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年來，法院大力推行裁判文書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裁判文書改革，不僅僅是一個文書的風格和技巧問題，更是一個執(zhí)法的理念和指導思想問題。司法的及時，要求司法必須嚴格遵守法定時限，在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前提下，盡快解決糾紛，減少當事人的訴訟投入，降低當事人的訴訟成本，使當事人的權利盡快得到實現(xiàn)。法院應當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審判流程管理制度，強化審限監(jiān)督，確保案件迅速審判，及時結案。“執(zhí)行難”的原因和表現(xiàn)形式多種多樣，有的屬于地方保護主義影響，有的屬于法院工作不力，有的屬于當事人選擇交易對象不慎，忽視交易安全，發(fā)生了市場風險。要按照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立足審判職能，切實更新司法理念，適應和諧穩(wěn)定、科學發(fā)展的國家轉型期的司法要求。主要體現(xiàn)為：①平安社會的構建，要求刑事審判工作要繼續(xù)貫徹依法嚴打各類刑事犯罪，保衛(wèi)國家主權，保護國家和公民個人、各種社會組織的政治、經(jīng)濟、人身、生命財產(chǎn)安全權益，依法保障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個人人權。②和諧社會的構建，要求我們創(chuàng)新司法手段，正確處理新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加大民商事審判調解和執(zhí)行中和解工作的力度，糾正失范，示范規(guī)則，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建立和維護公平有序競爭的市場經(jīng)濟秩序。④法治政府的建立，要求行政審判支持和監(jiān)督政府依法透明行政，加快政府的改革和職能轉變。我們只有在全面學習領會的基礎上，才能在體制、機制、隊伍素質和管理創(chuàng)新上做出有效的應對轉變，才不會辜負黨和國家對人民法院工作的公正廉潔司法要求與期望。現(xiàn)代司法理念要建立在符合國情民意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政治體制基礎上，而不能東施效顰，盲目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那一套做法。中國的政治制度體系可以概括為我黨執(zhí)政、人民主政、政府行政、民主參政、司法公正的五位一體制度體系，具有鮮明的人民性特征。因為法的本質是治官治權而不是治山治水治電治民，故依法限制全能政府是法治政府的前提，政府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行政方式。我國著名經(jīng)濟學家吳敬璉老先生說：建立市場經(jīng)濟，或法治社會，本身是一個社會治理問題。適應社會利益多元化的要求，以科學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讓各種利益群體公開充分表達自己的訴求，黨和政府、司法機關處于超然的裁判地位，使矛盾在立足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礎上依序、理性得到化解。理解了這一點，黨領導下的憲政體制，審判機關依法獨立審判，公正裁判司法的司法理念就成了常識而不是難懂的理論了。正如我們講審判效率指的是正效率一樣，所謂效果通常也是指的正面效果。一般來說，當社會關系比較穩(wěn)定、社會主流價值觀念趨于一致時，法律所具有的雙重功能處于高度重合的關系，司法實踐中也比較容易實現(xiàn)兩者的有機統(tǒng)一。相反，在社會轉型期，國家政治體制、經(jīng)濟體制等各個方面都具有“新舊并存”的特點，社會關系極不穩(wěn)定，人們的價值觀念日趨多元，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權利保障功能與社會秩序的維護功能就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矛盾和沖突，最典型的表現(xiàn)就是有的案件，從認定事實到適用法律并不存在明顯的問題，但社會認可程度不高，有關方面意見較大。第二、強調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并不違背法治原則。而所謂公正，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經(jīng)典解釋，就是不偏不倚，使每個人“各得其所”。所謂“中庸”通俗講就是“去其兩頭取其中”。人民法院通過審判工作，在公民個人權利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進行平衡，這是最高意義上的“中庸之道”，是最大限度地實現(xiàn)社會公正，體現(xiàn)法治精神。第三、從更廣闊的時空背景來看，法律所具有的雙重功能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是自從法律產(chǎn)生以來就已存在的一個普遍現(xiàn)象。在西方法律史上，曾出現(xiàn)過“實證主義”與“實用主義”、“概念法學”與“現(xiàn)實法學”的爭論，其實質就是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之爭。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1）衡量法律效果的標準是一個邏輯標準，具體是看法官作出的判決事實是否清楚，選用的法律是否正確，法律推理是否符合邏輯規(guī)則。（2）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在司法實踐中具體表現(xiàn)為“嚴格法條主義”與“自由裁量主義”的矛盾和沖突，法官如何運用好自由裁量權，是實現(xiàn)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機統(tǒng)一的關鍵。法官判案適用法律就如同在自動售貨機上買東西，把案子當硬幣投入法條的售貨機中，掉下來的就是一個完整的判決。假設好法官、資深法官判出好案子。刑事宣告無罪，民事又判賠2500萬美元。在法治傳統(tǒng)不深的地方，二者的沖突是不可避免，處理不好會直接否定法律權威，產(chǎn)生反社會、反法治的社會效果，故本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對民事司法審判是必要的?！拔鍌€轉變”：一是在認定事實過程中，法官要善于實現(xiàn)從“職業(yè)人”向“理性人”轉變。判決只有被普通公眾所接受，才能獲得正當性。二是在解釋法律的過程中，要善于實現(xiàn)從“審判者”向“被審判者”的轉變。也就是說，法官不能老是站在審判者的角度看問題，而應該經(jīng)常作一些換位思考，從當事人的角度來檢視自己的結論是否正當。任何案件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都是現(xiàn)實發(fā)生的利益紛爭。法官面對一個案件時，不能把它僅僅看成一個法律問題和事實問題，而要把它看成一個實實在在的糾紛；不僅要看到眼前的當事人，還要看到每一個當事人的背后還站著無數(shù)個潛在的利益主體。四是要實現(xiàn)從單純的“法律思維”到“法律思維與政治思維相結合”的轉變。對這類案件，只有將法律與政策結合起來才能妥善地予以解決。因此，無論是從案件性質還是從法院功能的角度出發(fā)，都要求法官必須將法律思維與政治思維結合起來，不僅要善于從“案件之中”來研究案件，而且還要善于從“案件之外”和“案件之上”多角度、多方面地分析思考問題，決不能就案辦案、機械司法。我們正處在一個變動不居的時代，利益主體和價值觀念的多元化，人們對法院判決有各種各樣的看法不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然的。實踐證明，訴訟調解在人民法院民商事審判中有較大的發(fā)展空間。著名法學家華倫滋曾經(jīng)指出：“判決理由是區(qū)分司法擅斷與司法民主的分水嶺；如果判決可以不給理由，所謂權利保障和上訴審查都將變得毫無意義。如果法官不在判決書中對當事雙方的爭議一一作出回應，那么，審判程序不僅不能吸收不滿，反而會將不滿集中到法官身上，使法官和法院成為訴訟雙方攻擊的對象。因此，判決說理的關鍵，就是要將法理與情理結合起來，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增強司法裁判的親和力。”真正的法理和情理是相通的，否則法律就會寸步難行。所以說，審判是一門藝術，判決說理是法官智慧的集中體現(xiàn)。綜上所述，貫徹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以科學的發(fā)展觀指導人民法院工作，建設和諧穩(wěn)定、民主法制的公平正義社會，是憲法和法律賦予人民法院的職責與任務，當中刑事審判的核心是懲治犯罪，實現(xiàn)司法對人權的保護，嚴肅執(zhí)法非常必要和重要。從本土的文化傳統(tǒng)看，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道義精神，最后總是在武俠復仇，好漢結拜，急公好義中得到弘揚。由于法律精神的缺失，法治傳統(tǒng)的缺失，公眾甚至相當文化層次的公民往往以情理來理解法理，卻不能理解和接受法理是不能摻雜情理因素的。這就要求我們只能立足于情理為大的國情，以及法律文化和法律傳統(tǒng)缺乏的現(xiàn)實，通過法官的刻苦努力，把抽象的法理，理想的公正價值追求，用深入淺出的語言，轉換表達為公眾可以接受的情理，或追求二者交合的最大化，以增加審判工作的接受度，從而提高法院工作的公信度，即使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得到最大程度的統(tǒng)一。做到了這一步，法院自身工作的艱辛、社會公眾根本利益的公正價值、理想追求與社會對司法效果的認可落差就能逐步縮小?，F(xiàn)通過再學習再教育結合自身工作實際談幾點體會。在中國古代，“法治”即“以法治國”，經(jīng)常與“德治”、“禮治”、“人治”相提并論，主要被作為一種治國方略和理念來理解。今天，我們使用“法治”的概念，是指國家在多種社會控制手段面前選擇以法律為主的手段進行控制和治理，即“依法治國”。（二）法治是一種理性的辦事原則。其基本含義是：在法律制定之后，任何人和組織的社會活動都要受到既定法律的約束和規(guī)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對隨意廢法和立法，強調法律的穩(wěn)定性、連續(xù)性、普遍性和一致性，認為在法律面前，只有首先承認形式的合理性，才能承認實質的合理性。（三）法治是一種民主的模式。法律歷來有多樣性，通常有專制的法制和民主的法制，而有法律不一定就有法治。（四）法治代表一種文明的法律精神。對人類法治思想與實踐的發(fā)展歷史進行總結和提煉，我們認為當代法治所蘊含的法律精神包括：法律至上、善法之治、平等適用、制約權力、權利本位、正當程序等內容。即“法治社會”的理想狀態(tài)：在法律與國家、政府之間，運用法律約束國家、政府權力；在法律與人民之間，運用法律合理地分配利益；在法律與社會之間，運用法律確保社會公共利益不受權力和權利的侵犯；在國家和政府權力受到有效約束之后，權利在人與人之間得到合理配置的一種社會狀態(tài)。二、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法治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言，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五個方面：（一）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從根本上要求我們實行法治。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個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社會主義法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趨于完善的重要標志。市場經(jīng)濟本質上是法治經(jīng)濟，對權利、平等、自由等法律價值有天然的依賴和促進作用。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