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起伏，氣勢磅礴的戰(zhàn)爭場面，成功刻畫了近兩百個人物形象，其中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周瑜、關羽、張飛、等等人物形象膾炙人口，不以敵我敘述方式對待各方的歷史描述，對后世產(chǎn)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編者羅貫中將兵法三十六計匯融于字里行間，既有情節(jié)，也有兵法韜略?！度龂萘x》反映了豐富的歷史內(nèi)容，人物名稱、地理名稱、主要事件與《三國志》基本相同。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國志》留下的固定形象基礎上，才進行再發(fā)揮，進行夸張、美化、丑化等等，這也是歷史演義小說的套路。歷史演義小說大多是虛實相間，主實重虛；古今兼顧，批古判今；一段故事，敘說兩朝的情，一個人物，兼具兩朝的性。《三國演義》一方面反映了真實的三國歷史，照顧到讀者希望了解真實歷史的需要；另一方面，根據(jù)明朝社會的實際情況對三國人物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夸張、美化、丑化等等，給予讀者一些的啟發(fā)，照顧到讀者希望增長見識，統(tǒng)治者希望鞏固統(tǒng)治的需要。它不但比較真實地反映了三國歷史的真實面貌，還反映了許多明朝社會內(nèi)容。書中刻畫了近二百個人物形象，其中最為成功的有諸葛亮、曹操、關羽、劉備等人。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賢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高風亮節(jié)，具有經(jīng)世濟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壯志，而且作者還賦予他呼風喚雨、神機妙算的奇異本領。曹操則被塑造成一位“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奸雄，既有雄才大略，又殘暴奸詐，是一個政治野心家和陰謀家。關羽“威猛剛毅”、“義重如山”，但主要以個人恩怨為前提。劉備則被塑造成為仁民愛物、禮賢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諸葛亮治國治軍的才能，濟世愛民、謙虛謹慎的品格為后世各種杰出的歷史人物樹立了榜樣。歷代君臣、知識分子、人民群眾都從不同的角度稱贊他，歌頌他，熱愛他?？梢哉f，諸葛亮在歷史上的巨大影響已超過了他在三國歷史上的政治軍事實踐?！度龂萘x》雖然突出了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業(yè)等的積極方面，但又把它無限夸大，把他描寫成智慧的化身、忠貞的代表，并將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魯迅評論說：“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因此，《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不是真實的歷史人物，而是歷史小說人物。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復雜，陳壽認為曹操在三國歷史上“明略最優(yōu)”，“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曹操御軍三十余年，但手不釋卷，登高必賦，長于詩文、草書、圍棋。生活節(jié)儉，不好華服。與人議論，談笑風生?！皠讋谝速p，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但是，在《三國演義》中，曹操性格品德中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對他殘忍、奸詐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羅貫中筆下的曹操是奸詐多疑的人物典型。歷史上的關羽為“萬人之敵”一虎將，傲上而不侮下，恩怨分明，以信義著稱，但“剛而自矜”，馬超投降劉備后，封為平西將軍。當時關羽督荊州，修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諸葛亮答信時，稱馬超雖為一世之杰，但不如關羽的“絕倫逸群”，關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但在《三國演義》中，因為他是劉備陣營中的人，又有講信義的特點，所以，就被塑造成“義”的化身。他跟隨劉備，不避艱險。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劉備，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離曹歸劉前為曹操殺了袁紹的大將顏良，解白馬之圍，乃至今后華容道“義”釋曹操。但是《三國演義》中寫關羽下邳投降時相約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禮待他等卻是子虛烏有?？傊?，在《三國演義》中，作者是不惜筆墨，把關羽刻畫成“義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嚴重地扭曲了。陳壽對劉備的評價是：“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白帝城舉國托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但他“折而不撓，終不為下”。在《三國演義》中，作者把劉備描寫成“仁”的代表，漢室皇權正統(tǒng)的繼承者，因而對劉備的仁愛、寬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著力描畫，極盡夸張，但在突出其“仁愛”時卻又落入了“失敗”一面，給人以“仁慈”和“重義”的感覺。電視劇中的劉備常常以淚洗面，哭與淚雖然表現(xiàn)了劉備的“仁”，但又給人以劉備的天下是哭出來的印象，扭曲了劉備是“英雄”的真實形象。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國不是一部英雄史詩式的作品，因為其中人物距英雄都相去甚遠，只是些政客，武夫，梟雄，庸才。羅貫中親身經(jīng)歷了元末的戰(zhàn)亂歲月，他絕不會對長期的戰(zhàn)火不報反感。而三國的開場詞作已經(jīng)清楚地表現(xiàn)出他對世事幻滅的無限感慨，小說中自始至終貫穿的歷史循環(huán)論也充滿了強烈的宿命悲觀色彩。我們或許可以設想，作為一名下層知識分子，他目睹了殘酷的**，體驗到生命的種種苦痛，由揉和了自身的挫折感，因而寫成了這部發(fā)憤之作。中國古典小說的作者們多數(shù)潦倒，郁郁平生，他們未能因作品流傳而受到經(jīng)濟利益，也不能象詩文作家那樣博得功名，所以他們的寫作常常更趨私人化，充滿了若隱若現(xiàn)的諷喻和對文化，歷史的尖銳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