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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代經濟學的發(fā)展溯源-在線瀏覽

2024-09-07 07:52本頁面
  

【正文】 租、利息等剩余價值的形態(tài),力圖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的內部聯(lián)系。美國第一代的經濟學家克拉克沿著配第的方向又前進了一步,提出: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經濟的增長,制造業(yè)的產出份額和勞動份額度也會逐漸下降,而服務業(yè)的產出份額和勞動份額會逐漸上升。大衛(wèi)他繼承了亞當其主要經濟學著作是1817年發(fā)表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堅持勞動價值論,系統(tǒng)論述了工資、利潤、價格市場價格、價值規(guī)律等內容,并獨創(chuàng)性提出了級差地租理論,具有邊際概念的初始雛形。 數(shù)理經濟學派的崛起 古諾與數(shù)理經濟學派安東尼古諾(Antoine Augustin Cournot, 18011877),是第一位打入經濟學界的真正數(shù)學家。他有兩位幾個世紀前是、再過幾個世紀之后仍然是大名鼎鼎的數(shù)學家老師,一位是拉普拉斯(Laplace),另一位是泊松(Poisson)。這是一本研究水平極高的著作,超越了當時研究經濟學的學者的普遍水平,又加之是法文版,因此,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至于是被哪一位經濟學家先發(fā)現(xiàn)的,有兩種說法:一說是直到英國的杰文斯最終發(fā)現(xiàn)了這本古諾的著作,并將其介紹給了同行們;另有一說是其法國同胞、且其父與古諾同年同窗同名又幾乎同教名的勒翁數(shù)理經濟學派對經濟學發(fā)展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幾乎所有的理論與實際應用之間都有著不易跨越的鴻溝。不同的前提條件代表著研究者認識事物的不同角度、研究對象的不同側重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要求,因而也就會導出不同的結論和結果。然而,經濟學研究正是這樣一點一滴地取得進步。當布萊克(Frisch Black)和肖斯(Myron Scholes)提出他們在現(xiàn)代金融理論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期權定價理論時,也是包含著許多后來被逐一取消的假設的,例如:歐洲式期權、選擇買權、期間無除息、期間無除權、股票價格遵從正態(tài)分布等等。數(shù)理經濟學的理論一般都被認定為是與數(shù)學模型密切相關的,而這種用數(shù)學模型來推理經濟行為的方法到目前為止,已經日益地被人們所接受,這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發(fā)情況就可以得到很直接的驗證。在全部這些獲獎者的名單中,有九成左右的獲獎者都是因為他們能熟練使用各種數(shù)學方法來研究經濟學而獲獎的。除了那些從獲獎內容上可以明確看出包括有許多數(shù)學理論和方法的獲獎者之外,也的確有幾位看起來似乎與數(shù)量經濟學或者說是數(shù)理經濟理論無關的經濟學家,甚至直到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后,也仍然沒有馬上就獲得主流經濟學家或者說是正統(tǒng)經濟學家們的承認。但是,西蒙博學多才的天性使其在用互相協(xié)調的決策人代替?zhèn)鹘y(tǒng)管理理論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yè)家時,在建立關于“有限度理性”這一解決人類行為問題的模型時,都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應用了許多數(shù)學、統(tǒng)計學與邏輯學的內容,這是他最終能榮贗諾貝爾經濟學大獎的主要原因。看起來似乎他所獲獎的理論會與數(shù)學模型無關,其實正好相反。還有新制度學派的開山鼻祖科斯(Ronald Harry Coase),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諾貝爾獎評委拉思”也許這是人們認為他是繼布坎南之后第二位不因數(shù)學方法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的原因,但殊不知,科斯在二戰(zhàn)期間曾被借調進政府做過大量的戰(zhàn)時統(tǒng)計工作,而此前在倫敦經濟學院科斯主要講授的課程是公共選擇理論,在該領域大量的數(shù)學理論魅力四射,這也是他最終能提出“交易成本”的基礎所在。在兩位惟一是以史學研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福格爾(Robert Fogel)和諾思(Douglass North)中,F(xiàn)ogel主張用數(shù)量分析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史而被稱為“新經濟史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而且有兩位數(shù)學功底非常不錯的鼎鼎大名的老師,都曾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一位是作為管制經濟學先驅的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另一位是號稱“經驗統(tǒng)計學之父”的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而North也被稱為“新經濟史學派”的執(zhí)牛耳者,而且是新制度經濟學派中制度變遷理論的杰出代表。 邊際主義的先驅與代表人物 邊際主義的先驅屠能、杜布衣和戈森在古典經濟學派之后與新古典經濟學派崛起之前,有三個開始使用微積分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學理論問題的邊際學派開始出現(xiàn)。也有一說,認為其二應是指單獨的英國邊際學派,因為杰文斯對邊際學說的貢獻實在是太大了;而其三應是指單獨的具有法國傳統(tǒng)的洛桑學派,該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小瓦爾拉斯被認為是集邊際學派之大成的兩個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邊際主義的先驅包括德國的屠能和戈森以及法國的杜布衣。首先,他是第一個使用微積分來作為經濟推理的學者;第二,他花費了10年時間(18101820),從浩瀚的數(shù)字資料中推導出一些經濟學原則,并根據(jù)這些原則為自己的農莊擬定一個詳細的會計計劃;第三,他創(chuàng)立了一個能補足李嘉圖地租理論的學說;第四,首先提出了邊際的概念以及一些計算實例。工程方面的經歷使他在公用事業(yè)方面的研究有所建樹,1844年出版的《公共工程的效用衡量》中開始使用總效用和邊際效用來衡量社會福利的增減。德國的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 18101858)生于德國的都閏(D252。直到1847年退休之后才開始專心于經濟學著作的寫作,在邊際效用學說方面,他是一位重要的先行者。再加之在書中他自比是經濟學界的哥白尼,因此,他花了20年時間所寫出的經濟學專著《人們間交換規(guī)律的發(fā)展》(Entwicklung der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Werkehrs),在1854年出版之后幾乎沒有銷路,不得不在臨死之前自行收回。瓦爾拉斯在給杰文斯的信中提到說:戈森在許多方面其實都走到了我們前面,我認為有許多規(guī)律性的東西應該屬于戈森。 奧地利邊際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門格爾戈森在當時的經濟學界中也許是由于數(shù)學知識太好而顯得鶴立雞群,這是造成他窮困潦倒一生的重要原因。這在100多年前的經濟學界是不難理解的,事實上如果看一看10年前中國的現(xiàn)實情況,恐怕也是這樣一種情形,目前情況正在逐漸改變,畢竟是大勢所趨。門格爾出生于奧地利的加拉喜亞(Galicia),曾在布拉格、維也納等地求學,于1873年開始擔任維也納大學的經濟學講座教授,但是其經濟學著述的成名之作《國民經濟學原理》(Grunds a tze der Volkswirtschaftstehre)卻是于1971年發(fā)表的,并且自譯英文本,書中行文流暢、言辭華麗,取得較大反響,并由此奠定了他奧地利學派創(chuàng)始人的地位。1900年起,門格爾被任命為奧地利上議院的終身議員,還曾擔任過多夫王子的私人導師,所蒙受的恩寵由此可見一斑。他15歲就入倫敦大學攻讀化學及植物學,因受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家道淪落,而被迫于18歲時輟學,并轉赴澳洲色德勒造幣廠做化驗師。畢業(yè)后于1863年開始擔任曼徹斯特的歐文學院講師、教授,講授邏輯學、倫理學,直到1876年才開始進入倫敦大學任政治經濟學的教授,此前于1870年,開始擔任英國科學促進會會長。1882年,杰文斯46歲時死于海水浴。杰文斯是個天才橫溢的學者,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也是早期的數(shù)理經濟學家,此外還發(fā)表過不少通俗邏輯學的著作,還是目錄學的先驅者,甚至曾用自己的經驗進行過肌肉疲勞狀態(tài)的研究。此時他也在忙于其他問題的研究,直到1868年愛J金肯(Fleeming Jenkin, 18331885)發(fā)表了一篇經濟學論文《供求定律的圖形表述》(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Laws of Supply and Demand),批評杰文斯在早期認定效用無法度量而將供求分析建立在市場活動之上的作法,才引起杰文斯的注意,并以所完成的理論經濟學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作為回答。他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涉及在國民財富的創(chuàng)造中如何使窮人的數(shù)目盡可能地減少、使勞動者獲得適當?shù)膱蟪?,以及如何使財富作為最好的消費,從而將消費理論放置于生產理論和分配理論之前,這就背離了古典的傳統(tǒng)。他除了對邊際效用、勞動理論、資本與利息等均有所建樹之外,其堅實的統(tǒng)計學知識使他在研究金融和經濟周期時也獲益匪淺。關于經濟周期的研究,他在大量統(tǒng)計分析的基礎上所提出的“太陽黑子說”,雖然在今天看來已經過時,但是在農業(yè)生產占很大成份的當時,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集邊際主義理論之大成的新古典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 洛桑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瓦爾拉斯瓦爾拉斯(Marie E39。on Walras, 18341910)是在薩伊(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6]之后法國的第一位大經濟學家,然而他真正開始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時候,卻是在到了瑞士洛桑大學之后。瓦爾拉斯開創(chuàng)了瑞士洛桑學派,同時又親自挑選了他的繼承者帕雷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7],以使洛桑學派能在經濟學研究的領域里源遠流長、發(fā)揚光大。他對基數(shù)效用與序數(shù)效用的區(qū)別、個人最優(yōu)化與集體最優(yōu)化的區(qū)別,是對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最大貢獻。s laur)、福利經濟理論方面的帕雷托最優(yōu)(Pareto Optimum)和帕雷托判別標準(Pareto Criterion)、關于再分配中的帕雷托改進(Pareto Improvement)和帕雷托最優(yōu)重新分布(ParetoOptimum Redistribution)、關于個人偏好的帕雷托非比較性(Pareto Nonparability)以及關于外部影響的帕雷托相關外部性(Paretorelevent Externality)等既引發(fā)爭議又吸引后來者的一系列定理,充分體現(xiàn)了其經濟學研究的獨到之處。瓦爾拉斯對經濟學的貢獻在他生前則是被高估了。從這個角度來說,瓦爾拉斯對經濟學的貢獻在當時來說沒有被高估,而且,瓦爾拉斯韻聲望在今天看來也是越來越高的。一般經濟均衡的思想其實也并非瓦爾拉斯所首創(chuàng),早在1690年巴隆(N. Barbon)即已發(fā)表過這種想法,在配第(W. Petty)、波斯基伯特(P. Boisguilbert)、康悌龍(R. Cantillon),特別是杜果(A. R. J. Turgot)與奎內(F. Quesnay)等人的理論中都可找到一般經濟均衡思想的輪廓。而瓦爾拉斯依靠多方程式建立的一般經濟均衡思想,其真正的來源是波因斯多(L. Poinsot)的一本機械學教科書《靜態(tài)要義》(201。ment de Statique)。與該書中充滿聯(lián)立方程式系統(tǒng)一樣,瓦爾拉斯的一般經濟均衡理論中也充滿著聯(lián)立方程式,這些方程式有的是均衡方程式,有的是條件方程式(限制或者定義恒等式),分別代表著各個不同市場的均衡。在今天學習經濟學的大學生們也可以馬上反駁他的這一觀點,因為即使是線性聯(lián)立方程式系統(tǒng),是否有解也不能從他所提出的這一原則來做出判斷。直到1954年,瓦爾拉斯的同胞德布魯(Gerard Debreu, 1921)和大西洋彼岸的阿羅(Kenneth Joseph Arrow, 1921)才共同完成了一般經濟均衡理論的證明工作,并將不確定性問題引入到了這一領域[8]。 劍橋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馬歇爾馬歇爾(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是英國劍橋學派的奠基者,邊際主義理論集大成者之一,新古典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經濟學界第二位專業(yè)學習數(shù)學的經濟學家(第一位是法國的古諾)。其間被推薦為哲學特別研究生,并先后赴德國研究康德哲學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還到過美國參與研究關稅保護政策。兩年后回國到牛津大學接替剛剛去世的經濟史學家陶因比(Arnold Toynbee)教授講授經濟史,任巴里奧學院的研究員。馬歇爾的愛妻瑪麗配第的曾孫女,也是一位經濟學家?,旣愅辏R歇爾還私下印行了《對外貿易純理論與國內價值純理論》(The Pure Theory of Foreign Trade and the Pure Theory of Domestic Value),書中大量運用幾何圖形以幫助讀者對他所介紹的純理論的理解。他的另外兩部名著是:1919年出版的《工業(yè)與貿易》(Industry and Trade)和1923年出版的《貨幣、信用與商業(yè)》(Money, Credit and Commerce)。此前,由于法國人孟克萊田(A. Montchr233。斯圖亞特(James. Stewart)在1767年也曾出版過同名的著作。而在歐洲大陸,除法國之外,其他國家則較多是使用“國民經濟學”、“社會經濟學”或者是“國際經濟學”等名稱。當年,是色諾芬首次使用希臘文的“經濟學”一詞,如今馬歇爾在英文世界里將這一名詞賦予了新的涵義。在最初三年里,他曾將約翰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原理用數(shù)學公式來表達,將古諾、屠能同英國的古典經濟學相結合,后來又綜合了杰文斯和奧地利學派的邊際效用論。瓊斯(Richard Jones, 17901855)的學說,并在旅歐期間受到德國歷史學派羅雪爾(W. G. F. Roscher, 18171894) 以及德國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馬歇爾對經濟理論的研究涉獵許多領域,他所創(chuàng)造的“局部均衡分析法”與瓦爾拉斯所提出的“一般均衡原理”相比,無論是在講授經濟課程的課堂上,還是在經濟學研究的公開出版物中,前者的使用率都要更高一些。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在詳細討論靜態(tài)微觀經濟理論的同時,他還在隨時提醒其讀者:靜態(tài)分析的結論是不可靠的,局部均衡的微觀分析未能把握現(xiàn)實經濟的主要問題。 家學淵源的經濟學家們 安東尼瓦爾拉斯和馬利—埃斯普里瓦爾拉斯父子安東尼瓦爾拉斯(Antoine Auguste Walras, 18011866)是馬利―埃斯普里瓦爾拉斯的父親,曾出版過幾大本經濟學著作”(他的第一本書是:《關于財富的性質和價值的來源》(De 1a nature de 1a richesse, et de l’origine de 1a valuer), 1831;第二本書是:《社會財富理論》(Theorie de la richesse sociale), 1849;第三本書是《財富理論概要》(Esquisse d’une theorie de la richesse), 1863),說起來也算是名聲不小的經濟學家。奧古斯丁但隨著小瓦爾拉斯的名氣越來越大,人們幾乎忘卻了這位反傳統(tǒng)的教育行政長官?!碑斎?,老瓦爾拉斯對經濟學的貢獻遠不只是生了個兒子。老瓦爾拉斯一生未獲得經濟學教職,因此,把全部希望放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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