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義的實踐第一的觀點，正確地指出任何理論都要接受實踐的考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并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它要在實踐中不斷增加新的內容；當然，依然存在著“圣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錯誤傾向，這是“四人幫”強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必須堅決打碎。5月13日，有16家報紙轉載此文。到5月底，又有7家報紙轉載。至此，有30多家報紙轉載了這篇文章。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對《光明日報》發(fā)表的這篇文章，“贊成的和反對的都出乎意外的激烈”。[6] 當時，《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遭到一位中央領導的嚴厲指責。根據(jù)胡績偉的記錄，對胡的指責的大致內容是：“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文章否認真理的相對性，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文章說馬克思主義要經過長期實踐證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時代個別國家可以取得革命勝利的學說，只有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十月革命的實踐以后，才能證明是真理。就是說列寧提出這個學說時不是真理。按這種說法，那么現(xiàn)在我們黨提出十一大路線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3年以后，實踐證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們怎么會熱烈擁護，會為之貫徹執(zhí)行而奮斗呢？文章是提倡懷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對真理不存在，真理在起初提出時不是真理，要經過實踐檢驗才是真理。這是原則錯誤。文章在政治上很壞很壞。作者認為‘四人幫’不是修正主義，而是教條主義，不是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而是死抱著毛主席的教條不放。因而現(xiàn)在主要不應反‘四人幫’，反修正主義，而是應該反教條主義。如文章說的，要粉碎人們的精神枷鎖，就要反對‘《圣經》上說了才是對的’，所謂要沖破禁區(qū)，就是要沖破毛澤東思想。文章結尾認為當前要反對的就是‘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xiàn)成條文上，甚至拿現(xiàn)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革命實踐’，就是要反對所謂教條主義，要向馬列主義開戰(zhàn)，向毛澤東思想開戰(zhàn)。文章用很大篇幅講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產黨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們去懷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澤東思想，認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確的地方，認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當僵死的教條，不能當《圣經》去崇拜。很明顯，作者的意圖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難道一句頂一句也不行？難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對嗎？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團結的基礎，如果去懷疑主席指示有錯，認為要修改，大家都去爭論哪些錯了，哪些要改，我們的黨還能團結一致嗎？我們的國家還能安定團結嗎？所以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紅旗，是很壞很壞的?！弊詈筻囆∑降闹С譃檫@次爭論定了乾坤。6月2日鄧小平在講話中著重講了實事求是的問題。他很不客氣地說：我們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不僅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fā)，“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鄧小平還在各個場合表達了對真理標準討論的支持。雖然6月15日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副主席汪東興召集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負責人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批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但鄧小平6月2日講話之后，特別是鄧在東北三省談話之后，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主要負責人紛紛發(fā)表講話，表示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7]兩場爭論的異曲同工之妙 從“普世價值”的爭論回顧“唯一標準”的爭論，歷史已經跨越了30年，但從兩場爭論當中卻依然可以發(fā)現(xiàn)很多驚人的相似之處。第一，兩次爭論都貌似哲學討論，而實際上哲學含量極低。中國之外的哲學學者面對這樣的討論，或許會啞然失笑。假如不對中國當代史的背景有所了解，局外人根本無法理解雙方實際爭論的目的是什么？而參與這兩場爭論最熱衷的人，也往往并不是真對討論命題的哲學含義感興趣的專家。顯然，廣泛的社會參與意味著背后長期積累并爆發(fā)的社會情緒。在“唯一標準”爭論中提出質疑的一方，試圖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政策作出反思；而另一方則代表“文革”中的既得利益群體，或無條件擁護毛澤東路線的群體。而在“普世價值”的爭論中，一方代表著長期以來對中國的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有較多追求的觀點，另一方則把這種要求視為對執(zhí)政黨和現(xiàn)有體制的敵意。第二，雙方都是自說自話，而不是彼此就觀點本身辯駁。盡管局外人可能聽著會覺得很糊涂，甚至莫名其妙，但局中的雙方都很清楚自己要挑戰(zhàn)和捍衛(wèi)的是什么。兩次爭論中都有一方非常敏感地把批判對象和政治訴求聯(lián)系在一起加以總結。比如，在“真理標準”討論中“凡是派”如此概括：“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們去懷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澤東思想，認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確的地方，??作者的意圖就是要砍旗”。而30年后反對“普世價值”的一派也用相似的論調批評對方：“其邏輯正是借把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奉為‘普世價值’而企圖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借把全盤西化奉為‘普世價值’而企圖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里觸及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問題。”顯然，兩次爭論都不是在學術層面按照符合邏輯的討論規(guī)則相互交鋒，而是各自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兩次爭論都有一方表達出對現(xiàn)行體制和政策的反思和批評，而另一方則表現(xiàn)出對現(xiàn)行體制和政策的高度認同。應該說，這類爭論的目的是“站隊”與表態(tài)，并非學術和理論的探討。第三，兩次爭論的立論在哲學層面都有值得推敲的地方。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并沒有錯，但若說成是“唯一標準”，則顯然值得商榷。在哲學層面上，是否存在著“普世價值”或者需要提倡“普世價值”，其實也是值得推敲的（見筆者分析老子與孔子，盧曼與哈貝馬斯的分歧）。兩次爭論的立論方都有一層窗戶紙沒有捅破：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時，起初并未明確表示應當“停止批鄧”，而關于否定“兩個凡是”的看法也是到后來才逐漸清晰的；同樣，在“普世價值”的爭論中，盡管在哲學意義上主張“要推廣普世價值”的觀點是值得推敲的，但在中國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里，它卻代表了一種社會進步的傾向，它隱含的潛臺詞是把尊重人權和生命，乃至民主、憲政和言論自由這些國際普遍尊重的價值觀念在中國推廣普及。這種主張的指向，其實是在汶川大地震的悲劇之際，非常清晰地對中國過去災難中一些違反人道、新聞自由等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價值觀念的反省。熟悉中國現(xiàn)實的人都會理解，這種主張當然是有的放矢的，它所針對的是眾所周知的一些“左”的陋習。例如，在地震災難發(fā)生后往往會按慣例壓制新聞報道。，到了1月9日《人民日報》才發(fā)表新華社消息“毛主席林副主席親切關懷受災民眾，當?shù)剀娒裥判陌俦兜剡M行抗震斗爭”。這則消息只籠統(tǒng)地說，“昆明以南地區(qū)發(fā)生一次7級地震”，對具體地點和災情卻只字不提。時隔30年后，這次地震的死亡人數(shù)和財產損失情況才被披露出來。又如，宣傳上往往把救災政治化。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發(fā)生后的第二天，《人民日報》發(fā)表了“災區(qū)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發(fā)揚人定勝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災”的新聞；8月27日又發(fā)表了“抗震救災現(xiàn)場的一次批鄧會”；9月7日再發(fā)表“抓批鄧促生產”。而在海通地震后，媒體報道的不是災情和真實的救災情形，而是“省革委會派專人專車，星夜兼程把紅寶書《毛主席語錄》、金光閃閃的毛澤東畫像送到災區(qū)群眾手中?！痹偃纾斪匀粸暮Πl(fā)生之后，政策上片面強調自力更生，謝絕英、美、日等國包括聯(lián)合國的善意援助，單純強調“毛澤東思想是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8] 遺憾的是，對于“文革”和極權體制的深度反思，在中國當下依然是禁區(qū)。因此，對于“文革”中極左思想的余脈作直接的批評，也不得不有所顧忌。事實上，借傳播普世價值的名義，相關說法實際的指向是批評極左的、違背人類文明潮流的價值觀。這自然是一層不便捅破的窗戶紙；而一些人跳出來反對這種反思時，也同樣不把這層窗戶紙點破，于是就造成了這類討論的曖昧性。30年前把實踐說成是“唯一標準”，和30年后把人權，新聞自由等說成是“普世價值”，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其中的微妙，有待人們去慢慢品味?！拔ㄒ粯藴省钡臓幷撟罱K以改革派的勝利而告終；關于“普世價值”的爭論，眼下并沒有明朗的勝負。從30年前的經驗來看，這樣的爭論也許正預示著歷史轉折的下一個十字路口的到來。