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從莎士比亞到蕭﹐在英國戲劇和整個英國文學里都有一個連續(xù)的傳統(tǒng)﹐而其特色則是各個時期都有優(yōu)秀作家在努力創(chuàng)新﹔正是創(chuàng)新豐富又推進了這個傳統(tǒng)。同時﹐英國的演員繼續(xù)以其精湛的演技聞名世界﹐還出現了富后創(chuàng)造性的導演如比特?布魯克。此後﹐英國也出現了自己的“荒誕派戲劇”﹐其代表作家是品特。從50年代后期起﹐更有一批優(yōu)秀的劇作家涌現﹐除奧斯本外﹐還有威斯克﹑惠廷﹑邦德﹑斯托珀特﹐愛爾蘭人比漢﹐青年女劇作家雪拉?德萊尼﹐都以他們或新鮮或有力的劇本在舞臺上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奧斯本的《憤怒的回顧》也標志著本世紀英國戲劇的第二次高潮的開始。艾麗斯?默多克以存在主義者的眼光看人生﹐才思敏捷﹐繼初期成功作品如《在網下》(1954)﹑《逃避巫士》(1956)﹑《一個砍掉的頭》(1961)等之後﹐陸續(xù)有新的小說發(fā)表。還有安東尼?伯吉斯的小說《帶發(fā)條的橘子》(1962)﹐用摻有俄文字的怪誕英文﹐寫一群青年流氓的奸淫破壞以及官方的對策﹐手法離奇﹔伯吉斯的其他作品則是用傳統(tǒng)的技巧寫成﹐其特點在善于諷刺﹐文筆灑脫。韋恩的《每況愈下》(1954)﹑艾米斯的《幸運兒吉姆》(1954)和布萊恩的《向上爬》(1957)等小說開其端﹐奧斯本的劇本《憤怒的回顧》(1956)擴大其影響﹐拉金﹑休斯等人的詩又加深人們對于戰(zhàn)后時期小資產階級生活的平凡﹑粗糙感。戰(zhàn)後一代的青年作家則另有一番心情。威廉?戈爾丁在《蠅王》(1955)一書里寫下了暴露人性丑惡的新寓言。喬治?奧威爾用寓言的形式表達了他對一個高度集中的社會的戒懼。天主教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描寫人的罪惡的存在﹐繼深刻的《問題的核心》(1948)等書之後﹐又寫了一系列他自己稱為“消遣品”的驚險小說。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1944)寫下了一個詩人在戰(zhàn)時最黑暗的年代里對于生﹑死﹑歷史的沉思﹐這里已無多少現代派的手法﹐詩句變得素凈而深摯。愛爾蘭這時已經獨立﹐但是移居英格蘭的奧凱西并未停止戰(zhàn)斗﹐他寫出了《星兒變紅了》(1940)和《給我紅玫瑰》(1943)等直接表現工人反對法西斯的武裝斗爭的卓越劇本。蘇格蘭詩人麥克迪爾米德在掀起“蘇格蘭文藝復興運動”後﹐又寫了歌頌大罷工的《受難的玫瑰之歌》(1926)和獻給列寧的頌歌﹔他的戰(zhàn)友格拉西克?吉本則用詩一樣的散文寫了充滿憤怒和希望的三部曲《蘇格蘭人之書》 (1932～1934) 。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方面也出現了考德威爾的優(yōu)秀著作﹐如《幻覺與現實﹕詩的源泉研究》(1937)。奧登﹑斯彭德﹑劉易斯﹑麥克尼斯等青年詩人在技巧上受現代主義影響﹐在內容上卻反對資本主義。20年代之末出現了普里斯特利的《好伙伴》(1929)﹐寫一個民間劇團在各處演出時的遭遇﹐發(fā)揚了狄更斯的喜劇式的現實主義傳統(tǒng)。對知識分子更有吸引力的是著重寫人與人之間的交情的福斯特﹐他的名作《印度之行》(1924)表達了東西文化在精神上的隔膜。在小說方面﹐繼續(xù)現實主義傳統(tǒng)的更大有人在。就詩而論﹐哈代在20世紀初放棄小說創(chuàng)作而重新拾起詩筆﹐不但寫出了真摯深刻的抒情詩﹐而且完成了一部規(guī)模巨大的史詩劇《列王》(1903﹐1906﹐1908) ?！逗纭?1915)和《戀愛中的女人》(1921)是他的名作。運用“意識流”技巧而成就更大的是愛爾蘭作家喬伊斯﹐他的長篇小說《尤利西斯》(1922)細致﹑深入地寫現代都市居民精神生活的庸俗和猥瑣﹐在結構和語言上都作了大膽創(chuàng)新﹐成為小說發(fā)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F代派還發(fā)表文學理論﹐為他們作品的晦澀與險僻辯護﹐又對過去的作家重作評價﹐如艾略特就抑革命詩人彌爾頓與雪萊﹐而揚17世紀的玄學派詩人。戰(zhàn)爭文學幾乎全是創(chuàng)傷文學。在英格蘭本土﹐兩次世界大戰(zhàn)對文學有重大影響。葉芝寫了《胡里痕的凱瑟琳》(1902)一劇﹐鼓舞了觀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都柏林的阿貝戲院﹐在格雷戈里夫人和詩人葉芝的主持之下﹐演出了他們自己的和新起的愛爾蘭作者包括辛格和奧凱西的劇本。 新戲劇的另外一支強大力量也來自愛爾蘭。蕭的出現使過去一百年英國戲劇不振的局面根本改觀。20世紀編輯20世紀文學的第一個成就是戲劇創(chuàng)作上的突破。然而後者只有零星佳作﹐王爾德的真正成就也不在他的炫耀唯美主義的作品﹐而在他的諷刺性的社會喜劇﹐如《認真的重要》(1895)?！跋壤碃柵伞钡奈纼A向在90年代演變?yōu)獒崞鹱骷业奈乐髁x。另一個重要詩人斯溫伯恩則歌頌民主主義和男女間的性愛﹐所作受法國象征派詩人特別是波德萊爾的影響﹐聲韻與形像富于暗示﹐頗有迷人的力量﹐主要詩集《詩與謠》(1866﹐1878﹐1889)在青年中流行一時。此外阿諾德力圖以古典主義的含蓄糾正浪漫派的恣肆﹐他青年時寫了一些好詩﹐但後來轉向文藝和思想評論﹐另有重大建樹。丁尼生一生致力于提高詩的藝術﹐技巧圓熟﹐抒情﹑敘事皆精﹐長詩《悼念》(1850)深刻地寫出了詩人面對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時所感到的信仰危機﹐雖然最後重申了上帝之道﹐其動人處則在表達懷疑與不安的段落。浪漫主義馀波不息﹐濟慈與雪萊的影響尤著。它的現實主義深化了﹐它的藝術更加精粹﹔它是典型英國的﹐而又對世界文學投下了它的深遠的影響。哈代的一系列使人喜愛又深思的小說﹐如《遠離塵囂》(1874)﹑《還鄉(xiāng)》(1878)﹑《卡斯特橋市長》(1886)﹑《德伯家的苔絲》(1891)﹑《無名的裘德》(1896)﹐是19世紀英國小說的最後的一批優(yōu)秀成果﹐它們成功地使農村的土壤氣息﹑詩樣的溫情和嚴峻的宇宙觀相結合。然而這一時期的大小說家則是詩人哈代。小說的藝術性也有新發(fā)展﹕梅瑞狄斯的文采﹐勃特勒的犀利﹐莫里斯的用古樸以求新鮮﹐吉卜林的活潑和嘲諷﹐都使英國小說更加豐富多彩。梅瑞狄斯的《利己主義者》(1879)細致地分析了英國紳士在婚姻問題上的虛妄的自信﹐而他的《維托利亞》(1867)和《克勞斯威的黛安娜》(1885)又描繪了一類參與政治斗爭的新女性﹔勞瑟福德在《皮市巷的革命》(1887)里寫相信“異議派”教義的手工業(yè)者﹐勃特勒在《眾生之路》(1903)里寫維多利亞時期中產階級的冰冷無愛的家庭生活﹐威廉?莫里斯在《夢見約翰?保爾》(1888)里懷念舉行1381年起義的壯士﹐又在《烏有鄉(xiāng)消息》(1891)里描繪他心目中的共產主義社會。此外﹐這一時期里還有迪斯雷利寫貧富對立的兩個英國的社會小說﹐里德和金斯利寫為社會改革服務的揭露小說﹐特羅洛普寫小鎮(zhèn)故事和以內閣和議會為中心的政治小說﹐科林斯寫對狄更斯也產生了影響的偵探小說﹐都留下了出色作品。更多女作家的出現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而她們各有特長﹕蓋斯凱爾夫人用同情的筆調寫工人斗爭﹔勃朗特姊妹一個把倔強﹑有個性的家庭女教師放在小說的中心﹐讓她對有錢的小姐們發(fā)出抗議的聲音﹔另一個則用熾熱的情感寫愛與恨的故事﹐以荒涼的約克郡的野地為背景﹐情節(jié)中充滿40年代特有的嚴厲性。薩克雷的《名利場》(1847～1848)是另一部有長遠吸引力的巨著﹐用文雅的筆法諷刺了上層社會的貪婪和欺詐﹐而他的《亨利?埃斯蒙德》(1852)則發(fā)揚了英國歷史小說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這些結合﹐加上他對于語言的莎士比亞式的運用﹐使狄更斯的小說不僅內容豐富﹑深刻﹐而且以其藝術上的創(chuàng)新對歐洲現實主義小說的發(fā)展作出了獨特貢獻。狄更斯最初用幽默風趣的筆觸寫了《匹克威克外傳》(1837)﹐使人們感染到他的樂觀主義﹔而不過兩年﹐他就在《奧列佛?特維斯特》(1838)里寫孤兒的苦難和倫敦賊窟的黑暗﹔進入40年代﹐他又寫了一系列小說揭發(fā)崇拜金錢的罪惡後果﹐其中《董貝父子》(1848)尤為深刻﹔《大衛(wèi)?科波菲爾》(1850)是一部充滿人世滄桑之感的成熟作品﹔接著而來的《荒涼山莊》(1853)﹑《艱難時世》(1854)與《小杜麗》(1857)則更見陰郁﹔《雙城記》(1859)強烈地譴責了法國貴族的殘酷﹐也表達了作者對于人民采取暴烈行動的戒懼﹔60年代的《遠大前程》(1861)寫的是前程渺茫﹐而《我們共同的朋友》(1865)則用巨大的垃圾堆來作英國社會的象征。讀者層也在急劇擴大﹔不少新刊物問世﹐開始了逐期連載長篇作品的作法。論爭鍛煉了散文。在宗教界內部﹐出現了圍繞“牛津運動”的論爭。列寧稱為“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運動即憲章運\動”帶來了憲章派文學。她一共寫了6部小說﹐都以鄉(xiāng)下紳士家女兒的婚姻為主題﹐用筆細膩而略帶嘲諷﹐寫出了真愛情的可貴﹐偽善的可笑﹐創(chuàng)造了一類有見地﹑有個性的新的青年婦女典型﹐而小說結構勻稱﹐組織緊密﹐《傲慢與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