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知識思考構建我國三審終審制的-在線瀏覽
2024-10-01 00:08本頁面
【正文】 分發(fā)揮依據當事人的上訴以統(tǒng)一法律實施中的解釋等機能，而是依靠下級法院的請示、匯報以及在調查研究中發(fā)現(xiàn)的問題作出司法解釋。[4]與西方國家的最高司法機構相比，我國的最高法院具有以下一些突出的特點：（1）廣泛的司法解釋權。（3）既是初審法院，又是終審法院。（5）在司法運作方面發(fā)揮著較強的行政管理性作用。（7）對其法官沒有高資歷要求。[5]從2003年以來的報道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顯然已經注意到這一問題。這是憲法和法律的本質要求，是加強對全國法院監(jiān)督指導的迫切需要，是向最高權力機關負責的必要措施。權利上訴和裁量上訴。后者指某些案件原則上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但如果該案件被認為具有法律規(guī)定的重要性時，經許可后可以上訴，故又稱上訴許可。在當今許多國家和地區(qū)，當事人上訴首先要獲得許可的要求，已普遍用于控制案件數(shù)量以減輕最高法院案件負荷。經許可方能向最高法院上訴的制度目前也在瑞典、挪威、奧地利等國實行。案件的原則上重要性逐漸成為受理第三審上訴的重要考慮因素，當事人的利益退居其次?！盵7]以英國為例，鮑曼（bowman）勛爵在1997年《對上訴法院（民事審判庭）的評審報告》中，提出了12項“民事上訴制度的基本原則”，其中第9項規(guī)定：“惟有提出了重要的法律原則或慣例問題，或者存在再次上訴的其他強制性理由，再次上訴方具備正當性。因為上議院作為最高法院，只能將其注意力集中于相對少量的案件。《民事訴訟規(guī)則》，對于向第三審法院的上訴，惟有上訴申請中提出了重要的法律原則或實務問題，或者存在第三審法院進行第三審的強制性理由，方得許可第二次上訴。法院是否可以采取其他救濟措施等。以德國近年民事上訴制度的改革為例，為實現(xiàn)上訴程序功能的分化，改革的措施之一是把聯(lián)邦法院的工作重心界定在重大法律問題的厘清、發(fā)展法律以及確保法律適用的統(tǒng)一性上。 在美國，1988年以前，涉及聯(lián)邦法律問題的民事案件，當事人都可以上訴到聯(lián)邦最高法院，而且只要當事人提起上訴，最高法院就必須受理。當事人的上訴能否啟動最高法院的復審程序，主要取決于最高法院對該案件的認識。在我國現(xiàn)行的柱形結構的審級制度下，各級法院都以追求案件的實體公正為目標，全面審查案件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 在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按照“一國兩制”原則，終審法院是最高上訴法院。因不服上訴法庭的最終判決而提出的上訴，如果爭議事項涉及的金額超過港幣100萬元，即屬于當然權利上訴。任何其他民事事項，如果上訴法庭或終審法院認為上訴所涉及的問題影響廣泛，或對公眾關系重大，必須酌情決定應否交由終審法院裁決。凡按當然權利提出的上訴，法院不得拒絕給予上訴許可。上訴委員會的決定是最終決定，任何人不得對該決定提出上訴。就建構我國民事第三審程序而言，其首要問題是嚴格限制第三審審理的范圍，規(guī)定當事人只能就原審判決中的法律問題提起第三審上訴。 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的區(qū)分，被廣泛地運用于界定不同審級的功能。在實行判例法的國家，只有那些針對法律問題的判決才能構成對此后的案件有拘束力的先例。在一般情況下，“事實”相對于“法律”而言。事實必須是實情，而非虛構或謬誤的。法律是設想的（conceived），事實是現(xiàn)實的（actual）。在訴訟 中，“事實”需要通過證據加以證明。前者是一種客觀上的認識判斷，后者是一種法律上的價值評判。又如，被告之加害行為存在或不存在之問題為事實問題，至于將該加害行為在法律上應評判為過失行為抑或故意行為，則為法律問題。例如，對于經驗法則的性質，對于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解釋（如“誠實信用”），對于法律行為的解釋（如意思表示是否真實），究竟是事實問題還是法律問題，各國之間甚至一國之內都有不同的見解。這一發(fā)展更多地來自于司法政策上對問題分類的考量，即考慮哪類問題應當或不應當屬于上級法院權力范圍之內，而非來自于對區(qū)分的周密分析。普通法的歷史顯示出可以通過操縱事實和法律的區(qū)分，來擴大（或偶爾縮小）上訴審法院的控制范圍。在法國，對某一事實的定性是一個法律問題。而在英國，行為的定性傳統(tǒng)上屬于典型的陪審團決定的問題，并已實際上當作事實問題。如果把外國法看作法律，根據“法官應當知道法律”的原則，不需要當事人舉證，而應當由法院依職權去主動查明和適用。英國司法實踐采取“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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