十五頁。此書作者對于書中出了那么多的錯誤深感歉意，想作一些解釋。他說，這是因為魔鬼把手稿扔在狗窩里，以致弄得一片稀爛，字跡不清，所以印刷工人就看錯了字。 書刊出錯，把責任推給魔鬼，這是一個不壞的主意。補白樊英娥邁向完整的現代化評英克爾斯等著《走向現代化》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美國阿歷克斯英克爾斯等一批社會學家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六個發(fā)展中國家進行了一次關于現代人的大規(guī)模實地調查。十年以后，英克爾斯與大衛(wèi)史密斯合作，發(fā)表了這次調查的研究報告——《走向現代化：六個發(fā)展中國家個人的轉變》①。該書問世以來，在國際社會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一九八三年應中國社會學會之邀，英克爾斯教授親自來華講學，現身說法，更引起我國知識界對人的現代化問題的濃厚興趣，促使我們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理解現代化這一概念的豐富含義。筆者不揣鄙陋，在此略述《走向現代化》一書的讀后斷想，以就教于讀者。 　 現代化與現代人 　 十八世紀下半葉開始的英國工業(yè)革命，揭開了世界歷史嶄新的一頁。它“仿佛用法術一樣”，從社會勞動中喚起了巨大的生產力。結果，一方面，資本主義的機器大工業(yè)和工廠制度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取得了全面的勝利；另一方面，工業(yè)革命也最終確立了資本主義文明對其他非資本主義文明的優(yōu)勢。西方列強挾其堅船利炮和廉價的工業(yè)品，轟毀了一切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萬里長城。落后國家被迫面臨嚴峻的選擇：要末取法西洋，“師夷之長技”，在本國建立起同樣的機器大工業(yè)和工廠；要末無視這一挑戰(zhàn)，被無情地淘汰。從此，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多中心的文明發(fā)展歷程被打斷，曾經是獨立地循著自己的軌道運行的各個文明在歷史的交叉路口猝然相遇。統一的世界文明開始形成。它的基本含義之一是世界的一體化——在最先進的技術文明水平上的一體化。這種一體化的過程至今仍在繼續(xù)。 所謂現代化，就是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發(fā)展起來的世界性歷史運動。它是帝國主義通過對落后國家的軍事、政治和經濟侵略所強行推進的世界文明一體化的產兒，是落后國家不甘忍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追求民族獨立和解放，實現社會發(fā)展與繁榮所被迫做出的唯一抉擇。它的目的是要根本改變落后國家的落后面貌，建立起與西方同樣先進的物質文明體系，以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是，落后國家?guī)缀跞狈Πl(fā)展的一切條件?，F代化意味著用現代科技武裝國民經濟的一切產業(yè)部門，為此，必須引進先進的科技；而引進現代科技的資金，根據發(fā)展經濟學的古典理論，要靠現代產業(yè)部門的利潤來積累。但落后國家之所以落后，正在于它的現代產業(yè)部門十分弱小。如果依靠出口資源來換取發(fā)展所需的資金，由于缺乏交通運輸能源和通訊等基礎設施，又不得不忍受發(fā)達國家的剝削，成為后者的原料附庸。要走出這種貧窮與落后的惡性循環(huán)，實現經濟的“起飛”，落后國家只有依靠兩種手段：組織和人才開發(fā)。 首先，落后國家必須掙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枷鎖，進行民族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本國和外國的一切剝削壓迫勢力，建立起能夠有效地推進現代化的社會組織、管理和制度，并依靠這種制度的強大組織力來調動本國的各種資源，創(chuàng)造出發(fā)展所需的條件。歷史必將證明，社會主義是落后國家實現發(fā)展與現代化的最行之有效的社會制度。 落后國家的第二種手段是大力進行人才的開發(fā)。所謂人才的開發(fā)，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一個是人力資本意義上的開發(fā)，即通過對教育的投資獲取收益，以提高勞動者的科技文化水平，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個就是在人的現代化意義上的開發(fā)，也即使本國人民突破傳統的小生產的狹隘眼界，轉變到與社會大生產相適應的現代觀點和態(tài)度上來。實現這一轉變的關鍵是要創(chuàng)造一定的社會環(huán)境來激發(fā)全民族勇于創(chuàng)新的現代精神。人才開發(fā)的這兩個方面是相互聯系的：英克爾斯等人的調查表明，教育與人的現代性在統計上有著強烈的相關；但也有一定的區(qū)別。教育主要著眼于人的能力的培養(yǎng)，對知識和技能的掌握，而人的現代化則著眼于態(tài)度和觀念的轉變，著眼于激發(fā)千百萬人民的實干精神和進取心，兩者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函數關系。費孝通教授在江蘇省所做的小城鎮(zhèn)調查發(fā)現，在鄉(xiāng)村工業(yè)十分發(fā)達的江蘇農村，文盲的比率卻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見《社會學通訊》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但那個地方農民的現代性程度，如果以經濟活動的水平來間接地衡量，應該是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與此相對照，印度的教育水平在發(fā)展中國家是很高的，科技人員有二百多萬，僅次于美蘇，居世界第三位，但該國的經濟卻很落后，人均收入只有二百多美元，這在人力資本的理論看來是十分可惜的。由此觀之，在一國發(fā)展的一定階段，教育固然重要，但教育受國民經濟發(fā)展水平的制約，必須與經濟同步增長；而人的現代性的開發(fā)，由于它是與一定的社會制度和管理體制相聯系的，不需要什么投資，似可有一個超前的發(fā)展：通過造就和培養(yǎng)千百萬有魄力、有眼光、有頭腦、能吃苦耐勞的社會主義實干家，來打開各個領域的現代化局面，啟動經濟建設的全面起飛。 現代化，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不斷地改革和創(chuàng)新的過程，它是千百萬人民群眾自身的事業(yè)，要靠千百萬人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來付諸實現。但是在我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還建立不久，幾千年來的淀積下來的舊觀念、舊習慣還根深蒂固，難以SPS=1571除，而“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它嚴重束縛著人們邁向現代化的手腳。正如我們的一位作家所指出的，某些地區(qū)和單位之所以暮氣沉沉、面貌依舊，是因為在這種暮氣沉沉的局面背后，“站著一批暮氣沉沉的人”。這些人雖然身在社會主義，但在觀念上、精神狀態(tài)上卻仍然停留在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的小農心理的水平上。而一旦人們沖破傳統觀念的束縛，轉變到勇于創(chuàng)新、有所作為的現代精神上來，就會煥發(fā)出排山倒海般的能量。一個“能人”救活一個廠，一個“明白人”創(chuàng)造出千百萬元產值，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報載浙江省溫州地區(qū)，完全依靠民間的力量，短短幾年間就在昔日的窮山溝里建立起幾個產值數以億計的專業(yè)商品產銷基地，創(chuàng)造了“溫州的奇跡”。據一位當地人士的總結，溫州的成就主要靠兩條：一是瀕臨大海，有一定的信息優(yōu)勢；二是溫州人有強烈的實干精神和進取心(見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三日《世界經濟導報》)。這就啟示我們：第一，在科技革命加速發(fā)展的今天，強大的信息流正沖擊著世界的各個角落，在這種情況下，關鍵是要有好的信息接收者。第二，要成為好的信息接收者，必須具備某些基本的精神素質，在觀念上非?，F代化。第三，在一定條件下，以上兩條的結合，構成一個地區(qū)經濟起飛的充分條件。 目前，現代化的宏偉事業(yè)正在我國遼闊的土地上如日方升般地行進。事業(yè)在呼喚人。在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正確政策的保證下，使現代精神流布于整個民族的機體，煥發(fā)全體人民的首創(chuàng)精神，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在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和層次上開創(chuàng)現代化的新局面，這正是我們要研究人的現代化，為現代人的崛起大聲疾呼的意義之所在。 　 現代人的概念：普遍與特殊 　 人的現代化既然是現代化的整體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那末，現代人又是什么樣子呢？他都具有哪些特征？或許，根本就不存在“現代的”這樣一種普遍人格？就是說，如何證實它的存在？應通過什么樣的理論方法來建立現代人的人格模式？這是關于現代人的研究首先需要加以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 為此，英克爾斯等人提出三種“洞察”，即“分析的洞察”，“主題的洞察”和“行為的洞察”。后兩者分別考察個人對某些具體的社會事務，如宗教、女權等“主題”的態(tài)度，測量個人行為和掌握的信息量；而“分析的洞察”則是最基本的，它從現代組織機構對個人人格的影響來提出現代人的概念。英克爾斯等認為，現代機構，如工廠、學校等具有強有力的現代性格，它必然要內在化于涉身于其中的個人的人格之中；而這一內在化過程，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則是其成年期的第二次社會化過程，即個人適應現代機構的組織原則和要求，從傳統的態(tài)度和觀念轉變到現代精神的人格變遷過程。由此可見，“分析的洞察”不僅是英克爾斯等制定現代人的標準的主要依據，而且也是決定他們的調查的方向和內容的基本方法。 這種方法有兩個優(yōu)點：第一，它致力于給出能夠分解為一組可資測量的指標的標準；第二，它揭示了現代人的形成是與現代機構，從而與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系的。所以，由此提出的現代人的標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英克爾斯等把根據這種方法制成的“綜合現代性量表”應用于三大洲的六個發(fā)展中國家，結果表明它在各國均可測出具有一定心理素質的人格特征。但遺憾的是，他們回避了現代機構，即一定的社會關系的組織形式的性質問題。馬克思主義是從具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