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①總之，在中印是競爭對手還是合作伙伴問題上，中印學界見仁見智，但總體上來說，中印兩國學界和媒體對中印關系持樂觀態(tài)度，主張中印合作、既競爭又合作、合作大于競爭者成為主流，主張中印競爭、競爭大于合作者居于少數(shù)。第五種觀點認為，中印是“競爭對手”而非“合作伙伴”。雖然競爭與合作將在今后的印度對華政策中體現(xiàn)為共存的特點，且以競爭為主，但是競爭也不一定完全是消極的，合作也不見得就完全沒有矛盾，關鍵是兩國能否從過去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經(jīng)驗中引出合適的教訓，建立互信，否則歷史的沉渣完全有可能重新泛起。在全球?qū)用嫔?，印度竭力謀求大國地位的戰(zhàn)略，客觀上形成了要與中國競爭的態(tài)勢，盡管兩國在國際舞臺上特別是在經(jīng)濟領域里存在較大的合作空間。阿查瑞婭女士、印度國防分析研究所謝剛先生都強調(diào)中印合作的必要性。④通過建立戰(zhàn)略性伙伴關系，中印已經(jīng)確定了在崛起中合作的決心。有著“東方巨龍”之稱的中國和有著“南亞大象”之稱的印度聯(lián)起手來，進一步加強合作，取長補短，必將創(chuàng)造共同繁榮的景象，必將為兩國近24億人民帶來巨大的福祉，也必將為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做出重要貢獻。反思的結果是，只有友好相處，加強合作，才符合兩國的最大利益。②中國和印度目前都處于經(jīng)濟轉型期，都在深化經(jīng)濟改革?！爸袊w龍”和“印度穩(wěn)象”到底是競爭多還是合作多？中國駐印度大使孫玉璽明確表示：中印之間合作肯定大于競爭。第三種觀點認為，中印“龍象之合”大于“龍象之爭”。中印兩國關系中競爭與合作并存，如果兩國順應歷史潮流，彼此尊重和平等相待，友好合作的關系將是兩國關系的主流，如果兩國非理性地選擇對抗，那無論對中國還是對印度都將是一場災難性。印度的可取做法是，不將中國視為敵人，而是視為能夠在重大問題上進行合作的競爭對手。⑦問題是，中國人應該如何對待在新形勢下的中印合作與競爭關系。⑥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將是本世紀和亞洲最有意義的事件之一，因為國情不同，雙方各有優(yōu)勢和不足，兩國將采取不同的發(fā)展模式，相互之間既有競爭，也有合作。⑤從亞洲層面來講，中印關系的突破可以增進亞洲的安全穩(wěn)定和繁榮發(fā)展。④中國與印度交往，僅著重經(jīng)濟關系是不夠的，還應該多一些文明關系間的交往。中國“兔躍”和印度“龜行”各有所長，可以取長補短，兩國應該根據(jù)自己的國情發(fā)展，積極推動兩國變成發(fā)展的合作伙伴，讓“中印競爭”幻想曲安息。②①④③”印度商工部長卡邁勒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競爭對手”。二、中印雙方對兩國關系的看法進入21世紀，中印兩國政府對中印關系做了新的提升，在官方宣言和聲明中將中印關系明確定位為合作伙伴，即建設性合作伙伴和戰(zhàn)略合作伙伴。進入21世紀，中印兩國以坦率平和客觀現(xiàn)實的心態(tài)看待對方，兩國關系超越了雙邊和地區(qū)范圍上升到全球戰(zhàn)略的高度，具有了平起平坐的戰(zhàn)略伙伴的性質(zhì)：②印度核試驗改變了這一帶有優(yōu)越性的看法。多年來，自從20世紀70年代初外交突破將中國帶回國際社會之后，中國的重點和焦點一直是作為技術和投資源泉以及中國商品潛在市場的主要工業(yè)化國家，特別是美國、日本和歐洲。印度的這一舉動不僅驚醒了對其熟視無睹的中國開始以新的眼光正視這個雄心勃勃的鄰居，而且也使印度找回了與中國平起平坐的大國自信。雖然國際社會普遍認定印度此舉是印巴在南亞地區(qū)核軍事競賽的開始，但印度卻把矛頭對準了中國，將之歸因于中國對印度的威脅。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局面，除了地緣政治利益、中印邊界戰(zhàn)爭造成的長期敵視和隔閡等原因使然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自從尼赫魯時代以來印度世界大國夢的久久未能實現(xiàn)的困擾。③可見，雖然中印兩國對彼此的看法和態(tài)度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但都趨向于一致，即以傾向于中印友好合作的中間派為主流。①第三類是四分法，即印度的對華態(tài)度可以分為四派：第一派是“文明派”，將中印視為古代朋友和現(xiàn)代盟友，往往夸大中印歷史聯(lián)系和現(xiàn)代合作空間，認為兩國關系可以恢復到“印中人民是兄弟”時期那種和平共處、相輔相成的程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中印之間的永恒友誼，這一派是標準的理想主義觀點；第二派是左翼集團及其他社會主義組織，將中國視為楷模和榜樣，視為理想的共產(chǎn)主義國家和社會，他們因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而對中國親善，在所有領域和層次都不對中國進行批判；②“親華派”和“反華派”兩種極端盡管有不同的政策傾向和主張，但都在現(xiàn)政府實行的中間路線的對華政策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接觸—制衡。在印度，人們普遍的看法是“親華”或“反華”都不能界定或反映印度的對華政策。③第二類是三分法，即印度的對華態(tài)度可以分為三派：第一派是“友好派”、“親善派”、“合作派”，亦即“親華派”，主要包括共產(chǎn)黨、左傾的學者和記者、和平主義者、反核和反美分子、理想主義者、國大黨、外交部的主要成員，他們認為中國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都不會對印度構成威脅，歡迎中國的崛起，主張與中國密切合作，認為這符合印度的國家利益；第二派是“對抗派”、“超現(xiàn)實主義派”、“中國威脅派”，亦即“反華派”，是少數(shù)強烈民族主義者，主要限于部分軍隊、情報、思想庫、印度人民黨和一些對中國不了解的教育機構，他們視中國為現(xiàn)實的和直接的威脅，對中國持敵視態(tài)度，對中國存在許多誤解，建議“就像中國對付印度那樣對付中國”，也就是“遏制加包圍”；第三派是“戰(zhàn)略性接觸派”、“理智派”、“實用主義派”，亦即“中間派”，主要包括大多數(shù)政府官員、外交部、媒體、學界和商界，他們視中國為長遠的威脅而非近期的威脅，他們的看法部分地建立在中國對印度的態(tài)度和政策上，要求印度通過發(fā)展自身的軍事和經(jīng)濟力量來對付中國的挑戰(zhàn)，他們的看法可以概括為經(jīng)濟上歡迎，安全上擔擾，主張一種“接觸—制衡”的政策。②—①印度對中國的看法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主要有三類。此外，印度學者還就中國學術界對當今印度的看法做了詳細分析。但總體來講，這并沒有根本上改變中國對印度的看法，即印度對中國的安全還沒有構成現(xiàn)實的威脅。由印度核試驗而引發(fā)的中國對印度的大討論標志著中國對印度從漠視到被動正視的轉變，在此過程中中國對印度的看法也在相應改變。中國對印度的看法分為三種：第一種以學者和外交界為代表，強調(diào)中印的共同利益，主張印度理應成為中國的合作伙伴，中國應該對印度采取睦鄰政策，致力于改善和發(fā)展與印度在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第二種以防務專家為代表，將印度視為一個充滿敵意的國家，主張中國應了解中印地緣政治中利益沖突的一面，并加以防范；第三種是主流看法，是前兩種看法的折中。西方自己花了兩三百年完成了原始積累，然后把一套自以為成熟的制度外衣送給你，要你從上到下改。制度上的東西其他文章經(jīng)討論了太多了。 今天很多西方人和印度人自己認為能和中國比，甚至還會更強大。 雖然經(jīng)常以史為鑒，歷史還是要研究的，畢竟國際關系實際上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有歷史沿襲的。所以現(xiàn)在不可因為緯度而輕視印度今后可能的成就。如果他不是那么心急、貪心，朝鮮臺灣會有足夠的時間被他消化。除去民族性等人文方面的原因以外，兩個點的把握是起決定性的。德國和日本也已經(jīng)失去了最后的機會。這也是為什么印度由于其民族性，沒能把握那些他本可把握的戰(zhàn)略要地（如緬甸，巴基斯坦等），而這些地方恰恰會成為他強大的絆腳石。目前在印度高緯度人種的后代位于社會的貴族階層，缺乏改革社會的動力，就類似于中國的清朝時代。另外氣溫高的地方物產(chǎn)豐富，人容易產(chǎn)生惰性，所以在古典時期靠著上天給予的物質(zhì)條件是很容易產(chǎn)生文明的，但這種文明是很脆弱的。而印度的地緣情況，確實和中國類似，但是印度的緯度實在是太低了。在中國，由于歷史上西北民族和東北民族的不停南下，在清朝以前漢文化文化逐漸被驅(qū)逐積累在東南沿海一帶，而清末的歷次嶺南北伐戰(zhàn)爭和帝國海上入侵，東南文化有所衰落，偏于一隅的東北又和燕山文化發(fā)達起來。動蕩的地區(qū)往往很難積蓄文化，所以文化常常在大陸的一端產(chǎn)生，例如在歐洲，則產(chǎn)生于西歐或北歐，因為人們逃到西歐或北歐則逃無可逃，成為災難時的一個避風港。黃白混種的突厥人則成了中亞的主人，并最終和歐洲聯(lián)系上了。其結果就誕生了個混血種族“突厥”，在唐朝時達頂盛。畢竟雅利安人不可能只向南去印度而不東進。不過同樣道理，想以西域為基地打進來也不可能。這里基本就是做為北方游牧民族的大后方，高原上的農(nóng)牧民族和中原的漢民族出于自身的安全，有時也會去染指一下。匈奴、突厥、蒙古莫不如此。這是為什么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從地緣的角度看，東北的漁獵民族沒有大的戰(zhàn)略縱深，也就是說當他進入中原后，一旦失敗是沒有什么退路的，不會漢族同化，小部分進入蒙古高原也會被游牧民族同化。歷史有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東北的“森林漁獵民族”在入主中原后基本都被完全融進主體民族而消失了，象鮮卑、高句麗、契丹等等，就剩下個滿族還存在于身份證上了。從地緣的角度來看，亞歐民族主體可以三類，森林游牧民族，草原游牧民族，高原農(nóng)牧民族。那是不是說地緣說就不能解釋這些現(xiàn)象了呢？并非如此，“桔生南而為桔，生北而為枳”地理環(huán)境的影響對生物來說始終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在古代人表改變環(huán)境的力量還能弱的時候。那些高緯度的強大民族在成為印度的主人后，也一個個象著了魔似的失去了戰(zhàn)力，被后來的民族重演歷史。反觀古代中國要同時應付來自東北、北方、西部的強大壓力，只能依靠強大的人力修筑長城以自保，地緣條件不是差得一點半點。單從地緣的角度來看，古代印度的地理條件要比古代中國好太多了，兩面靠洋，北面是喜馬拉雅山脈，古代藏民族無力大舉南下；東面是若開山脈科西馬丘陵那加丘陵，加上大片原始森林隔開了東南亞；西面有興都庫什山脈隔開了西部那些好戰(zhàn)的民族。 其實這幾乎是必然的，畢竟沒有哪兩個國家會完全相同。而對于斯里蘭卡這們的小國來說，能夠在兩個大國中玩平衡會生存的更好。 而且印度現(xiàn)在也清醒過來了，趕緊安撫斯里蘭卡。如果把這個國家和印度的關系和中國來做對比的話，我們會發(fā)現(xiàn)有諸多的相似之處，所不同的只是中國那些有可能獨立的地區(qū)大部分被控制了，而印度則是基本上獨立了。也就是說整個南亞地區(qū)都是一體的。 現(xiàn)在言歸正傳。相反， 俄國人在40年后一次性拿出中亞五個國家(五個斯坦)做為安全區(qū)。)在解決了北方的安全區(qū)后，西北仍有太長的邊境線，于是新疆（最起碼是北疆）作為一個緩沖國是不二的人選，三區(qū)革命就是一次嘗試。他的獨立更多是出于大國之間的安全考慮，中俄之間的邊防線太長了，需要一個有足夠大的緩沖區(qū)?，F(xiàn)在這些地區(qū)都納入了中國的直接管轄地，中國的國防線大大的推進了，核心地區(qū)的安全性得到了有效保障。中國歷史上中央王朝直接控制區(qū)大體在長城以南，東北的“滿州”（雖然我不喜歡這個詞，但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用比較貼切），北方的“蒙古草原”，西北的“西域”，西部“青藏高原”，一直是中央王朝不穩(wěn)定的直接因素。當前的中國，大體是繼承了清朝的地圖結構，（外蒙古除外，一會另講）。 說到這里要先說說中國的情況，很客觀的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