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起步的是與非以梁啟超的“文界革命”為中心-閱讀頁
2025-08-02 06:26本頁面
【正文】 二、“載道”與“言志”的問題 三、關于“文化巨人”的問題 一、“革命”與“復興”的問題 一些輿論對 “ 革命 ” 之類的詞頗為反感：“ 這個世紀也是中國人革自己的命 ” 。 ” 小說是文學的一種，文學不只是小說一種，小說中有漂亮的白話著作，不等于所有的中國古代文學樣式中都有漂亮的白話著作。 當時的散文界，當然不能加以一筆抹殺，但總體上的確已成為表達新的時代的思想感情的桎梏，不打破它，不變革它，不行了。 歷史走了一個世紀，誰也無法使中國的散文再回到梁啟超以前的狀態(tài)中去了。 現(xiàn)代任何一部小說的語言都不可能再用 《 儒林 》 、《 紅樓 》 式的語言了。 張愛玲的小說語言，盡管傳統(tǒng)味強，但與 《 儒林 》 、 《 紅樓 》 相比，也還是有變革的。 在二十世紀之初起步之時，小說與散文的基礎是不一樣的，一個白話化程度本來就高一些，一個則處于文言的階段，因此所采取的變革的手段也有所區(qū)別，一個較緩和些，一個則激烈些，一個可改良，一個則必須革命，這都是因時度勢的必然結果。至于是否要采取 “ 革命 ” 的手段，還是用其他的辦法，都要從具體的情況出發(fā)，決不能一概而論，決不能簡單地否定 “ 打倒 ” ，將 “ 革命 ” 兩字一筆抹去。 梁啟超的 “ 報章文字 ” 都是緊密在為其維新政治服務的，所以常常被人歸入 “ 載道文學 ” 一類。 過去是從左邊來把他打入另冊 現(xiàn)在則從右邊來把他打入另冊 “文革”前， 人們常以“革命”與否作為衡量現(xiàn)代人物的唯一標準，梁啟超在政治上從主張改良到走向?；?，反對革命，自然會被打入另冊。于是乎，王國維一流被不斷拔高，而梁啟超一流又被打入了另冊。 其實，文學的載道與言志、緣情各有各的存在價值，片面強調一種而否定另一種，都是不可取的?？酌现揽梢越虠l化、僵死化，但當它被人理解、接受而被自然地溶入到自己的世界觀里之后，就也會對它充滿著真誠和熱情，人的一喜一怒一哀一樂，亦即其感情就與它 (即道）水乳交融、連成一片。 人的感情和本性，從來就有個人性的和群體性的兩個方面。 二十世紀之交，正是一個大變革、大動蕩的時代，在思想領域新與舊、中與西進行著激烈的沖突。 他的新體散文，既是直接地為維新政治服務，具有明顯的功利性，但同時也充滿著他個人的激情和浸透著一個新的群體的群情。 說到此，問題已經明白，人們否定梁啟超報章文字的實質，不在于載道還是緣情，而在載什么道，緣什么情？是緣私人性的情，還是緣群體性的情？ 說到底，就是文學作品要不要緣諸如愛國、愛民等群體性的情？ 現(xiàn)在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意義，也就在于： ▲如何估價 20世紀中這類側重在抒發(fā)“ 群情 ” 而不是 “ 私情 ” 的文學作品？ ▲是不是文學緣 “ 群情 ” 就是走錯了路？ ▲二十一世紀再要不要緣 “ 群情 ” 的作品？ 討論文學緣什么情的問題必須與 時勢聯(lián)系起來 天下太平、國富民強，不妨可以多一些人躲在象牙塔里批風抹月、拈花弄草、卿卿我我，雕琢雕琢個人的感情； 天下大亂、國將不國的時候，恐怕更需要的是為國為民、奔走呼號，歌唱時代的最強音。因而也是一個需要文藝更多地注意反映“群情”，為民富國強服務。 我并不否定那些描寫癡男怨女、山清水秀的作品的價值。 但不能反過來只承認這類側重在寫“私情”的作品的價值，而把表達“群情”性的作品拒之于文學大門之外。 我們在 21世紀更需要的無疑將還是興國之音、蹈厲之氣。 路走得正并不一定走得好 只有既走得正，又走得好，才能功德圓滿。 不要因 “ 沒有走好 ” 而得出 “ 沒有走對 ” 的結論， 不要以個人的缺點或不足來否定整個方向。更何況，有的人的偏見又勝于自己的無知。被 《 20世紀史 》 排名第一的 《 尤利西斯 》則并未名列榜首。而是要在立定腳跟的基礎上，傾聽四面八方的意見，實事求是作出評價。 他的歷史功績，不僅僅在“文界革命”方面，而是在中國 20世紀起步之時，在整個新舊思想轉變方面！ 梁啟超的 “ 文界革命 ” 的路沒有走錯，中國 20世紀起步之時的路基本上也沒有走錯，中國在 20世紀中不斷地尋求進步，尋求變革的路也沒有走錯！ 到 21世紀，恐怕還是要在這樣的路上走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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