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這后一點，是導致蘇共亡黨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在他宣布退黨后，又以壓倒優(yōu)勢當選俄羅斯聯(lián)邦總統(tǒng)。事變失敗后，蘇聯(lián)解體，蘇共解散，其財產被沒收……令人震驚的是，查封者不僅沒有遇到任何有組織的反抗，在有關的歷史檔案中，也沒有發(fā)現(xiàn)當時哪里有工人、職員、蘇共黨員們自發(fā)地集合起來，去保衛(wèi)自己的區(qū)委、市委和州委，或舉行大規(guī)模抗議活動的記載。人們?yōu)槭裁磿@么想？————這是一個千古之謎。”謝爾蓋不解地說，“看來……是一些正常的人……而現(xiàn)在卻像盲人一樣，蹣跚地走向深淵。十月革命前夕，共產黨曾驕傲地贏得了兩個壓倒多數(shù)：一個是人民用選票把60%的蘇維埃代表席位交給了布爾什維克，另一個是在反動統(tǒng)治的支柱————舊軍隊中，布爾什維克黨也贏得了絕大多數(shù)的支持。據說，當時派出一支500人的精干隊伍就可以攻占起義的大本營斯莫爾尼宮。我們在《列寧在十月》這部歷史巨片中看到的場景，是歷史的真實記錄：當起義隊伍像潮水一般地涌進冬宮大門時，只有為數(shù)寥寥的士官生做螳臂擋車式的無效抵抗。斯大林時代“人民公仆”的蛻變曾有人說，布爾什維克是靠三個口號上臺的：和平、土地、面包。正是靠著這種支持和信任，蘇共所執(zhí)掌的力量微弱的新政權才能在國內反革命勢力和14國武裝干涉的圍剿中站穩(wěn)腳跟、鞏固陣地、發(fā)展壯大。十月革命初期，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在危急形勢下也有過一些失誤，如無償征集余糧引起農民暴動，肅反擴大化傷害了知識階層，還有在白軍逼近時槍決沙皇全家損害了紅色政權形象……但作為心底無私、襟懷坦白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一旦發(fā)現(xiàn)錯誤，就堅決糾正，最有名的就是他用新經濟政策取代軍事共產主義，為蘇俄經濟的復興奠定了基礎。1919年，在給動員上前線的共產黨員的手冊中有這樣一句在俄羅斯大地上廣泛流傳的話：“共產黨員的稱號要擔負很多義務，但是只給他一項特權————最先為革命而戰(zhàn)。斯大林為蘇聯(lián)的發(fā)展特別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勝利，做出了不朽的貢獻，但遺憾的是，他沒有完整地貫徹列寧的這些重要思想，而是把一些特殊形勢下的臨時性措施固定下來，并在有的方面走向極端。這種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變相任命制，不僅損害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且，由于被選拔的干部只需對上負責，不用對下負責；只怕領導批評不怕群眾反對，必然使人們逐漸失去共產黨掌權之初的那種“主人翁”感。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后期，就有蘇共領導人提出要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規(guī)律，改革計劃工作，使國民經濟平衡發(fā)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些都是當時蘇共從事經濟工作和農村工作的基層干部反映的，也是符合生產發(fā)展要求的正確意見，令人痛心的是，提出的正確意見未被采納，而提出意見的蘇共干部，還因此獲罪。列寧在晚年，已經有所察覺，他逝世前講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怎樣防止“人民公仆”蛻變?yōu)椤叭嗣竦闹魅恕?，如何加強對黨和國家權力的監(jiān)督。這就嚴重地窒息了民主空氣，損害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這期間共有多少人被害，現(xiàn)在還不得而知，總之數(shù)字十分驚人。蘇共在當時還使用了殘酷的體罰和肉刑，大搞逼供信，殃及親友，造成無數(shù)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會氣氛……后來的蘇聯(lián)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不能說與“大清洗”的后遺癥無關?？梢赃@樣講，蘇共黨群關系的巨大裂痕，正是從斯大林時代開始的。因此，盡管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使蘇聯(lián)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學文化教育事業(yè)有了重大的改善和進步，但領導集團脫離群眾的傾向不但未得到糾正，而且有所發(fā)展。十月革命初期，曾流傳著一個動人的故事：糧食人民委員(相當于糧食部部長)瞿魯巴因饑餓而暈倒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他的崇高品質使在場所有的人無不動容。這種做法，人民群眾是完全能夠理解和接受的。起初，這類待遇還只限于少數(shù)高級領導人范圍，差別也不懸殊，還屬于比較正常的情況。當高層和中層領導干部與人民群眾相比享有越來越多的各種福利時，“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識也必然隨之強化，搞到后來，蘇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蛻變?yōu)樘貦?，并向社會其他階層保密，這就意味著黨和國家的管理機關，開始把自己和人民隔離開來了。當它是負擔時就會穩(wěn)如泰山，而當權力變成一種樂趣時，那么一切也就完了。一個是穩(wěn)定權力，不斷頒布各種條例、規(guī)定。另一個就是穩(wěn)定隊伍，盡量提拔一些親信，目的主要是為了防止別人再用當年趕赫魯曉夫下臺的辦法來對付他本人。上下之間便形成了一種具有特殊利益、卻與群眾越來越疏遠的“共同體”。例如烏茲別克老百姓給蘇共中央寫了大量的信，反映種種營私舞弊和違法亂紀問題。然而，人們還是不斷地往莫斯科寫信，反映他們遭到了打擊報復。提拔親信和保官的組織路線，導致大批庸人進入和滯留在領導層，造成黨的總體決策能力下降；而脫離人民，無視群眾利益，則進一步失去了作出正確判斷的基礎。特別是入侵阿富汗的戰(zhàn)爭打了整整10年，蘇軍年輕士兵死傷人數(shù)高達3萬人，千萬個失去了兒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難歸咎于當時的政權。就拿平等問題來說，資本主義國家盡管也講“主權在民”，但在經濟生活中，資本主義公開宣布的卻是股同權同的金錢平等，小股東和大股東之間、老板和雇員之間，是沒有平等可言的。所以，人們對于社會平等的訴求就更強烈，對官僚特權階層的出現(xiàn)和腐敗行為就更敏感也更反感。一邊批判西方資本主義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們接觸西方社會；一邊又把從特供商店低價購買進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學，作為自己的特權。黨的領導人也因此威信掃地，成為民眾嘲諷、唾棄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以“敢于抨擊特權”、呼吁“堅持社會公正原則”而聞名的葉利欽，自然成了眾望所歸的“反腐敗英雄”。后來他能以壓倒多數(shù)當選蘇聯(lián)人民代表和俄羅斯總統(tǒng)，以及在“8?19”事件中，那樣多的莫斯科人站出來保衛(wèi)“白宮”，就是因為他們認定，蘇共領導集團急欲除掉的葉利欽，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盡管人心的流失和渙散在一定時期內還是無形的，還處于潛伏狀態(tài)，或者說領導層雖然有些了解但不認為有多大危險，但實際上，危險已在節(jié)日游行時滿街漂亮的標語口號和歡呼聲的背后潛滋暗長著。這在某些東歐國家的劇變————前蘇聯(lián)劇變的預演時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而當時的羅馬尼亞共產黨是東歐人數(shù)比例最高的共產黨之一，全國每6人中就有1個共產黨員。面對這種眾志成城的激動人心的場景，誰能想到那么快就會禍起蕭墻？誰能想得到，當他們夫婦逃亡時，竟沒有一人伸以援手！任人唯親、作風腐敗和好大喜功，造成嚴重脫離群眾。因此劇變一旦發(fā)生，人心向背頓時顯現(xiàn)，羅共組織也頃刻瓦解。東歐的問題首先出在內部。中央黨校蘇共史專家王長江同志曾對我談起過一組數(shù)字，蘇聯(lián)解體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當時的蘇聯(lián)社會科學院曾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仍然能夠代表工人的占4%，認為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也只占11%，而認為蘇共代表黨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85%！也就是說，絕大多數(shù)蘇聯(lián)人民并不認為共產黨是他們利益的代表！在這種情況下，人民乃至普通黨員自然不會再有當年保衛(wèi)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祖國那種政治熱情和奮不顧身的精神了，對蘇共的垮臺冷眼旁觀，甚至出現(xiàn)在她的對立營壘中，都是不奇怪的。我們?yōu)槭裁礇]有重蹈蘇東覆轍？應該說，中國共產黨也出現(xiàn)過黨群關系的嚴重危機，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十年“文革”，造成百業(yè)凋零，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人們也在發(fā)問：難道這就是社會主義？然而在廣播里、報紙上仍然是“形勢一片大好，越來越好”。正是這種天怒人怨的民心向背，加速了“四人幫”的覆滅。應該說，向西方學習，發(fā)展資本主義，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是從康有為到孫中山等我國無數(shù)民主先驅者終生奮斗的目標，但這些努力無一例外地都失敗了。中國愛國者是在屢屢碰壁后才發(fā)現(xiàn)，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資本主義道路想走也走不通。一、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一起進行了22年的革命武裝斗爭。歷時之久，規(guī)模之大，都是世界史上罕見的。黨和人民用鮮血凝成的感情是無法分離的。1937年抗戰(zhàn)開始時，全國還有4萬黨員，而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zhàn)爭期間犧牲和失蹤的共產黨員，已10倍于此，真正是九死一生啊。這就是說，絕大多數(shù)共產黨員沒有等到五星紅旗升起的一天。共產黨的干部使人民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新社會，什么是人民政府和人民的勤務員。而與人民群眾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作風，也作為黨的三大作風之一一直保持了下來。他們認為“四人幫”一伙不能代表黨，黨的絕大多數(shù)領導人，仍然是經受過戰(zhàn)火考驗的深受人民愛戴的革命家。因此，即使是那些在1957年被錯劃右派、經受了20多年不公正待遇的人，對黨也沒有任何怨艾，而是重新煥發(fā)活力，投身于新的工作機會。這就是中國為什么沒有走前蘇聯(lián)東歐道路的基本答案。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對黨的這一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