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陽伯鄭長猷為亡父等造像記》，《 新城縣功曹孫秋生二百人等造像記》，《邑主高樹和維那解伯都三十二人等造像記》，《比丘惠感為亡父母造像記》，《廣川王祖母太妃侯為亡夫廣川王賀蘭汗造像記》，《邑主馬振拜和維那張子成三十四人為皇帝造像記》，《廣川王祖母太妃侯為幼孫造像記》，《比丘法生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記》，《北海王國太妃高為亡孫保造像記》，《比丘道匠為師僧父母造像記》，《輔國將軍楊大眼為孝文皇帝造像記》，《陸渾縣功曹魏靈藏造像記》，《安定王元燮為亡祖亡考亡妣造像記》，《齊郡王元祜造像記》，《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記》。二十品的名目最早見于清末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和方若的《校碑隨筆》，此后被社會所公認，、被視作魏碑書體的法帖范本，不僅國內(nèi)珍視，而且享譽海外。龍門二十晶的書法藝術(shù)，端正大方，質(zhì)樸厚重，剛健有力，峻蕩奇?zhèn)ァＦ湫写我?guī)整，排列整齊，大小勻稱。結(jié)體和用筆則在隸、楷之間，表現(xiàn)出其成熟性，也顯現(xiàn)出其過渡性的承隸啟楷風格， 除龍門石窟的造像題記外，洛陽出土大量的北魏墓志，其中們匕魏元懷墓志》、《北魏元懌墓志》、《北魏高猛墓志》、《北魏元肥墓志》等都是魏碑書法精晶。此外，洛陽出土的北齊時代的《北齊姜纂造像題記》等也是魏碑書法的代表作品。千唐志齋 千唐志齋位于新安縣城西的鐵門鎮(zhèn)，距洛陽市區(qū)約45公里，是我國收藏墓志最多的博物館，也是唐代墓志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內(nèi)存墓志石刻一千四百一十三件，其中唐志一千一百八十五件，所存墓志從唐代第一個年號武德到最后一個年號天佑，幾乎每個年號都有，這些志石記載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如武則天改元，安史之亂等。另有西晉、北魏、隋、五代、宋、元、明清、民國等各代墓志二百二十八件。還有墓志蓋以及書法、繪畫、造像、經(jīng)幢等石刻藝術(shù)品。該館為辛亥革命元老張鈁將軍(新安鐵門人)收集民間散落的志石，在其營建的園林\蟄廬\內(nèi)，修建十五孔拱式建筑，將志石鑲嵌于壁而成，保存至今。千唐志齋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藝術(shù)價值。從唐代的第一個年號武德到最后一個年號天佑 ，幾乎每個年號的墓志都有，這些志石記載許多重大事件，如武則天改元，安史之亂等，具有證史、糾史、補史作用。千唐志齋集書法名家的作品于一室，象唐代的顏、柳、歐、褚，宋代的米芾，元代的趙孟俯 ，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王鐸，還有世人鮮見的唐代詩人王昌齡，政治家狄仁杰的書跡和鄭板橋詩竹等。西安碑林 位于西安城內(nèi)三學街15號的西安碑林博物館院內(nèi)。它是我國歷史上保存文物較早的地方，以碑石精華薈萃而聞名中外。其建置的歷史可追溯到北宋乃至唐末五代，是從保存唐代所刻《石臺孝經(jīng)》和《開成石經(jīng)》開始的。這兩種石經(jīng)原來都立在唐長安城務(wù)本坊的國子監(jiān)內(nèi)。唐昭宗天祐元年(904)，佑國軍節(jié)度使韓建縮建長安城時，移集《石臺孝經(jīng)》等一批重要碑石于唐皇城尚書省西隅(今西安市社會路一帶)以防散失。其后，五代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又將《開成石經(jīng)》遷移到同一地點。至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漕運使呂大忠等倡議將全部石經(jīng)及其它重要碑石移至府學街北面(即今碑林)并修建了保護碑石的房屋、廊、亭等建筑，排列了陳列次序，使碑林得到妥善保護，為碑林奠定了初步基礎(chǔ)，遂有“碑洞”之稱。此后，歷朝均對碑林作過修葺并有碑石歸藏。其中規(guī)模較大的一次，是清代乾隆二十一年(1781)陜西巡撫畢沅對碑林的修葺，增置和整理?！氨帧钡拿Q，也從清代中葉以后逐漸確定下來。至民國時期，于1938年成立了“碑林管理委員會”，1944年改為“陜西省歷史博物館”。1949年以后，國家對碑林進行了多次整修和增建，增加了許多有歷史價值和藝術(shù)價值的碑石、墓志，并在原西安碑林的基礎(chǔ)上，利用孔廟舊址建立了陜西省博物館。1991年，在建成陜西歷史博物館后，又改稱西安碑林博物館?，F(xiàn)在的西安碑林，共有6座大型展室、7座游廊和1個碑亭。其中收藏、展出漢、魏、隋 、唐、宋、元、明、清各代石碑、墓志等2300余件，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shù)價值?！妒_孝經(jīng)》現(xiàn)立在碑林的碑亭之內(nèi)，系唐玄宗親筆隸書，由4塊高5米、寬3米的青石拼成，碑額上雕有飛云蟠龍，碑座鐫刻番蓮舞獅，是碑林中刻工精美、碑身最高大的石刻?！堕_成石經(jīng)》刻于唐文宗開成二年(837)，是唐代繼承漢魏刻石校經(jīng)傳統(tǒng)，在太學刻石作為供人?？钡臉藴时尽Ｋ潜种斜Ａ粝聛砦覈F(xiàn)存最完整的經(jīng)籍石刻，內(nèi)容包括《周易》 、《尚書》、《詩經(jīng)》、《禮記》等12部經(jīng)籍，共114石，兩面刻共計228面，65萬余，儼然一座石質(zhì)書庫。清代又補刻《孟子》后，合稱十三經(jīng)。除了作為重要文獻資料的大量石經(jīng)外，在碑林所藏各類碑石中，反映古代中西交通史的，還有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用中國和敘利亞兩國文記載了基督教中景教一派由中亞傳入我國的情況。唐《中尼合文之陀羅尼經(jīng)幢》是我國唐代和尼泊爾人民友好往來的實證。《唐廣智三藏碑》記載一個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國的經(jīng)歷和密宗傳入日本的師承關(guān)系。用中文和巴利維文合刻的唐《蘇諒妻馬氏墓志》，則是中國古代人民與波斯人民友好相處的產(chǎn)物。其他宋代以后有關(guān)記載修建、紀功、賦稅、糧收及農(nóng)民起義的碑刻，如《明德受紀碑》、《荒歲歌》、《興學碑》、《修城記》、《修廟碑》及《平利教案碑》等都為研究陜西省地方史、民俗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具有很高的歷史文獻價值。從藝術(shù)價值來說，碑林的不少碑刻在書法藝術(shù)上是負有盛名的。篆書，有秦代李斯的《嶧山碑》(宋代翻刻)和唐代被譽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的李陽冰所寫的《三墳記碑》、《棲先塋記》等。隸書，有漢合陽令《曹全碑》、《熹平石經(jīng)》殘石及晉代《司馬芳殘碑》等，都是碑林中的瑰寶。草書，則以唐代智永、張旭、懷素等寫的《千文》最為著名?？瑫袣W陽詢的《皇甫誕碑》、歐陽通的《道因法師碑》、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宋翻刻)、柳公權(quán)的《玄秘塔碑》、顏真卿的《顏氏家廟碑》、《顏勤禮碑》和《多寶塔碑》等，都是負有盛名的書法佳作。此外，還有宋徽宗趙佶寫的《大觀圣作之碑》(瘦金體)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閣帖》，也都是舉世稀有的珍品。三 墨跡朱復(fù)戡藝術(shù)館 朱復(fù)戡藝術(shù)研究會于11月9日在山東濟寧成立，朱復(fù)戡藝術(shù)館設(shè)在濟寧市博物館。 先生博覽群籍，學識淵博，上至商周秦漢、魏晉隋唐，下至宋元明清，無論金石書畫、詩古文詞、青銅古玉、無所不通，無所不精。凡老一輩名家對他藝術(shù)無不推崇備至。誠如著名書畫篆刻大家馬公愚對他的藝術(shù)評價云：“朱君不單是篆刻家，也是一位金石學家，他對商甲周銅、秦石漢碑，研究精博，因而他的篆刻古厚渾穆，非一般名家能望其項背。對書法也是取法乎上，無體不精。藝術(shù)館內(nèi)展示著朱先生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早中晚期篆書、行草書、篆刻、國畫精品，既有擬甲骨文、金文，擬《石鼓文》，也有擬秦刻石、秦詔版小篆，既忠于原作又高于原作，風格各具，氣勢奪人。國畫尤其獨辟溪徑，以大小篆功力的線條作人物、山水、花鳥、走獸、高古雄麗，冠絕前人。匆匆考察，橫走歷史幾千年，縱覽藝術(shù)精華，與年輪相伴，和古人對談。觀石刻書法遺跡，體會古人用筆之神妙，刻工之精細。實地考察，收獲知識，增長見識，提高自己對書法作品的理解能力，也深刻體會到與傳統(tǒng)藝術(shù)接軌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